再者呢，是因为薛岳将军对黄其弼比较尊重，给了他一个少将的牌子。所以，这次死在日本鬼子手里的不只是个县长，还是个将军，更是个万民景仰的抗日英烈。
报纸上这么一登，无疑更加证实了黄其弼殉职的消息准确无误，全家人这才彻底地绝望了。
黄杭智当时已经满了十二岁，醒事了，所以哭得很是伤心。
也就过了四五天吧，湖南省政府在耒阳为“壮烈殉职”的抗日英烈黄其弼举行了一个追悼会。
由于桃江在湘北，耒阳在湘南，两地隔得实在太远，战时交通也不方便，所以接到省府的电报通知后，娄蕙把孩子们全都留在家里，自己一个人去了耒阳。
嗨！追悼会那场面，连出自官宦之家的娄蕙也从未见识过，耒阳人更是开眼了。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薛岳将军登台主祭。
有他这统帅级的人物出面，后面比他少了一颗星两颗星的将军跟了一长串。
耒阳是个小县城，家家商铺住家门前设起了香案。全城百姓万人空巷，按古老风俗，给予民族英雄和重要人物过世的葬礼规格。
街面上花圈如海，挽联飘飘。士兵与警察的枪筒里插着一朵白纸花，平民百姓人人则臂戴青纱，“瞒天过海”，集体在大街上为英烈“拉纤”。
追悼会一过，国统区的主要报纸大都发了消息。
这动静就弄得越来越大了，后来连日本人的陆军战史里写到“江南歼灭战”时，也留下了短短的这样一行字：“湖南南县县长黄其弼殉职。”
即便是不共戴天的对手，日本人也表现出了对黄其弼的尊重。
时代不仅呼唤英雄英烈更急需更多的英雄英烈，对已经诞生的英雄英烈大张旗鼓地给予表彰和宣传，自然是政府的当务之急。
妙的是，悲剧转换为喜剧仅在旦夕之间，让人的感情天上地下，防不胜防。
就在追悼会结束的第二天，住在招待所里的娄蕙思家心切，刚准备动身返回桃江，抗日英烈黄其弼突然活鲜鲜地出现在她眼前。
雷马克在《西线无战事》里描写的故事情节在这一对中国夫妇身上重演了！
是人是鬼？是白日做梦还是真的？
仿佛瞬间遭到重击，脑袋轰的一响，娄蕙一把扶住门枋，瞪着归来的亲人瞠目以视。
黄其弼眼泪汪汪地大喊：“娄蕙，我活着，我没死，我是其弼啊！”
这是怎样的丈夫，堂堂国民政府的南县县长、国军少将，蓬头垢面，胡子老长，形如乞丐，中山装臭气冲天，裤脚满是泥泞。但驳壳枪还在，依旧甩丁甩当地吊在屁股上。
身后，还跟着他从南县带出来的一帮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十几名南县警备队的黑皮警丁。
除此之外，还有这些人的家属，哭哭啼啼，黑压压的一大群。
当弄清楚这一切不是梦，站在自己眼前的真的是活生生的丈夫时，大家闺秀娄蕙悲喜交织，不管不顾，当着众人的面一头扑进黄其弼怀中，搂着丈夫便号啕大哭起来！
稍后才知道，黄其弼大难不死，并没有殉职。
日本人进城的头一天，他带着县政府的属下，先组织老百姓疏散，随后才于八日这天和警备队的人一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从南县撤出来，和许许多多的溃军难民一起被日本鬼子包围在了厂窖。天上是飞机炸，地下是机枪扫，他们没命地往树林里钻，朝芦苇林子里躲，夜里抱着破碎的船板在河上漂。好几次与鬼子碰面时也开过火，鬼子死没死，死多少不知道，反正同行的人死了不下一半。他们历经九死一生，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逃到了酉港，经汉寿到了常德。这一路上走了十来天，先打算走路去长沙，眼看都快到了，却听说省政府前些时候转移到了耒阳，这才扭头寻了过来。
大张旗鼓正在宣传的“抗日英烈”活着回来不会让当局和薛长官有丝毫的尴尬，战乱时候，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人没死英烈的身份自然就取消了，不过，县长将军照当。
黄杭智在博文里说：“我父亲组织老百姓撤离后才离开南县，幸而跑得快，才没有被日本兵打死，后来发现跟着他跑的勤务兵左腋的棉袄被子弹打穿一个洞。”
（1）引自1944年7月21日《蒋中正在黄山整军预备会议上的讲话》。
（2）引自1944年7月21日《蒋中正在黄山整军预备会议上的讲话》。
（3）中国湖南、湖北两省在湖泊地带挡水的堤圩，亦指堤所围住的地区：垸子、堤垸、垸田。
（4）吴浩然：《我们在中国干了些什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