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7点来钟，李修凯带着程诚副处长和两名战士，坐着一辆美式吉普车从“慈居”驶出，回到枣子岚垭的住所里提出一口皮箱，收拾好行李，然后原车返回慈居。
皮箱里有两本电台密码、两部CMC特工电台、《西南特区潜伏组台布建情况》和《川康滇黔四省潜伏组台名册》和特务证件，以及一批文件。
李修凯还交代说：重庆、成都建立潜伏组台各3个，城口等8县、市各建一组一台，加上云南、贵州、西康，共布建潜伏组台28个。由他亲自负责布建的8个组台中，万源台已布建完成并开始工作，城口、巫溪两组已建成，万县、黔江组和重庆3个组的人选业已物色妥当。重庆3个组的组长是李卓岩、丁剑萍和申维嵩。
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根据李修凯提供的有关潜伏特务的名册，在中正路（现新华路）新世界饭店旁的耀华玻璃店楼上和民生路仁记自行车行，挖出了邹俊明、黄洵两个万能潜伏台，缴获特工电台两部、特务活动经费黄金20两，并掌握了青年路丁香皮鞋店老板丁剑萍和李卓岩、申维嵩潜伏组台的线索，终将由李修凯布置在重庆市区的潜伏特务一网打尽。
由于特务在城里活动很猖狂，为了李修凯的安全，只好暂时让他住在“慈居”二楼上的一间屋子里，还把他妻子王芸接来照料他的生活。住在“慈居”，他也是自由的，有事时可以自行上街办理。李修凯不仅政治上得到宽大，生活上也享受中灶伙食标准。
8日，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刘明辉部长接见了李修凯；随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兼西南公安学院院长赵苍璧也同李修凯谈了话，请他吃了饭。他们均热情地肯定了李修凯主动自首的行动，并鼓励他继续走立功赎罪的道路。
面对两位领导的鼓励，李修凯忍不住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心病。
军统大老板戴笠不仅杀人如麻，而且是个色情狂。从大明星胡蝶到特训班姿容出色的女学员、甚至下属的老婆，一旦被他看上，他都肆意霸占。这在军统内部，已是公开的秘密。
可是，李修凯万万没有想到，戴笠的魔爪居然会伸向他的老婆孙维馨。
孙维馨是李修凯的前妻，长得十分出众，那时在磁器口中美合作所附属的立人小学当教师，自然也属戴笠的下属。戴笠有时到中美合作所内的松林坡别墅（即后来的戴公祠）小住，便看见了这位带着孩子到山坡上玩耍的女教师，戴笠邀请孙老师到别墅内“个别谈话”。此后，又无数次派人来请孙维馨，名为“个别谈话”，实为暗度陈仓。李修凯犹如乱箭穿心，却无勇气声张，只得悄悄将孙维馨转到南岸某小学教书，可同样难逃戴笠耳目，经常派车前去接孙维馨到戴笠的住所“个别谈话”。
久而久之，这事在军统内部也传开了。李修凯戴不了这顶绿帽子，只好忍悲含泪和孙维馨离了婚。
1947年11月，李修凯在南京与年轻女子王芸再次结婚，出于前车之鉴，他采取了金屋藏娇的策略。1948年8月，他到重庆后，谢绝西南特区给他安排的房子，瞒着上司，化名李学恒，租用了韦家院子，作为夫妻住所。
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陈锡联、第二书记张霖之听取了张若千处长关于李修凯自首情况的汇报后，张霖之同志指出：“在蒋介石政权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一个军统少将在对国民党彻底失望的情况下，向人民投诚，应该是真自首，王朝末日有贰臣嘛！”
12月25日，李修凯返回枣子岚垭中央合作金库住宿。
离开“慈居”前，程诚副处长还请李修凯到民族路皇后餐厅特别雅座吃饭。
这以后，李修凯每天到守备街青年里5号公安部二处管训科（原西南长官公署民政处处长周开庆公馆）特务登记处办公，和解放军干部们一起听取前来登记自首的特务的交代。每隔三天，集中对自首特务作一次现身说法教育。此外，他还现场识别出一批隐瞒真实职务以图避重就轻的特务分子，动员一些特务自首登记。
12月18日，李修凯在中华路德胜戏院（现胜利剧场）前面的街上，突然在熙熙攘攘的行人中发现了重庆的大叛徒、原重庆市地下市委副书记、后保密局西南特区专员冉益智从民生路方向走来，心中不禁大喜，急步冲上前去，当胸一把抓住冉益智的衣领，大喝道：“冉益智，你这个共产党的大叛徒。走，跟我到公安部去！”
冉益智一愣，看到抓他的人居然是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少将副区长李修凯，也紧紧将李抓住，一口一个“你这个特务头子”地嚷叫起来。
两人在闹市区大街上你拉我扯，都想抓住对方立上一功。
周围群众不知所以，团团围观。
李、冉二人撕扯着来到魁星楼（现解放碑405路车站附近）警备司令部大门前。
门卫不知底细，赶紧向上级汇报，上级用电话通知二处，张若千才派人来将他们带回。
这一切表明，李修凯的自首是真诚的。
回到家里的李修凯也难以丢掉他多年形成的职业特点，他外出从不离滑竿、人力车代步。他坐人力车，总是在目的地之前或之后下车，并老是借下车之机转身付钱，警惕地窥视身后，而且，他步行时还喜欢钻死巷子，到了尽头又突然返身回走。而下梯坎时，则总是快步如飞……
1950年1月21日，《新华日报》刊登消息：“在我宽大政策感召下，特务头子李修凯投案自首。交出特务证件、电台、手枪及保密局文件档案。”同时刊出了李修凯的《自新书》。
在“12·28”全市大逮捕、大镇压和李修凯自首两种事实面前，在共产党的政策的感召下，一个来月的时间里，有900多名特务前来青年里、民生路33号、张家花园和西南公安部各分局自首登记处自首。
李修凯身患肺病（当时是不治之症），人民政府给予了很好的照顾，多次安排他住院治疗，并安排王芸到市税务训练班学习，毕业后在税务机关工作（今犹健在）。
1952年夏，李修凯因肺病不治身亡，走完了从党国忠臣到王朝末日贰臣这一人生历程。临终前，他在遗书中满怀真情地写道：“重庆解放，人民翻身，解放军给我带来了光明，让我过了两年零9个月9天的光明生活，现在，我可以微笑着安息了。”
那一天，李修凯面对白公馆的101名战犯所作的关于自己如何走向新生的讲话在学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活生生的事实使他们认识到：任何人只要立功，便可争取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