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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大”之后，为了加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专门从北京调来“五四运动”的急先锋、优秀的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到上海出任这个组织的书记部主任（不久又由李启汉担任此职），并在沪西小沙渡槟榔路北锦绣里3号成立了第一所工人补习班，开始对工人进行革命教育和文化补习，其间大批优秀的工人参加了中共组织。
“三大”后，中共又加强了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配备了最有经验和忠诚于革命事业的杰出工运指挥者担当组织指挥全国的工人运动。而上海作为工运的最重要阵地，中共派出了邓中夏、项英、何孟雄、刘华、何秉彝等坚定的革命领导者，这些同志后来无一例外地牺牲在与反对派斗争的街头与刑场……
让我们暂且收起这份悲切，回到黄仁烈士流血的石子街头。这是因为，每一场急风骤雨的伟大革命和斗争，常常是因一个小小的事件触发的。
与黄仁同在21岁时被他人终止生命的另一位，是上海人都知道的，他叫顾正红，工人，牺牲前三个月才入的党。他是死在帝国主义分子街头挥舞屠刀下的第一位中国工人。
顾正红之死，**了中华民族的一根主筋脉，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和指挥，它震撼和动摇了整个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黑色统治……
我们来看整个事件的起因与发展：
在日本人开的内外棉厂工作的顾正红，是位贫苦家庭出身的工人。在他不到十岁那年，因为苏北老家旱涝虫灾频发，其父不得不抛下妻儿老小，只身到了上海做工，住在苏州河边的闸北贫民窟。顾正红16岁那年，老家又发一场洪水，一家八口人便搭乘一只小船，一路行乞，逃荒来到上海与父亲团聚度日。然而“十里洋场”绝非穷人的天堂。顾正红的父亲无法靠一个人的微薄工资养活全家人，顾正红的二弟到上海没多久就活活饿死，而全家其余的人也只能食一顿、饥三顿。1922年，17岁的顾正红在乡亲的帮助和托情下，进了日商内外棉七厂当扫地工。
那时日本人在上海开的厂，对中国雇工的压榨到了极致，是“吃了我们的血，还要剥我们的皮”，环境条件极其恶劣，工人们每天劳动时间长，还动不动扣钱被打。顾正红老实本分，但也受不了“工头”的无理欺压，因为厂里有“规矩”：凡新进厂的人，大半年拿到的工资，必须交给“工头”作为“酬谢”。家贫的顾正红受不了这气，有一次发工钱时他便问“工头”：凭什么你总拿走我的工钱？那“工头”眼睛狠狠地盯着他，没有说话，却挥手上前，重重地给了顾正红一巴掌。
血气方刚的顾正红怎能忍受如此欺凌？数日后，他约了几位小老乡，跑到“工头”家，狠狠地把对方揍了一顿。这还了得！厂方的日本资本家就此将顾正红开除出厂。
后经穷工友们帮忙，顾正红到了日本人开的另一个内外棉九厂上班。可顾正红看到的九厂情况与七厂无异，甚至这里的日本人对中国工人更加残忍。难道天下的乌鸦真的一般黑？
顾正红开始思考。也就在此时，由地下共产党组织开办的“工人补习班”开到了附近。顾正红在这里知道了帝国主义压榨工人的原因和奋起抗争的诸多道理。也在这里，他还知道了穷人的救星——共产党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和组织罢工的实践，顾正红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21岁的他明白了什么叫“革命”和与帝国主义代理人斗争的方式……而这些道理和革命的引路人是一位比顾正红大6岁的上海工运领导人之一的刘华。
“天下穷人是一家。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一把筷子就不那么容易折断了。这说明我们工人只要团结起来，战胜帝国主义资本家和狗腿子们是完全可能的！”“补习班”的夜校里，刘华的话深深地打动了顾正红。
“对呀，我们工人的人数比资本家和狗腿子多多少？只要联合起来，还怕他们欺压吗？”顾正红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他把这个道理跟其他工友们一说，大伙纷纷认同。于是从1924年秋至1925年初的几个月时间里，顾正红在邓中夏、项英、刘华等地下共产党员的指导下，动员他原来工作过的内外棉七厂和现在的九厂工友，积极参加沪西工人俱乐部。参加的工友像滚雪球似的增加，短短三个多月中，周边的十九个日商纱厂全都建立了工友俱乐部内的秘密组织，参加工人达千人。
顾正红此时渐渐成为了这些工友中活跃的骨干分子。
1925年2月2日，内外棉八厂日本厂主制造事端，凶狠殴打女工，同时开除大批男工，并指使租界的巡捕房逮捕工人代表。已经经过党哺育的工人们一致起来与日商资本家进行斗争。此时中共“四大”在上海也刚刚召开，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组织和领导一场大罢工。邓中夏、李立三、项英、王荷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也为烈士）、恽代英、刘华等迅速来到工人中间，于当月9日，有9家日商纱厂、6个日商纺织会社的34111多名中国工人一起举行大罢工。当罢工的工人队伍高举“反对东洋人虐待！”“反对东洋人打人！”等标语，高喊着“从前做牛马，以后要做人！”等口号，浩浩****向浜北华界行进时，一路上又受到上海市民和其他工厂的工人们欢呼与伴行……于是渐渐形成了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吓得日商资本家们纷纷躲到租界的巡捕房内。
但罢工的工人们没有想到的是，租界巡捕房勾结上海淞沪警察厅派出大批武装人员，对罢工工人和领导者进行大逮捕，包括邓中夏在内的56名共产党人和工会干部被捕。然而由于我党组织有力，再度进行更大规模的罢工，迫使日商资本家坐下来谈判，最后以释放被捕人员和四项协议（一、今后如有虐待工人，准告厂主办理；二、工人回厂照旧工作；三、储蓄金满5年发还；四、工资准两星期发一次等）签署为条件而取得罢工全面胜利。
次日下午3点，工会代表到警察厅迎接被捕的邓中夏和其他工人出狱，沿途数以万计的工人和市民放鞭炮夹道欢呼，场面空前。
“二月大罢工，不仅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邓中夏发表文章称。
参加和领导过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项英也发表文章，并且对纱厂工会内部也提出了非常有创意又能吸引工友感情的“十六字”工人俱乐部宗旨：“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相互扶助、共谋幸福。”
顾正红入党就是在这个当口。当时上海原本只有8个党小组，因为“二月大罢工”和它的胜利，尤其是在邓中夏、项英的力主下，在中共中央内部提出了要多发展工人党员的意见，至1925年4月底，上海党小组已发展到15个，党员人数也从119人上升到218人，革命的火种增加了一倍！
然而，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斗争才刚刚开始，革命的严酷也才露出一丝缝隙……
1925年注定是中国的一个格外悲惨和动**的年份。到了四五月份，以棉纱为主要产业的上海工业界面临一场因世界形势带来的商业惨局：由过去的棉贱纱贵，一下成了棉贵纱贱。这就意味着它给产业工人带来更加不利的局面。针对这一形势，我党领导下的工会和工人俱乐部改变斗争方式：各厂工友轮流怠工，此起彼伏，相互配合，斗得日本资本家不堪招架，有苦难言。
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没那么轻易被中国工人的斗争所打退，5月14日，在上海的日本纺织同业会宣布“断然处置，关闭工厂”来应对中国工人的斗争，有的日本厂借机大批开除工人。
形势发生激剧变化。
顾正红接到工友报告，直奔浜北潭子湾三德里的工会驻地，听取刘华代表党所作出的斗争指示。“我们不能接受日商资本家的这一招，尽快通知各厂工友，即使厂方借机会开除工人，也要让工友们照常上班，绝不能上他们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