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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时间定在这月的24日。
一切都在等待浙江方面的消息——上海的罗亦农、赵世炎和汪寿华每时每刻都在聆听杭州方面的消息，然而前方的消息大出意外：浙江省长夏超在率部进军嘉兴时，遭到由北而南向杭州进军的孙传芳部沉重打击。10月22日，夏超只得率残部向余杭退出。23日，孙军进入杭州，并派兵追击夏超，在余杭公路上将夏超打死。
“不行了！立即停止起义！”10月23日晚，原计划的武装起义无法再继续起旗了。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在研究形势后，迅速向中央报告并获得批准后，马上作出新的决定。然而，此时已深更半夜，有些地区的工人纠察队未能及时接到停止起义行动的通知，便开始与警察发生冲突，后果自然与计划和设想的有了严重差异……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10余人在冲突中牺牲，百余人被捕。
次日凌晨，第一次起义宣告结束和失败。
中共中央对此武装起义的失败非常重视，令汪寿华到武汉向中央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张国焘通报武装起义的经过，并再次强调上海搞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要求借北伐大军之势，再次进行武装起义，这样上海必有可能在中国共产党的掌握之下。
能把大上海的政权“拿下”，这不等于像俄国列宁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在圣彼得堡所进行的“十月革命”吗？听上海同志信心百倍地讲述武装起义成功把握，年轻的中共中央自然也十分期待和希望，张国焘等当然全力支持上海搞一次“像像样样”的武装起义。“把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彻底吓得爬不起来！”这几乎是那个年代多数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
就在这样的愿望和北伐节节胜利的革命形势下，上海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又紧锣密鼓地开始准备。
然而，盘踞在上海的孙传芳军阀集团则对组织武装起义的领导者罗亦农、赵世炎和汪寿华等展开生死大搜捕行动。有一天晚上，汪寿华正召集工会干部开会，正准备讲话时，突然从窗口看到两个巡捕往会场走。他一面悄声告诉大家镇静，一边把自己的头发弄得乱乱的。巡捕进门后没有发现他，但看到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知道“有情况”，于是一个巡捕持枪看守和监视现场，另一个巡捕则折身就去报讯。等到大批巡捕赶来，汪寿华已经在工友的掩护下翻墙跑了……
“什么，罗总指挥找不到啦？”也几乎在差不多时间里，突然有一天深夜，工人纠察队同志赵世炎报告道。
“坏了！千万别让敌人抓走了呀！”赵世炎急得直跺脚，然后亲自带人分头去罗亦农在辣斐德路（今复兴路）华冠里的秘密军事训练点附近寻找。
“在这儿呢！”正在大家焦急万分时，一位工人纠察队员在训练点的楼梯边看到正躺在那里睡着了的罗亦农。
“哈哈，我睡着了呀？！”罗亦农看到战友赵世炎和工人同志们围着他直笑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他是太累了。
然而，从当时的形势看，北伐军进攻杭州城的胜利即在眼前，这对上海再次举行武装起义已经到了“时不可失”的时刻。
1927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北伐军进攻杭州之后转向上海途中的松江一带时，开始城内的工人武装起义！
“这回决不能再失手了！同志们，拿出我们所有的本领和坚强的革命精神来吧！”总指挥罗亦农在16日召开的中共上海区委军事会议上，挥动着拳头，誓在必胜。
汪寿华则更紧张起来，因为此次武装起义是以总工会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工人纠察队作为主力的武装暴动。而富有武装斗争经验的赵世炎一面检查起义的各方面准备，一面在18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提醒“我们虽然要尝试暴动，但前途如何，还难预料，必须高度警惕之！”
也就在这一天，北伐军攻克杭州。上海区委立即宣布，19日在总工会号召下举行“全沪工人总同盟”罢工，提出的口号是“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显而易见，所有的人都认为：最佳的武装暴动时机到了！
19日、21日、21日和22日，工人大罢工势如长虹，有达36万人参加。这对与只有2111来人军阀军队和2111来名警察的敌方的较量而言，所有人都认为应该是“小菜一碟”，胜利在握。
于是，22日白天，上海工商学各界和共产党、国民党代表宣布成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
革命政权和胜利曙光似乎就在眼前！
当天下午4时，中共上海区委发出特别紧急通告，动员上海市民在傍晚6时暴动……当起义的炮声响起后，各区工人纠察队立即开始袭击军警，在街头巷尾中与敌人进行着短兵相接的激战。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当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达到**，迫切需要北伐部队援助时，蒋介石却令进军嘉兴的白崇禧部停止进攻上海，而且原本与上海方面的中共组织讲好密切配合的钮永建部队竟然也按兵不动，袖手旁观。
没有外围援助、缺少武器弹药且军事经验不足的工人武装起义，一下陷于孤军奋战之困境。眼看又一场血流成河的悲剧再现时，“上海市临时革命委员会”决定立即停止第二次武装起义。
一把血、一把汗的工人们流泪了，叹气了。
罗亦农、赵世炎和汪寿华等武装起义领导者则在大骂“蒋该死”：他是个不讲信誉的叛徒！是革命的真正敌人！
然而，骂得再凶，也换不回武装起义失败的结果。
第二次武装起义在一片“窝囊”声中收幕。这让上海的许多革命者心生闷气……
“立即调周恩来到上海！”中共中央一道密令传到广州。正在协助国民政府和组织粤港地区工人全力支援北伐军的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军委委员的周恩来接到密令，立即动身。
此次是周恩来第二次到上海。七年前的1921年11月7日，22岁的周恩来来到上海杨树浦码头，乘坐一艘万吨法国巨型邮轮“波尔多斯”号，开始他的留法生涯，从而也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后的七年里，周恩来也曾有5次来上海，不是开会，就是秘密行动，来去匆匆。而此次他再赴上海，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和军事负责人，开始了一段长达5年时间革命最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艰难岁月……
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宣布两项重要决定：立即停止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立即动手扩大武装组织，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成立武装起义特别行动委员会（简称“特委”），为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总书记陈独秀亲自出马任“特委”的书记，委员有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和彭述之等，特委下设特别军委，周恩来任书记。
之后，正式起义前又确定周恩来为武装起义总指挥。
前两次武装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也锻炼了工人和共产党人。同时，垂死的反动军阀则更加猖獗。他们组织了“大刀队”，只要见到贴标语和呼口号者，逮住就砍头。然而即便如此，也没有吓倒工人和进步的学生们。原商务印书馆老工人任其祥说：“他们的残暴吓不倒我们，我们还是照样进行巧妙的宣传活动。为了和敌人周旋，我们宣传队分作两批，前一批上街呼口号，有意吸引大刀队来追捕。第二批宣传队早已在街头到处贴标语和散发传单，而后迅速撤走，弄得大刀队疲于奔命，顾此失彼，处处扑空。”
于是，军阀又使出毒招，将起义中牺牲的工人和学生的头颅割下来悬挂在电线杆上，暴尸在街道上示众……同时又在大街上、小巷内任意进行搜身，给市民心理上造成极度恐慌。
“必须以牙还牙！”24日晚召开的“特委”会上，罗亦农等义愤填膺、摩拳擦掌道。
周恩来则示意他们现在更多的是需要冷静下来，认真分析前两次起义失败的原因，同时坐下来一起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
“问题主要还出在我们这边真正起义的主力队伍不够。”汪寿华说。
“还有，周边配合和支援的力量始终没有协调好，所以吃了大亏。”赵世炎指出。
“工人纠察队赤手空拳，没有武器装备，关键时刻使不上劲是根本。”罗亦农挥动着拳头，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