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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会议参加者可以看出，王明从中搞鬼，他把与自己同观点的人拉来参加会议。而按照召开紧急会议通知，已到达上海的六届中央委员、满州省委的唐宏景同志一直住在旅馆，根本就没派人去领他到会场，使他无法出席这次会议。此外，会议开始前还发生了一场冲突：有一个铁路上的党负责人，突然闯进会场，大声说，为什么不通知他参加这个会议？我想他大概应当参加这个会的，而且还知道这个秘密会场，可能王明故意不让他参加。后来此人被强行拉了出去……”
由于会场出现混乱，无法继续下去，最后只好就所谓的“六届四中全会”的合法性进行投票，结果19：17票，王明那边多了两票。显然何孟雄他们根本不服这种被操纵的会议议程。但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总算强行当上了实际上的中共最高领导。
1931年1月7日的这次临时改变了会议内容的“六届四中全会”，对在上海的中共组织内部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代表共产国际的王明实际上掌握了中央领导权，原领导瞿秋白等实际上靠边站；而何孟雄等反对“立三路线”的人，则被诬蔑为“反对中央”（实际上是反对王明）的“右派”。
此时出现了让许多党内同志无法理解的形势与局面。“代英、中夏的命运，就是我们这些人明天的命运了！”
“不行，必须制止这种不正常的错误路线！”
林育南和李求实听何孟雄传达了白天（7日）的中央会议情况后，义愤填膺，因为他们都曾是恽代英的战友，他们亲爱的战友、中国的青年领袖就是因为受“立三路线”的打击、排挤，结果深陷敌囚之中，命运未卜（当时恽代英还没有牺牲）。林育南、李求实，都是“五四运动”时与恽代英在武汉从事学生运动的骨干，也是中共创建初期最早的中共党员，他们或是工运领袖，或是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具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斗争经验。他们与何孟雄等有着共同的忧国忧党情怀，尤其是对“立三路线”和王明那一套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做法很反对。
“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应当向全党同志表明态度，大家一起来帮助我们的党纠正错误，不能再犯立三路线的严重错误了！”
“对，写一封《告同志书》吧！”
“我赞同！”
于是，就在8日这一天，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18位反对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共党员在党内发表了一份《告同志书》。
这对王明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说，犹如头顶轰雷！这还得了吗？
13日，米夫以家长式的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出席了何孟雄召开的反四中全会的干部会议。会场气氛极其紧张。米夫挥舞着双拳，指着何孟雄等人的鼻子，高喊着：“你们反对共产国际代表，就是反党！”“反对共产国际同意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反对共产国际！”
帽子一顶顶地压过来。何孟雄这些中国共产党的老资格党员和理论家们才不怕米夫这一套呢！于是，党内的斗争也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这也导致了1931年1月17日－18日发生在上海的一起历史上有名的“东方旅社事件”——
老上海的“东方旅社”在汉口路、浙江路的西南角，门牌号为“三马路222号”，即现在的汉口路613号。这所在当年属中等规模的西式旅社，据说在当时的上海也算是比较时尚的旅店了。该旅社始建于1923年，有110间房间。因为时尚，所以中共上海地下党为了遮掩敌人耳目，由一批著名的文化人出面租下了这家旅店的几个房间，筹备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务。地下党组织就利用这一地方，定期到这儿“聚会”，借此研究讨论和交流时局形势与传递情报、传达党的精神。所有以前的日子似乎都还平静。然而，自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后，这里变得再也不平静了。
17日，一些预先约好的反对王明、米夫把控的“四中全会”的中共干部——主要是以原江苏省委和“左翼”人士为主的中共党员们准备在此开会讨论相关问题。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天中午过后的一点四十分左右，大批警察包围了东方旅社，之后又在中山旅社、华德路小学等连续“守株待兔”，共抓捕共产党人和左联人士共36人，这就是轰动上海的“东方旅社事件”。
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欧阳立安、恽雨棠等中共高级干部及柔石、殷夫、冯铿等左联著名人士共36人，被敌人“一网打尽”。
之后不几日，残暴的敌人将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恽雨棠以及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等24名共产党人，秘密地枪杀于龙华淞沪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后院的那块草地上……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龙华二十四烈士”。它像一块异常沉重的铅石，一直压在中国共产党人心头，也让许多活着的革命者想起它时感到特别悲凉——
首先是残暴的敌人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如此大规模的屠杀我革命者这还是第一次，且是秘密屠杀；
其二，据说是一个叫唐虞的《红旗报》记者把他们出卖了，根据当时地下党的规矩，如此多的且在不同战线上的共产党人被抓捕，绝不像唐虞这样一个普通记者党员所能做得到的。那么又是谁出卖了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恽雨棠（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等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和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等著名的文化人呢？
令人气愤的是，就在何孟雄等被捕的第二天，王明竟然在上海活动分子会议上又点名骂何孟雄是“反四中全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何孟雄入狱的第三天，他的5岁儿子和3岁小儿子连同保姆一起被抓进监狱。监狱地下党支部通过秘密渠道就如何营救何孟雄等人向党组织征求意见时，王明不仅丝毫没有同情心，反而通知狱中党支部，说何孟雄等新进去的人都是“右派”，不许让他们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意思是：不用营救他们。这跟正在战场上与敌人搏杀的将士突然背后被“自己人”猛捅一刀有什么区别！
与之相反，被关在同一室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三人仍在忧党忧国和忧民，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监狱条件下，思考着如何纠正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联名向共产国际写信：一、反对国际代表不是反共产国际；二、国际代表处理问题不符合中国国情。米夫无视中国已有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犯了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以一小撮小亲信作为改造中国党的唯一干部来源，这一试验是危险的。何孟雄等烈士以对的党赤胆之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这封“意见信”交给狱中邻室的一位叫黄理文的难友。而他们则在1931年2月7日那个寒冷的夜晚，同其他21名革命者一起，被敌人拉到离监狱不到三四百米的一块荒草地上粗暴而又残忍地杀害了……
那年，何孟雄，33岁；
林育南，33岁；
李求实，28岁；
恽雨棠，29岁；他妻子李文（21岁）与他同时被捕，同时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