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砚芬是位极有经验的年轻巡视员，而且熟悉沪宁一线的敌情，除了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以及南京城内，他都比较熟悉那里的风土人情，且能在不同城市讲不同方言。这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巡视员必备的能力，因为沪宁一带的人十分在意方言不对的“外地人”——那是当地特务们惯常识破一些非本地籍的地下党员的“歪招”。有一次史砚芬巡视到常州，正与当地一位地下党负责人在茶馆接头时，几个特务突然出现在史砚芬他们面前。特务问当地的那位地下党是干什么的，人家马上用常州话回答说是在本地做小买卖。于是特务立即把目标盯到史砚芬身上，哪知史砚芬一口流利的常州武进话，说自己是做豆腐生意的伙计。特务无计可施，他们哪知史砚芬虽说是宜兴人，可他中学上的就是常州省立第五中学。有一次爱看书的他，一边走路一边看书，结果被一块石头绊了一跤，实实地撞掉了一只门牙。“门牙一掉，我的常州话反而更地道了！”特务哪里知道史砚芬还有这么一档子轶事。
史砚芬从这一年春天开始当巡视员后，没少遇见类似的惊险之事，而他也总能化险为夷。曾经与史砚芬并肩从事过地下工作，解放前担任过上海沪东、沪西和闸北共青团区委书记的原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在1945年就这样评价过他的这位青年战友：“在上海期间，组织分配史砚芬在共青团江苏省委工作，任沪宁线巡视员。他不畏艰险，在尖锐的斗争中积累丰富经验。”
然而，5月5日这一天史砚芬却没能逃过厄运：他在南京中央大学附近的鸡鸣城墙上，出席当地的一个团支部会议，那天原定的参会人员有20来人。“不好，我们后面有人在跟梢！”史砚芬发现有情况，立即悄声告诉了随行的两位学生团干部，并说，“想法甩掉‘尾巴’！”
但为时已晚，一群警察突然出现在史砚芬他们的面前……他们被捕了。
特务的“审案”很快开始。由于史砚芬作为巡视员的身份在沪宁线一带活动频繁，而且之前他在宜兴搞的武装暴动的事也颇有影响，所以敌人很快知道了他是“共党要犯”，于是硬软兼施的那一套随之用尽。
“我们知道你从小就失去了父母，自己又要照顾尚未成人的弟妹，有必要死心塌地为共产党干吗？他们给了你多大好处嘛？你一死，还有谁去照顾你弟弟妹妹？有谁记得你一个宜兴小赤佬？”敌人在一次次用刑不得效后，便想软化史砚芬。
史砚芬一边擦着嘴角流出的血，一边瞪着愤怒的双眼，回答道：“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与你们的差别就在于活着不是为了自己和家庭的幸福，劝你们也别枉费口舌了，怕死的话，我就不会参加革命了！”
“又一个被赤化的小赤佬！”特务们只能摇头感叹。一张死刑判决书甩在年轻的巡视员面前。
亲爱的弟弟妹妹：
我今与你们永诀了。
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我死后有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定于成，故我虽死犹存。我的肉体被反动派毁去了，我的自由的革命的灵魂，是永远不会被任何反动者所毁伤！我的不昧的灵魂必时常随着你们，照护你们和我的未死的同志，请你们不要因丧兄而悲吧！
……
我死后，不要治丧，因为这是浪费的，以后你们能继我志愿，乃我门弟之光，我必含笑九泉，看你成功。不能继我志愿，则万不能与国民党的腐败分子同流。
现在我的心很镇静，但不愿多谈多写，虽有千言万语要嘱咐你们，但始终无法写出。
好，弟妹，今生就这样与你们作结了。
你们的大哥砚芬嘱
这是一位年轻的革命走向死亡前写给年龄尚幼的弟弟与妹妹的遗书，看后令人泣泪。
在史砚芬临刑前，他的同室难友贺瑞麟在《死前日记》中记录下了史砚芬生命最后一刻的英雄气概：“今日六时，史砚芬、齐国庆、王崇典等几位同志……拖向雨花台执行死刑。砚芬临行时，身着到南京来的青绿直贡呢夹长衫、汉青送给他的白番布胶皮底鞋、白单裤。因为刚洗过脸，头发梳的光光的。他第一个先出去，神气最安逸……砚芬临去时，向我们行一个敬礼……‘再会’。”
这就是一位年仅24岁的革命者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幅凛然之气的形象！
给史砚芬记录下这一幕的贺瑞麟比他的战友还要年轻，才19岁。他的《死亡日记》从入狱后的9月29日开始写起，只记到10月5日，仅一个星期的“日记”之后，他贺瑞麟也不得不将《死亡日记》悄悄塞给同室的另一位难友，自己则像史砚芬一样，大义凛然地走向了雨花台……
李济平，是另一位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往负责指导南京、镇江、常州等地的江苏省委巡视员。
与史砚芬的经历完全不一样的是，李济平有过被党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往事。这位父亲是清末秀才的江阴才子学习特别优异，所以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听说国内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坚决要求回国革命，而党组织此时已经决定让他到炮兵学校进修。“学习固然重要，革命工作更为重要，何况国内急需要人。”他这样向组织坚决请求。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李济平的请求获得批准后，他用先贤的诗句勉励自己投入血与火的国内革命斗争之中。
在他之前的几任巡视员已经牺牲在征途之上，李济平清楚他面临的严峻形势与危险境地。那时的巡视员不仅需要准确了解所管辖的地区党组织的基本情况和重要事情，还有一项更艰巨的任务是，按照上级要求，亲身去某个地方实践党所布置的特殊任务，如李济平在上海接受组织交付的任务是：在敌人的心脏——南京如何开展暴动。
这是要杀头和最危险的一件事。巡视员必须冲在最前面，去指导和领导当地组织同志如何去实施相关的行动，同时还要把所执行过程中的情况及时汇报给上级组织。经常化装成不同身份，一个月或者一个星期内，有时甚至一天之内都有可能奔波于几个城市、几个不同地方，执行完成不同的任务……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巡视员”所要做的事。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党对下级的指导工作，一定要及时、详细、准确，否则将成为工作进步的障碍。”这是李济平向省委提交的《巡视报告》中的观点，他用行动践行着自己曾对组织许下的承诺：“决不做坐在空屋子里的书呆子。”
1930年，中共江苏省委总行委根据当时的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再度在南京举行武装暴动。李济平因为工作能力出众，被推荐为此次暴动的行动委员会书记。
显然又是一次凶多吉少的任务。但李济平义无反顾地从上海出发，去了南京。他化名为王仲斌，在当地的地下党掩护下，以商人名义住进了交通旅店，开始投入紧张的暴动准备工作。
暴动定在8月1日。这之前，李济平亲自奔波于浦口、下关等地检查暴动的准备工作，协调当地地下党组织和革命的外围力量，每一部署井井有条地进行着。哪知又遇祸从天降——7月29日，设在下关美华理发店的暴动行动委员会办公地被敌特机关发现，正在开会的李济平和其他五名党员当场被国民党首都宪兵稽查队特务抓获。
因为所谓的“证据确凿”，李济平等6名共产党员很快被敌人枪决于雨花台。
两年后，李济平烈士牺牲的那个忌日，一位文弱老者，步履沉重地默默来到城南荒芜的雨花台乱山坡上，在一片杂草堆上，用颤抖的双手，凄怆地竖起一块小碑，上面写下自己次子的名字：李维选，22岁，卒于此地。
李维选是李济平入党之前的名字。革命为民，济平救国，是这位年轻革命者立下的终身信仰。
他与史砚芬一样，在巡视员的岗位上，来得悄声，走得匆匆，如风一样轻盈，如歌一样激奋，那是革命者的青春在闪动与照耀……
曾经听一位党史专家说，在特殊年代，我党有许多战斗在敌后一线的巡视员，他们有的牺牲后至今仍不知道其遗体在何处，又是如何被敌人抓捕的，地下工作的巡视员比从事其他工作的地下革命者的危险要高出几倍，因为他们时刻都在“行动之中”。
“而且他们多数是年轻同志。”这位党史专家如此感叹。
他们是革命者中最让人敬仰的英雄。他们中还有许多人是我们至今仍不知晓的无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