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镜头应当转到解放初的1949年12月6日，一位革命幸存者写的一篇怀念牺牲的战友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立即引起中央有关领导和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同志的重视，之后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联手寻找被杀害的在鲁迅笔下出现的24位“龙华烈士”。然而因为敌人是秘密杀害这些烈士的，时间又比较久了，当事人基本找不到，听龙华附近的百姓所说的也非那么清晰。最后，公安和民政部门的人在原国民党淞沪警备区司令部后面的一个烟囱旁挖出了一堆已经腐烂的尸骨，由于时间过长，死者的模样根本没有了，唯有一些残留的遗物，其中一个死者身上的一件蓝色羊毛背心仍颜色依旧，没有腐烂（此物今天仍在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之后，有关部门请烈士亲属去认辨，冯铿的爱人许峨一眼就认出了这件毛衣。这样，在鲁迅笔下愤然了近二十年的“记念”，终于获得证实，“龙华二十四烈士”的惨案从此再度昭之天下……
这被害的24位烈士，他们个个都可以写成一本书，不仅因为他们牺牲得突然和“冤”，更是这些烈士生前的革命理想和信仰的境界胜于一般人，甚至胜过自己的同志。其中那位在柔石笔下十分可爱又充满革命热情的纯真的17岁少年——欧阳立安，更令人心生敬意。
欧阳立安是长沙人，他一家都是革命者，父亲欧阳梅生是早期的共产党员。母亲陶承在1958年通过口述的方式，出版过一本回忆录《我的一家》，这本书后来成为我们那一代人都知道的红色经典传统教育读物。陶承17岁时嫁给了在长沙第一师范学院读书的欧阳梅生。婚后不久，欧阳梅生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陶承也渐渐跟随丈夫一起进行地下革命活动。两人一共生育了立安、应坚、本双、稚鹤、本纹、双林六个子女，一家人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几度分分合合。首先是欧阳梅生因局势变化前往汉阳工作，陶承不久后也带着部分子女前往汉口，从事地区机关掩护工作。1928年欧阳梅生积劳成疾去世，陶承又带着孩子们先后辗转于上海、武汉、延安等地工作，其间女儿本双、双林病逝，大儿子欧阳立安在上海牺牲，“老四”稚鹤在延安牺牲。
在家中排老大的欧阳立安，生性活泼，也比较淘气，曾因惹事害怕被父亲责骂，竟跟陌生人跑出去到湘潭当兵，后被母亲找回。在父亲的影响下，欧阳立安在小小年纪就加入到了革命的浪潮之中，并逐渐变得成熟。1926年北伐军进入长沙时，省会各界在教育会坪召开欢迎大会，欧阳立安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到台上发言。当时，只有12岁的他，因身材矮小，只能站在凳子上宣讲。省工人纠察队成立后，父亲带着他去看纠察队的训练，之后他成为了“秘密小交通员”，帮助父亲传递各种秘密文件。在汉阳时，他再次当起小交通员的角色，每天把向警予、谢觉哉编辑的《大江报》分发到汉阳各地的联络点。因为年纪小，所以欧阳立安常常能瞒过敌人的眼睛，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红色小交通员。
父亲去世后，欧阳立安到了上海，继续他的“小交通员”地下工作。后他被派去苏联学习，由何孟雄介绍入了党，虽然他只有16岁，是中共党员中的特殊小党员，但资格不算小，已经从事革命工作好几年了。归国后，欧阳立安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兼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部长。1931年1月17日，欧阳立安按照组织的通知，来到天津路的中山旅社开会。后会场被敌人包围。被捕后，敌人从他的住处搜出参加少共国际会议的证件及党内文件，至此，我们的红色小交通员已经无法隐藏自己的身份，于2月7日晚，一个仅有17岁的年轻生命，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
“龙华二十四烈士”牺牲至今，已有88年了，然而我从最近看到的一则由湖南媒体记者写的一篇文章中得知，仍有像其中的刘争和段楠的烈士，他们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都是用的化名，所以牺牲后很久不知他们是哪儿人，家里的亲人又是谁，他们的真实名字又叫什么，而且他们牺牲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刘争和段楠等湘籍英烈，就是在88年后的今天才魂归故里。
呵，这就是为我们共和国成立献出年轻生命的革命者，他们只有理想和热血、信仰与忠诚，别无其他。
在“龙华二十四烈士”中，还有一个故事撼天动地，这就是一对在囚车上举行婚礼的年轻夫妇，他们的名字叫蔡博真和伍仲文。
有关这两位烈士留下的史料几乎各自只有几百字，尤其是蔡博真，到今天仍不知道这位烈士到底是哪年出生，只知道他的生命最后时刻是1931年2月7日晚。有关他的简历也十分简单：广东梅县人，曾参加过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任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和中共江苏省委沪中区委书记。
妻子伍仲文，原名伍杏仙，广东南海人。1903年出生。曾在县城唯一的女子高等学校求学。在大革命浪潮影响下，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24年到广州，入何香凝领导的妇女职业学校，接受革命的熏陶。1925年参加了邓中夏、陈延年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在妇女部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冬赴苏联学习。1928年年秋回国，在上海中共法南区委工作，负责指导青年运动。后在吴淞区委、闸北区委工作，领导丝厂、纱厂的女工运动，曾担任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这是位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女共产党人，按照那个时代看，一位28岁的女性还没有结婚，是很少见的。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么他俩应该是在苏联学习时相认识或者开始相爱。来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正值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或许这对相爱的同志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然而命运却不得不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以一种完全不可想象的方式，在囚车内举行了一场特殊婚礼——
1931年1月17日，蔡博真和伍仲文被一起逮捕后，于19日一起被押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就在这个时间点上，从租界到龙华的路途上，囚车里的同志们（注意，这个时候其实不止最后敌人杀害的24人）听蔡博真在念叨，说：“我和仲文同志刚才在敌人的审讯时承认是夫妻，其实我俩因为工作太忙，根本没有来得及考虑结婚，更不用说举行过婚礼呢！”
“哎呀，你们既然夫妻一场，不能没有一个仪式呀！”于是囚车内就有人提议说，“这回我们的案情很复杂，还能不能出去都说不准。我们何不在这里为你们举行一个特殊婚礼呀！”
“对对，革命夫妻一场，不能没有一个仪式嘛！来，我们就给你们来个囚车上的婚礼……”
“太好了！囚车上的婚礼！”全囚车的“犯人”顿时欢呼起来，情绪激奋而又高涨。
蔡博真用深情的目光征询伍仲文。
秀美的伍仲文脸颊一红，以温情的眼神作了一个回应，继而将头贴在蔡博真的胸前……
“好——现在我宣布：革命战士蔡博真和伍仲文女士的婚礼开始——！”
“夫妻对拜——革命拥抱！”
在同志们的欢呼声中，蔡博真和伍仲文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尽管铁镣锁住了他们的手脚，然而这对为了革命工作还没有来得及生活在一起的恋人，此刻紧紧地相拥在一起，紧紧地……
“干什么？干什么？不许吵吵……”押车的军警人员不知囚车内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劲儿地用枪托和警棍敲击着车厢。
而此刻，囚车内的革命者们为了让婚礼上的这对新人能有更多时间相拥相爱在一起，他们集体高唱起《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们！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那一刻，沿途百姓，惊愕地张望和目送着一路歌声的囚车……
那一刻，依偎在爱人胸膛前的伍仲文抬起一双泪眼，仰首凝视着她的新郎蔡博真，而她的爱人则将炽热的双唇轻柔而又坚定地贴向她的双唇……
那一刻，天在哭，地在恸，云朵则停住了脚步，想着让这对革命新人能够多一点时间沉浸于无尽的幸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