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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上大”是第一座革命熔炉，是因为它成立时，中国还没有一所专门是为培养革命人才的学校，其二，该校的主要师资和日常工作基本上是由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级骨干在主持和领导着。而走进这所学校的学生中有相当多的是我们后来都比较熟悉的人物：有如王稼祥、杨尚昆、秦邦宪（博古）、康生（当时叫张云））、陈伯达等后来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政坛人物；有如阳翰笙、施蛰存、戴望舒、丁玲、袁牧之等等文化名人。
从1922年成立到1927年被蒋介石国民党反革命集团恨得咬牙切齿的“上大”，仅有五年的历史，然而“上大”这短暂的生命闪耀出的光芒却是其他所有中国高等学府无法相比的。这是因为这所学校不仅培养出了一大批后来改变和影响了中国的政治人物、文化名家，而且这里为革命牺牲了生命的著名人物也特别的多、特别的重要，他们的英勇事迹和不朽的精神至今仍在沐浴和滋润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
2019年5月4日，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场伟大革命运动的百年纪念日。这场革命运动我们都很熟悉，它叫“五四运动”。我们在隆重纪念这个伟大运动时，一定会联想到一百年前从北京沙滩“红楼”出发的“北大”学生游行队伍中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那个在天安门前带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对中国的不平等条款”等口号的年轻身影……
那个人、那个身影我们非常熟悉，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缔造者之一、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的邓中夏。
对于邓中夏，中国人似乎都很熟悉他。然而有两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许多人则又并不了解：一是他对中共“一大”召开的贡献；二是他在“上大”从事培养革命人才的伟业。
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一批的五十多位党员之一，邓中夏是“北京地区共产主义小组”的骨干成员，又是北大的学生会负责人。在李大钊筹备北京共产党组织时，邓中夏便是积极分子。是他和李大钊、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等接待了受共产国际委任前来中国筹建中国共产党的维经斯基。1921年6月底，北京支部接到上海党组织发来的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北京方面推荐两名代表时，第一个人选就是邓中夏，第二个是张国焘，因为考虑张国焘与陈独秀在“五四”时有过接触。但是邓中夏马上“哎呀”了一声，说自己已经定下7月到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7月中旬又要到重庆讲学。“这是定好的事，再改不太好！”就这样，后来改选成年龄最小的刘仁静与张国焘作为北京支部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邓中夏因此没有出现在后来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的名单上。然而，作为当时年轻的中共党员中最有社会影响和知名度的邓中夏，仍然是李大钊委托的“一大”重要的筹备人员，在准备北京支部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6月28日，邓中夏到南京出席少年中国学会年会；7月4日，邓中夏从南京到达上海，住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博文女校。此后的三四天时间里，邓中夏不仅向上海方面的“一大”会议筹备组递交了北京支部的“报告”，而且一直在“与已屋会的一大代表共商建党大事，并参与了一大的制定。”一大代表包惠僧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说：“会议之前，各地代表都到达上海，住在汉租界打铁浜博文女校楼上，毛泽东同志也住在这里，邓中夏同志当时应重庆各中学夏令营学术讲习会之约，定期前往讲学，不能参加我们的会议，但是他在博文女校同各地代表同住了三四日，他同每一个代表都交换过工作意见”，为大会召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邓中夏在这期间同上海方面的李汉俊等人商量了会议安排，因为当时有中共“北李南陈”（北方的李大钊、南方的陈独秀）两位领导人之说，所以邓中夏与李汉俊商定：代表“北李”的张国焘主持会议，“南陈”麾下的陈公博做会议记录，上海的代表则做好“会议服务”。所有这些确定后，邓中夏还同“会务总管”、上海代表李达夫人王会悟一起察看检查了“一大”开会的会场。
“好了。我可以放心走了！”邓中夏检查完毕会场后，走出“李公馆”——“一大”会址、李达兄弟的寓所，便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一丝青年霞光……
此刻的他，心头一定异常澎湃，因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是他自“五四运动”以后的两年中一直与李大钊等革命同志积极努力和期待的事。现在，为了动员更多的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觉悟，他把一个重要的历史机会留给了其他13位同志，自己则穿着长衫、带着雨伞，朝黄浦江的码头走去。
而受命到上海大学出任“总务主任”，既是党的安排，又是他邓中夏自己非常愿意做的一件事。作为“五四运动”和“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旗手，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者之一，邓中夏非常清楚和重视革命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故他到“上大”后，实际上承担的是校长职务，因为于右任平时不到校办公，总务主任的邓中夏便成了实际上的“全权”执行者。
17岁入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受校长蔡元培的“教育救国”思想影响很深。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更明白了教育要救中国，必须先对国人的思想进行启蒙。所以到了“上大”后，他亲自制定了《上海大学章程》，明确“上大”的宗旨是“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按照国共合作办“革命学校”的原则，把社会科学和革命文艺作为重点，同时聘请各界著名人士进校任教或讲课。在邓中夏主导下，“上大”的社会科学课程又与一般的大学不同，注重的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学生。他特别强调“读活的书”。
“什么是活的书？了解中国社会，寻找拯救中国社会和民众的方法，就是活的书，就是我们上大同学要最最认真读的书！”邓中夏如此说。
于是，在他的这套革命教育思想引领下，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李立三等中国共产党人进入学校，上了讲台。那“十月革命”的烽火，那巴黎公社的云烟，那“二七”大罢工的传奇……让学生听得津津有味，热血沸腾。一时间，学校出现了这样的景象：“课堂里是殚精竭虑的讨论，街头巷尾是如火如荼的讲演，舞台上是民族的血泪魂灵的活动，刊物与传单成堆地从印刷所的机器中吐出……”
“社会科学研究会”“社会问题研究会”“文艺研究会”“春风文学会”等等学术研究会和社团，也在学校纷然并起。
如此不出一年时间，“上大”的名声迅速传扬。1923年报考该校的学生不但有四川、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安徽等地的青年，甚至还有从南洋、日本、苏联等异国他乡归来的华侨青年。
“学生如潮涌来，旧校舍无法满足。”1924年2月22日，上海大学迁入西摩路的新楼房作校区。这时的邓中夏立即着手学校建制，对原有的系科作了重大调整，大学部分设三个院：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院和文艺院。同时还增设中学部（开办高中班和初中班）。如此一来，上海大学便真正成为了一所系科齐全的全国闻名大学。
作为一位职业革命者，邓中夏想到了“革命火种”不应该仅仅在校园，“应当传播到更广阔的天地”。于是他根据在北京长辛店办劳动补习学校的经验，结合大上海工业和商业发达的特点，决定依托“上大”，创办平民夜校和工人夜校。这一举措，可以说是“点燃上海民众革命之火伟大创举”。
第一期“上大”平民夜校报名的人数达451人，结果前来听课的多达561人！第二期、第三期的更多……一时间，“到上大去念书”，成为了上海市民的热门话题。加之工人夜校的开设，“上大”成为了革命者和上海民众向往的圣地。后来成长为上海工运领袖的刘华等就是在这个时候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先进思想的传播和文化知识的提高，让工人和学生们看到了自我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与前景，许多人主动加入到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队伍中来。此时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不断扩大，由“一大”时在编的一个小组，增至四个支部，而上海大学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第一支部”，共11名党员。这个支部有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施存统等，他们都是党中央和团中央的领导人，他们后来又都成了革命烈士……
正是他们的伟大人格和共产党员的品质，深深地影响和激励了“上大”的学生走上了坚定的革命道路。
后来成为女革命家的杨之华（瞿秋白妻子）曾这样回忆“为人师表”的邓中夏：
他是我们的总务长。他的头发很黑，眉毛浓而长，眉心很宽。当他抬起头来看人的时候，两眼闪闪发光。他精神饱满，做事机智果断，使学校的生活紧张而有秩序。他常常喜欢讲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故事给我们听。他是我们敬爱的一位有魄力、有毅力的革命者。
对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就像后来的全世界游击队员所崇拜和热爱的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
是的，真正的革命者，
委身于他理想中的事业，
他们往往为自己选择最暴露、最危险的位置
当黎明还没有到来，
他们已经在黑暗中扑倒，
在所有倒下的队列里，
请我们记住一个人：
罗莎·卢森堡……
是的，将来胜利之日
我们可能活着
可能已死去
但我们的纲领是永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