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参与建党的老同志与陈延年有过共事，大家对这位“陈公子”印象十分的好，都说“胜父三倍”，可见陈延年的能力与为人。其父陈独秀凭借着渊博的知识和“五四运动”旗手及中共创始人等头衔，理所当然威望很高，但陈独秀脾气粗暴又独断，而且在党内喜欢摆“老头子”架子，与下面的人相处不太融洽。相比之下，陈延年既没有“陈公子”的架子，而且还与“靠嘴皮子吃饭”的父亲个性相反——是个做事的实干家，这一点让党内同志十分喜欢和欣赏。在接替到黄埔军校任职的周恩来出任广东区委书记时，陈延年一开始由于不会讲广东话，接近工人和农民有些困难。于是他除了努力在语言上攻克难关外，还积极投身到工人中去，经常与人力车工人一起躬着身子拉车。当时的香港《工商日报》为了诋毁共产党人，曾就此事发过新闻，讥笑共产党的干部当“车夫”。陈延年知道后，不仅没生气，反而非常高兴，他对身边的革命同志说，共产党人当车夫，这不是耻辱，而是十分光荣的事，因为我们是劳动人民的政党，这有什么不好呢？
陈延年1924年从苏联回国，接受党的安排，到了广东从事革命工作。当时广州是大革命时期的革命中心，然而也是革命斗争最复杂的地方，陈延年接替周恩来出任区委书记职务时，才只有二十四五岁，却要领导广东省这样一个党的工作重镇，责任和担子无疑非常重。而他很快打开局面，在主持工作不到两年内，发展党员人数从过去的几百人，猛增到五千多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38%，仅此就很能说明陈延年的工作能力，因为那个时候动员和挑选优秀的进步分子入党，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风险和细致的工作并存。
在中共党史上留下重重一笔又最令早期广东地区党内同志难忘的是，在上海爆发“五卅”反帝运动时，广东声援上海的省港大罢工历时16个月，是中国工运乃至国际工人运动中的辉煌篇章，而这正是他陈延年任广东区委书记时与苏兆征、邓中夏和周恩来等一起领导的结果，作为区委书记，陈延年在其中的功劳可称数一数二。
这与后来陈延年能够被推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直接关系——他并非靠“总书记”的老子资本，而且陈延年也最不愿借父亲陈独秀的任何光而在党内获取一丝政治资本。
这一点，陈独秀做得也非常好，他在这方面的原则性异常强，不可能让儿子沾他半点光。
陈延年及弟弟陈乔年，从出生到牺牲的二十几年里，几乎没有沾过父亲的一点“荣光”，相反，伴随他们的常常是无尽的艰苦和一次次的危险……
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从小都在老家安徽安庆生活。在1915年父亲从日本回国后，全家人才搬到上海，居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一楼一底砖木结构小楼里。那个时候，陈独秀家的生活并不好过，其妻高君曼女士患病严重，身边又有两个十来岁的儿子，最主要的是陈独秀很不“安分”，一心忙着办杂志，可又没钱，虽然有朋友帮忙，但全家生活仍十分艰难。这一年，一本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横空出世，给中国革命前途带来无限光明，可对陈家两“小子”的生活和学习一点帮助也没有，相反陈延年只能带着弟弟一边上学，一边打工去以维持生计和交学费，常常处在半饥半饱状态，而且他们还要照顾有病的母亲。但即便如此，陈延年仍然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各类新书刊，包括父亲编的《新青年》。父亲陈独秀在家里也很有些家长式的霸道，儿子们既怕他，又有些恨他，但“老子”的文章却又被儿子偷偷地喜欢。比如《新青年》上的创刊词，“青年如初春，如朝阳，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云云，陈延年读得热血沸腾。因为喜欢法文，陈延年的法文功底很好，于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留法勤工俭学浪潮在全国迅速掀起之时，陈延年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陈独秀马上答应：“好啊，这个我非常支持！”作为建党领袖和正在帮助一批批青年干部往欧洲输送的陈独秀，这回对儿子的运动是真心实意，并且在陈延年提出带弟弟一起去时他略深思了一下，便点点头：“也好，你们一起去、一起回，相互有个照应，留在我身边反而不是良策……”
于是1921年初，21岁的陈延年，带着19岁的弟弟陈乔年，加入了浩浩****的留法队伍，成为了蔡和森、赵世炎和周恩来等同龄革命青年队伍中的一员。
1922年，陈延年同周恩来、赵世炎一起在旅欧勤工俭学学生中创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少年共产党）。这年秋天，他经法共党员、后成为越南共产党领袖的胡志明（当时叫阮爱国）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不久，中国共产党正式承认原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及加入法共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员，并组成中共旅欧支部，陈延年是这个支部的领导成员。他弟弟陈乔年也是这个“少共”的成员。1923年，遵照中共中央指令，陈氏兄弟等12名中国青年党员由法国转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此时的陈延年和弟弟都已经是中国青年革命者中的佼佼者了。
1924年夏，陈延年比弟弟陈乔年早半年回到祖国，在上海只停留了半个月，就被派到广东工作，从此开始真正的革命实践，一直到他牺牲。
1927年，由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革命形势坠入低潮，陈延年被中央从广东紧急调到上海，前后不出三个月他就壮烈牺牲了。这是十分可惜的一件事。
我们无法想象，这位“比老子强三倍”的中共总书记的儿子，如果在革命征程中一直活到新中国成立，该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啊！或者如果不是因为长期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之风，他陈延年包括他弟弟怎么可能不被一代又一代的国人所熟知和崇敬呢？
陈延年是1927年4月15日秘密回到上海的，到7月4日他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龙华，前后不到三个月时间，这也许是他本人绝对没有想到的。然而作为革命者，他陈延年也可能早就想到了，因为他作为新派到上海的中共上海地区的负责人之一，每天都看到和听说自己的战友和同胞，被敌人一个个甚至一批批的杀害……他自然也会想到自己随时可能抛头颅、洒鲜血于上海滩上。
然而陈延年的被捕和牺牲来得太突然，太惨烈！
4月16日至18日上海成立李立三为首的“特务委员会”，5月份周恩来、罗亦农等离开上海到武汉参加“五大”之后，留在上海的陈延年实际上一直在负责上海地区对付国民党反动势力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最黑暗的那些日子。原先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不是骨干分子被杀害了，就是断了联络线；中央机关和党组织的办公与联络点也被破坏得七零八落，残存的一些地方，又每时每刻处在危险之中。而陈延年作为中共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他还必须天天去处理已经和即将可能处在危险之中的应急事，同时还要把断了线的党员和组织联络起来，这种工作之复杂和危险性不言而喻。有一次陈延年发现，在一条街上，竟然有好几个党的组织机构，这是非常不安全的，于是他立即着手调整和重新安排新的地方，这对人生地不熟的陈延年来说，都是些难事，他需要找熟悉的同志去帮助处理，而此刻许多党员和党的干部正处在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杀阶段，陈延年稍有不慎，便可能会落入敌人的魔掌之中。
这一天终于来了：
1927年6月26日上午，根据中央新的指示精神，中共江苏省委作出调整，任命陈延年出任江苏省委书记。会议将由中央派来的王若飞（中共革命先驱之一，陈延年留法同学，1946年飞机失事牺牲）宣布任命。会议在北四川路施高塔路恒丰里114号（今阴山路恒丰里91号）召开。在会议期间，获悉经常到省委机关送信的交通员被捕了，王若飞非常警惕，快速讲完话后，便宣布了会议结束。
下午三点左右，新任省委书记陈延年因为担心省委机关的安全，就和省委其他负责人郭伯和（烈士）、黄竞西（烈士）、韩步先（秘书长、后当叛徒）等回到恒丰里，几个人先在外面观察了一下，似乎没有任何动静，便进了省委机关的91号两层小楼，并在上面开始讨论和研究起工作来。可就在之后半小时左右，来了一批反动军警，将他们团团包围。“快跳窗！”陈延年为了掩护其他同志脱险，自己搬起桌椅作武器，与冲入房内的敌人展开搏斗……最后寡不敌众而不幸被捕。
陈独秀的儿子被捕了，这在中共和国民党方面都是“惊天新闻”！中共组织和陈独秀的好友都在努力营救，然而蒋介石的条件十分苛刻：既要陈延年“脱党”，更要陈独秀低头。这两个条件对陈氏父亲而言，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7月6日陈延年被敌人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刑场，时年28岁。
与陈延年一起牺牲的是同时被捕的江苏省委常委郭伯和和黄竞西，秘书长韩步先成了可耻叛徒。郭伯和在前面已经介绍过。黄竞西比陈延年大两岁，江苏江都人，这位商人出身的革命者，早先参加了国民党，后在恽代英和刘重民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时期的1925年黄竞西被推荐为国民党江苏省部执委后，罗亦农调他到上海工作。第三次武装起义前，黄竞西不顾反动军警在大街上乱杀行人的危险，装扮成商人，带着装成阔太太的妻子，经常利用自己驾的小汽车或黄包车来运送武器和弹药，因此他被同志们称为“地下运输队长”。1927年4月初，他冒着极大风险跟着侯绍裘到了南京，从事没有公开身份的地下工作。“四一○”惨案发生前，侯绍裘委托黄竞西回上海向党组织报告南京形势。回到上海的黄竞西，赶上“四一二”大屠杀。根据党的指示，由他代理已经牺牲的侯绍裘，主持重组的国民党江苏党部工作。那是一段腥风血雨的日子，黄竞西带着妻子孩子和陈延年一家住在一起，俩人和两家亲密无间。怀有共同的理想，身为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他们于是也有了同一天被捕和同一天遇害的经过。据后来敌人的军警说，当时他们在抓捕陈延年、郭伯和与黄竞西时，三人与敌军拼杀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在筋疲力尽、头破血流的情况下才被捕了。狱中的黄竞西，任凭**和严刑拷打，始终没有动摇他坚守的革命信仰。6月29日晚，黄竞西在肮脏昏暗的牢房里，给爱妻、母亲和同志们写下遗书说：“我终觉得死于今，比死于昔，使人们可觉悟中国是需要继续革命的，我之死也无遗恨”，“……死是一快乐事，尤其是为革命的”，望同志们“继续前进，万勿灰心”。
陈延年、郭伯和、黄竞西三烈士死得其所，死得让刑场上枪杀他们的敌人都胆颤。这是真正革命者的本色。
让我们感到异常惋惜的是，时隔不到一年，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在出任中共江苏省委领导要职没多少天也英勇牺牲，这是中共历史上少有的悲剧，也是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一段最黑暗的岁月。
悲剧出在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身上，这更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