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官越大，牺牲的概率越大；他们则义无反顾。01
兄弟俩，都是党的总书记的儿子、中央委员，在斗争最严峻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需要，去工作、去战斗……一年间，他们相继牺牲，年仅27和28岁。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那没有经验的历史时刻，依靠从血的教训中跌倒了再爬起来、爬起来再奋斗、奋斗中牺牲了再爬起来的精神，书写了人类绝无仅有的悲壮史。
大革命时期，仅江浙两省所牺牲的省委书记多达十几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
我们当今的人批评起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和党所犯的错误时，常表现得似乎很“聪明”、很有“经验”，远离历史环境和当时的各种因素与条件而口出轻言，乱点江山。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幼稚和无知的行为。只要简单地想一想：当年一个只有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的小政党，面对的却是几十万、几百万强大的敌人和早已建立的旧政权，以及整个旧世界，这种情况下你能所为吗？你能一向正确吗？
谁没在年轻时犯过错，跌过跤？党也同样。
“大革命”失败的30年后，周恩来有一段非常中肯而客观的话，他说：“武装起义是成功的，但当时经验不足，不会领导”，“当时租界还有帝国主义……我们年轻，青年人又瞧不起他，认为帝国主义算得了什么？”而“蒋介石军队的军官比我们年纪大一些，经验比我们多一些”，“结果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勾结起来搞我们”，“我们又没有准备”。所以周恩来总结历史教训后指出：“那时候，按理应该把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如果我们工人武装和农民结合起来，无论如何是可以保持力量的。”
加之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在关键时刻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共产国际独断专横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指挥，造成无数革命者流血牺牲、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损失巨大的惨痛后果。
血铸的教训，也因此成为了党和革命者不可另行选择的一种历史必然。
但，革命前辈和先烈们从来没有犹豫和动摇过前进的脚步——
“四一二”血潮仍在湍急之际的1927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即派李立三、陈延年和聂荣臻到上海。之后连续两天的紧急会议，解决的是上海革命形势的问题。纵观党的初级时期，一次革命的失败或遇挫折后，中央会立即进行班子重组和总结经验教训，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值得重视。
显然，中央派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大员来上海，是有重要考虑的：李立三是中国工会委员长出身，上海是工人最多的地方，而工人是武装起义和革命事业的主力军，关键时刻，需要李立三这样的内行领导；陈延年是总书记陈独秀的公子，在国民革命中心地带的广东省就是位杰出的领导者，并曾与周恩来并肩战斗过，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刻，身为总书记的陈独秀派出自己的儿子到最困难的地方工作，也足见他的胸怀与内心的紧迫性；聂荣臻的出现，同样是因为考虑军事斗争和武装起义的需要；维经斯基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和组建中共的主要联络人，他也被派到上海来的目的显然是起指导作用。即便如此，这些“有经验”的中央新派来的大员，其实也都是些二十几岁的年轻同志。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们在中共内部已经是“老资格”的骨干了！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地，城市武装斗争的中心地，现在又是蒋介石反革命镇压共产党的最严重地……几种客观情况，迫使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和全力以赴投入这里的工作。
根据《中央关于沪区工作的决议案》精神，在上海成立了由李立三、陈延年、赵世炎、周恩来和维经斯基组成的特务委员会，领导上海工作。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地，中央机关从成立之后一直在上海，大革命开始后，总书记陈独秀有一段时间把中央机关带到了武汉，但上海仍然是党的革命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地方。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初设立了两个地委，一是上海，二是北京。北京由李大钊负责，上海其实就是在总书记陈独秀兼任负责下展开工作。此间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等等，都曾担任过上海地委的领导工作。而上海的工作范围，不仅仅是上海市区，主要还负责现在的江浙两省，还包括了安徽省。江浙一直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革命中心范围，早期中共领导人中的江浙人士也特别多，江浙人中浙江籍的则多于江苏籍的，这与陈望道、沈雁冰等共产党创建人的存在有关。前文我们讲到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带出来的一大批优秀革命者，后来都成了中共上海地区的党的骨干和领导者。当然，江苏因为有“常州三杰”（张太雷、恽代英和瞿秋白）的相继涌现，使得一批江苏青年和上海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这种“一人带地区”的革命现象，在湖南、广东、北京、山东、湖北都曾有过，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笔特殊财富。
上海无疑是这种现象中最耀眼的一个“中心”级的存在。这与这个伟大城市在中国的影响力和分量有关。无产阶级革命是以工人阶级以及它的先锋队为主体队伍所汇成的历史潮流。
李立三、陈延年、聂荣臻和维经斯基到达上海，一方面是中央对上海工作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显然对上海前期工作不尽人意的地方持一定的批评。后来我们知道，“特务委员会”成立到周恩来、罗亦农在一个多月后相继离开上海，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其实是对“上海领导班子”的一次大调整。在早期的中共历史上，这种“班子”大调整，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有时甚至一两个月或者更短的时间就会对一个地区的党的负责人进行调整，这既是革命需要，又是当时太缺少领导骨干所致。再者，复杂而残酷的革命实践，每时每刻都在考验和检验每一个革命领导者的能力——你领导一个地方的革命成功了，有可能第二天就奔赴到新岗位，而在新的岗位上你有可能失败了，因此又被调到另一个地方；甚至今天你是小区委干部，明天你可能就是省委，甚或是中央某一方面的负责人了，而没几天你又可能什么都不是了，因为你又失败了……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其实既是党建设初期的实际情况与无奈之举，同时也深刻而严峻地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让我感到特别敬佩的是，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在党的决定面前，都没有怨言，无条件的服从，许多同志去年可能还是党的核心领导，今年就成了一个最基层党组织的小负责人，邓中夏、恽代英，甚至周恩来、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等等，都有过这样的经历。然而他们对党和革命事业仍然赤胆忠心……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特殊品质。因为这种品质，所以在革命征程中，才有那么多革命群众和党员跟随在他们身后，前赴后继，英勇奋战。
“四一二”后的形势，极其严峻，共产党人的活动必须完全进入地下，党的组织遭受的打击几乎也是毁灭性的。上海的共产党员从8111人骤减到1221人，上海总工会领导下的工会会员由82万人减至28万人。
上海所在地区的中共组织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然而党中央和上海地区的党组织仍在艰难而紧张地战斗着，尽管此时机关在武汉的党的最高机构内部，陈独秀和党内不同意见几乎每次会议上都在争吵不休，但中央派遣到上海方面的党的领导者李立三、陈延年等仍在积极恢复残存的组织力量。
李立三此时开始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之后的“立三路线”与他身处革命最前沿所要作出的选择或许多少有关。这是后话。
我们来看陈延年吧——
这位此时年仅28岁的中共上海地区领导，之前是接替周恩来的位置任广东区委书记。有关陈延年的事迹在党史上记载很少，这与他是陈独秀的儿子有关，因为关于陈独秀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过去几十年一直是模糊的，而现在已经给予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几任总书记的陈独秀以公平的评价了，于是我们也就可以对他的儿子作出客观评价，包括他的小儿子陈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