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至今我所看到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群上海革命青年在一起时谈论革命、加入组织、畅想爱情等等方面最直观和形象的具有强烈现场感的作品。柔石所记述的一些人物，后来与他一样，成为了“龙华二十四烈士”。他说的那个列席会议的只有十六岁的“小弟弟”，就是与他一起牺牲的欧阳立安烈士。
1931年1月17日的前一天，也就是柔石被捕前的那个傍晚，他到了一趟鲁迅家问问有什么需要办的事，鲁迅便托他就自己先前与北新书局打的一份合同去交涉一下。柔石接过鲁迅的抄件，就匆匆与鲁迅告别，说明天要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第二天上午，柔石先到了永安公司右面的隔一条街的一个小咖啡店，出席了左联一次执委会议。会后他到友人王育和家吃中午饭。之后，柔石带着一直被他称为“梅”的革命同志冯铿一同去东方旅社开会。
他们走进旅社的31号房间，坐下没多久，军警和特务便包围了他们，柔石、冯铿、林育南、胡也频等8人同时被捕……
三天之后，也就是1月19日，“公共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开庭。那天，已经被折磨了三天的柔石连眼镜都掉了，虽然仍穿着西装，脸部十分浮肿。年轻的女党员冯铿本来就比较胖，此时她的脸颊浮肿得有些让人认不出。
“怎么都在这儿了？”柔石一看何孟雄等三十多名共产党人都被抓，不由吃惊。
蹊跷！肯定是被叛徒出卖了！
“现在开庭——”一场早已安排妥的法庭庭审装模作样地开始了。法官走过场式的一个个询问姓名之后，便有审判长宣读拟好的判决书：
被告等于民国二十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点四十分时，串同在汉口路111号东方旅社31号房间内秘密会议，意图串同之方法，颠覆政府，犯刑律第一0三条。被告等再于民国二十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点四十分，犯禁止反革命暂行条例第六条。被告共犯共产党之嫌嫌疑及疑与共产党有关系，华界公安局当局请求上海特区法院将伊移交。谕知准予移提，搜获文件等交公安局来员带去……
“来人，把犯人押解走！”审判长还未念完，法警就嚣张喊道。
柔石等立即抗议：“我们不服判决！”“我们无罪！”法庭乱成一片。法警们不由分说，用枪托和警棍，威逼柔石他们上了停在门口的警车。
此时的柔石脚铐18斤重的“半步镣”。显然在敌人眼中他是和何孟雄等人一样的“重犯”。
“你应该知道那个鲁迅住在哪儿吧？”敌人想从柔石嘴里知道更多的东西，以撒开更大的逮捕之网。
柔石冷笑，道：“我哪知道！”
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后，柔石与小弟弟欧阳立安等同关在二弄九室的囚房。囚室里有10个人，除了6个政治犯外，还有4个军事犯。晚上，柔石与老共产党员柴颖堂睡在一张双层铺的上面。柔石没有棉被，只能钻在柴同志被窝中。因为俩人都戴着脚镣，睡觉时常被冰冷的刑具惊醒。于是俩人就在每晚睡前相互用干毛巾裹住脚，再轻轻入睡……
监狱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然而柔石充满了乐观。他想到了鲁迅的安危，于是通过狱中秘密渠道悄悄写信给冯雪峰，向他通报监狱情况：
雪兄：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人）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大先生；望大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大先生地址，但我哪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
“赵少雄”是柔石狱中的化名。其实如果不是叛徒出卖，他们许多人的真实身份敌人并不知道。从此短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身陷牢狱的柔石仍然一心惦记着“大先生”鲁迅的安危，这份情谊实让人感动。后来左联同志都唤鲁迅为“大先生”。
外表看起来很柔弱的柔石，其实骨子里非常坚强，尤其是他的斗争精神，很像鲁迅先生。当2月7日那天晚上他和难友们突然被押到二楼的“法庭”时，敌人欺骗柔石他们是去“南京”，需要他们一个个在纸上“画押”。轮到柔石时，他仔细看了一下那个“公文”，原来是“执行枪决书”！
柔石愤怒了，大声对难友们说：“同志们，这是执行书！我们不能按手印呀！”
“啊？他们要枪毙我们呀！”
“打倒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
法庭内顿时大乱。“快把他们押下去！快快！”愤怒的口号声和持枪宪兵们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使得龙华的那个夜晚格外凄凉和血腥……
野蛮残暴的敌人怕“事出意外”，草草地将柔石等24位共产党人押至警备司令部旁边的一块荒地，就立即端起刀枪，一阵猛烈扫**，惨无人道地将24名共产党人杀害于此。鲜血染红了那片枯黄的草地，也映红了几个小时后射来的朝霞。
呵，这是龙华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也有人后来说，龙华的桃花之所以特别红艳，就是因为有太多的革命烈士的鲜血染尽的……或许是吧。
“中国失掉了很好的一群青年。而我则失去了很好的朋友。”鲁迅闻知柔石和胡也频、冯铿等被敌人野蛮杀害，悲愤难忍。三天之后，他见到冯雪峰，一边落着泪，一边拿出刚刚写下的那首“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的悼诗。
两年后，他再度挥泪写下著名悼文《为了忘却的记念》。
鲁迅在这篇悼文中提到的“冯铿”，是个革命女性青年，而且是位非常有个性的女性，她对柔石最后两年有过很大的影响，所以柔石称她为“梅”。
这枝“梅”，在鲁迅笔下，是“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之人，但确是一枝带着几许革命“刺”的梅……
冯铿的性格与她给自己起的名字一样，是位铿锵的青年革命者。牺牲时冯铿只有24岁，她有丈夫，叫许峨。俩人是同学，爱人是其父亲的高足。冯铿小时候的名字叫“岭梅”，是她大哥从唐诗“四时不变江头草，十月先开岭上梅”中取的二字。“冯铿”则是她走上文学革命之路后的笔名。
也许是家里的男孩太多的缘故，冯铿从小就有一股男孩子的脾气和性格，长得也是浓眉大眼、不爱修饰，又爱辩论，从小常说“敢打老虎的才是武松，欺弱小的不算好汉”一类话。中学毕业后，她与自由恋爱的许峨一起在汕头老家邻县潮安县一乡间小学教书。爱文学的她，开始看不惯当时的旧社会恶势力，所以拼命学习与写作，曾发誓：“我要赶紧学习，掌握文学这种武器，替我所敬爱的人复仇，实现我的理想。”当时她创作的作品中，就显示了一种革命精神，如中篇小说《最后的出路》中的主人公郑若莲，冲出封建家庭束缚，喊出“为自己为群众努力奋斗”的妇女解放的心声，其实这正是冯铿自己追求新生活的心灵写照。
1929年，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困难的岁月。就在这一年农历元宵节过后，冯铿与许峨冒着生命危险，投奔到了被称为“东方莫斯科”的上海。很快，她与汕头籍的革命者接上头后，便与上海地下党建立了关系，并在汕头籍著名翻译家、共产党员柯柏年等介绍下入了党，成为“左联”屈指可数的年轻女作家。作为职业革命者的冯铿，从此胸怀共产主义理想，手持两种武器——传单与革命文学作品，向黑暗的社会发出阵阵怒嚎，“冯铿”这个名字也由此在上海滩上不时引起人们的关注。甚至在革命战斗中，冯铿也常常把自己的女性身份忘记了，只要组织交待的任务，无论多么危险，她总是义无反顾冲在前面。许多次她怀揣革命传单，在大街上遇见巡逻搜身的反动警察，而毫无惊慌之色地混过敌人的耳目，总令同志们刮目相看。
确实，她内心深深爱上了浪漫而又在鲁迅身边的柔石。柔石也把她当作自己的妹妹一样左一个“梅”，又一个“亲爱的梅”……但冯铿仍然守着自己的丈夫许峨，并在忙碌之余，利用每天乘电车的时间，亲手为爱人织了一件蓝色羊毛背心。
“你常外出，还是你穿吧！”许峨把深深的爱留给了年轻妻子和战友冯铿。
正是这件羊毛背心，在解放后寻找龙华烈士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