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善意：释放美国飞行员
1955年8月，中共释放了11名被捕的美国飞行员，放人的时间掐得很准，刚好是在日内瓦会议开始的前夕，这样仿佛给了这次对话一个好的开始。这是个聪明的主意，因为日内瓦万国宫的日程上只有两个焦点：1。被红色中国俘虏的美国人的释放问题；2。其他正在讨论的实际问题。中方看起来没有意识到，阿诺德上校的苦难经历会受到美国公众舆论的关注。
紧接着杜勒斯和红色中国的周恩来之间的跨太平洋会谈，日内瓦对话开幕了，同样在两周前四大国商议的那栋建筑里进行。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一个原则，美国把它作为北京的和平宣言。这原则是“不诉诸武力”。
几个小时后，周恩来用一段对他而言算是温和的谈话说，他不认为谁是匪徒或战争制造者。联合国成员国和贸易禁运问题已经是老调重谈了，但一直以来他们都暗示着北京已准备好对台湾问题进行谈判了。周恩来强调：“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准备寻求和平手段解放台湾。”周恩来是在要求国民党政府不用武力就投降。但华盛顿方面决定对周恩来表现最友好的一面，杜勒斯在他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周恩来的话比他以前更强调了不诉诸武力。”
还没听说过阿诺德上校的故事的杜勒斯满心希望地补充说，有迹象表明中共已经“放下武器”，“我们之间的一些实际问题就可能明朗化了。”
被派往调查的人是堪萨斯出生的乌拉尔人，阿来克斯·约翰逊，46岁，一个远东问题老手，现任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他是个强壮的人，曾在日本人的“满洲”的收容所待过半年。在日内瓦的印中和平会谈上，为美国战俘的回家问题进行过首轮谈判。早些时候，约翰逊在日内瓦遇到了一个老对手：红色中国的王炳南，47岁，中国驻波兰大使。
王炳南是个小个子、严肃的男人，头发像往上竖起的刷子。王炳南在日内瓦一直穿着他码头工人风格的服装。点头微笑，摆姿势拍照，拿着一把红色的天竺葵。他奉命高调地与约翰逊会谈，用西方的话来说，就是“让全世界听见中国对联合国的敲门声”。而相比之下约翰逊则是沉着地周旋，对记者强调美国官方的观点：“各位记住，这不是会议，只是大使间的谈话而已。”
约翰逊的意图是把对话限制在释放美国战俘上。在对话前一天11名飞行员被释放让约翰逊大吃一惊，但当会谈深入以后，王炳南先生发现这位堪萨斯人也是个棘手的对手。
在他们的第一场会议里，约翰逊坚持美国的所有平民犯人都必须释放，美方才会满意并进入“其他实际问题”。第二场会议里，他列出一张40个美国人的名单，要求红色中国释放他们。王炳南回应说，要美方“释放”一群被美国扣留的中国留学生，当时美方说这些学生在美国大学里获得的知识可能用在美国的敌人身上。王炳南表示中国学生事件在法律上和在道德上都和那些飞行员的性质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