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邮报》记者与中国
“让大幅照片见鬼去吧。”威廉·基蒙德说道。他是多伦多《环球邮报》的记者，去年5月到红色中国采访。基蒙德42岁，办事不留情面，喜欢刨根问底。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前去中国采访，除大幅照片外，《环球邮报》还刊登了第一批小幅照片，这些照片中的绝大多数真实反映了1949年中共取得胜利后的真实面貌。
基蒙德是加拿大公民，因此美国国务院不许记者进入红色中国的禁令对他不起作用。他发现中国是个“忙乱中的国家”，一个反差极大的国家。砖头平房与正在建造的高楼紧挨在一起；避孕的门诊部和佛塔相邻；苏制运输机装载的是脚踏三轮车运来的货物。基蒙德还发现“自我批评几乎是全国性的……”。
基蒙德提出的问题直截了当，而会讲英语的向导和政府官员在回答此类问题时竟然很坦率。有一次，他看见一辆敞篷卡车载着一车衣衫褴褛的中国人，由一个身背冲锋枪的警卫看押。他问这些是什么人，回答是：劳改犯。
基蒙德报道说，尽管大家“表面上接受苏联的东西就是好东西”这种观点，但“中国人的真正态度是他们也必须向反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国家学习”。从华沙到华盛顿的学者们都在分析毛泽东最近宣布的政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有许多条”。基蒙德印证了这句话的含义，例如：政府承认，它不得不再容忍起码5年的有限“国家资本主义”；任何在企业投资800美元以上的公民都可以得到5%的红利。
中国愿意改造“共产主义理论”的最明显证据便是，如何着手解决“中国当今极为重要的问题”，“如何养活以每年1200万速度增长的人口”。政府已经开始采取严厉的控制生育措施，其中包括免费的流产和绝育手术。基蒙德强调，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获取“外国信贷”购买工业设备的主要来源是粮食出口。“如果遇到像1954年那样的粮食歉收，中国的工业化就会蹒跚不前；或者从6。3亿人民的嘴里抢粮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工业化的进程。然而在这6。3亿人民中，有34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
基蒙德的系列报道中另有一些精彩之处：电影是多数人唯一的娱乐形式，因为电影的票价最低（10美分）。由于“不再带有浓重的宣传味道”，电影的质量得到了提高。中国试图教育它的民众，学校里挤不下那么多学生，所以学完一个年级学业的学生只好先下地干活，等教室空出来才能继续上学。
基蒙德曾当过战地记者，还在纳粹集中营里被关过7个月。他证实了美国国务院所谓中国人会把美国记者投进监狱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说，他受到了“令人吃惊的关心……像对待婴儿一样”。他的新闻报道和大量图片没有遇到官方审查方面的麻烦。
不幸的是，没有几个美国人能读到基蒙德的观点。芝加哥的《太阳日报》早些时候转载了基蒙德在《环球邮报》上发表的部分文章。但出于安全考虑，《太阳日报》同时还写道：“芝加哥的著名人士也称赞这一系列报道”；仿佛唯恐被认为它承认红色中国，《太阳日报》删去了大部分最具洞察力的文章和日常生活的细节。美国新闻界是无法获取这些内容的，除非国务院允许记者去中国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