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和新生活
美国的记者们被北京震惊了。《生活》杂志的图片上有北京新生活的景象。“五一”这天，50万人的游行队伍川流不息地走过天安门广场，几千面彩旗在大风中猎猎作响。裙子——这种最令人惋惜的革命的牺牲品，在这一天重新公开亮相。妇女们身着鲜艳的春装，步履轻快地走在队伍中间。她们没有穿着近年来时髦的上衣、长裤。
1949年建立新中国后，红色领导人依然穿他们的“解放制服”——一种深色肥大的棉袄棉裤。出于谨慎和需要，中国的民众纷纷效仿。女装与男装几乎无法区别。拥有旗袍的女性把它们收藏起来。中国大陆的旗袍与香港、新加坡的旗袍样式差不多，贴身合体，下摆开衩。
去过中国的外国人都认为“解放制服”的样式僵硬、沉闷、单调，而且他们也把自己的想法讲了出来。最后连苏联人也开始抱怨（有个苏联人说他无法分清学校里的男生和女生），中国这才下决心变革。一位中国官员沮丧地说：“在莫斯科的剧院里，只要你看见一片蓝色或灰色，那肯定是中国代表团。”几个月前，北京政府开始鼓励人民尝试新的服装样式，因为它能反映出“人民正在享受社会主义社会的幸福生活”。
但是，人民已经学会在生活中保持低调的生存之道。他们不愿张扬个性或财富，唯恐别人利用这一点来对付自己。必须鞭策他们。北京的播音员说：“让几个带头人做出榜样，其他人就会效仿。”为了推动新面貌的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和其他城市举办了时装表演会。尽管官方告诫妇女不要穿紧身服装，不要“浓妆艳抹”，但胸罩和贵妃香粉（牌子取自一位唐代的美人）的销量还是直线上升。一位政府官员甚至谈到“曲线美”。1956年5月开张的一家服装店有3000种春装供顾客挑选。
北京的播音员大声宣布：“树木长出新芽，花儿绽开笑颜。人人穿着鲜艳的春装，与这美丽的春天媲美。”而实际上所有男人仍穿着“解放装”，许多人在新衣服外面再罩上旧衣服。胆小的人把目光朝“五一”观礼台上扫去，希望找到鼓舞他们的迹象。但毛主席和他的同僚们都穿着旧式服装。他们更像是坚定的革命者方阵，而不是绽放的花朵。
德国的摄影师沙尔玛·培伯尔是几个承认红色中国的西方记者之一，他是慕尼黑图片杂志《快速》的职员。为了报道一支西德足球队的莫斯科之行，培伯尔申请了一个签证。当得到签证时他怀疑地发现只有一个限制条件，不得拍摄军事设备。在中国，他从广东到东北漫游了10个星期，采访中国人，拍摄下他看到的一切。在北京的5周里，他与16个朝鲜停战后选择留在红色中国的美国战俘中的10个见了面。在人民大学——他们在那里度过了3年学习中文的时间，他被允许拍摄照片。培伯尔发现这些人想家了，每个月他们将获得中国红十字会给的40元生活费。他们称赞红色中国的优点，看起来决心在这里一直待到“国内政治气氛变了”为止。
在微笑地骑脚踏车人中，3个美国人和1个同行的苏格兰人坐着一辆三轮车在北京的长安街上逛。这些人在北京可以自由走动，但受到红色政府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