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演讲：关于人民内部矛盾
通过共产主义世界永远有效的特殊信息渠道，由西方领事馆传出令人震撼的报道：“就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历史性的攻击一年后，毛泽东也做了秘密演讲，实际上是两个。这些演讲在轰动效应上不能与赫鲁晓夫的相媲美，但它们在共产主义土地上引起的**（西方国家已得到全文）表明，如果毛泽东实际上与莫斯科就‘意识形态平等’争夺，他将在附属国中有热切的支持者，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急于看到‘通往社会主义的多条道路’，而非单一的莫斯科创造的理论化。”
从毛泽东的演讲中所透露的是，这位63岁的中国领袖，在800名理论战士面前的长篇而热烈的演说中，否认了苏联意识形态的两个基本命题：1。即使在共产党国家，阶级斗争仍必须继续进行，直到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实现；2。在共产党国家的人民与统治者之间不会有真正的冲突，因为党体现了人民的意愿。
区别是“非对抗性矛盾”，毛泽东说，而且“那些愿望受到挫折的人”必须被倾听和严肃对待，“政府中没有一个组织，也没有人有权让批评者沉默”。新的群众教育应该：“认真实行，但要以和风细雨式的平稳——除非是违法乱纪的重大行为，所有的都应该免于处罚。批评与自我批评应该以同志间的坦率谈话方式进行。不能有群众的公众集会和斗殴。新的战斗甚至还提到“我们应该否认群众罢工的权利吗？”，回答是“不”，因为这样做将会“激化矛盾而非解决矛盾”。所有这些是被称为“团结，批评，再团结”战斗的一部分。
比其他事情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似乎在向他的政府机构展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不满的原因是不断增长的经济危机，迫使饱受饥饿的中国大众再把裤腰带拉紧一点”。然而，毛泽东将之归咎于中国共产党官员变得臃肿傲慢，其200万成员中超过60%的人是在红色力量掌权后加入的。他坚决地宣布，补救方法是让官僚主义者不再忽视他的口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官员必须与群众融合，并听取他们的抱怨。他还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应该“定期进行体力劳动，联系群众，消除令人不悦的区分”。
按照毛泽东的严格要求，中国的第四次整风运动全面展开，批评之花像蒲公英般涌现。上海的新闻记者公开要求能更方便地报道当地政府的“实际情况”，全中国党的显要人物都开始了尽职尽责的辛苦工作。在一个集体农场，33个将军和127个官员突然出现，并开始帮助目瞪口呆的农民们除草和拉粪。在首都，一位部长当了一天搬鱼工人——北京电台报道说，这是一幕“极大地鼓舞了”老百姓的情景。
自从他们获得毛泽东关于共产党政府与人民之间会有“矛盾”的演说片段起，西方专家就在争论，红色中国的老领导人试图主张独立于莫斯科的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毛泽东曾以东方式的柔和说，“列宁提及了它们但没有评述……至于斯大林，他的意见仅能做参考。”
现在，毛泽东开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信条的修改，承认这是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工具。“我们不再使用恐怖方法。”他暗示苏联人弄错的地方是，没有认清即使在共产党政府镇压了所有有组织的反抗后，也可能会面临“内部反抗”——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法的。
“如果坚持使用恐怖的方法来解决内部反抗，”毛泽东宣称，“这就会使这些反抗变为国家敌人类型的反抗，就像在匈牙利发生的一样。”在那里，共产党因为选择了“镇压而非劝导……仅仅使事情消失了几天”。正确的缓和动**局面的方法是，他继续说，是鼓励公开批评，接着通过“劝说与教育”来根除批评和导致批评的错误。“甚至可以说，”毛泽东称，“小罢工是有好处的，因为它们指出了错误。”
这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最为爆炸性的一条。在毛泽东的眼中，容忍的罢工也许至少有两件事可称道，它将给：1。中国大众一个机会释放一点精力而又没有太大损害；2。政府可以统一对付潜在的革命。但是，就像匈牙利和波兰曾证明过的，莫斯科只会以厌恶的心情看待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有益的小型罢工”概念。
为什么毛泽东要提倡这个说法呢？答案看起来是，毛泽东首先担心的是如何解决由严重经济困难所引发的紧张和压力——而且要尽力阻止在他的土地上发生匈牙利式的危机。
在一个演讲中，毛泽东否定了一些中国官僚对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怀疑：“马克思从来没说过他不应该被批评，对于那些不听从马克思这个教导的人，我会用一句老谚语：活着时不许人批评的人，死后必遭人批评。”此前，作为对一些非常胆怯的“花”的鼓励，北京释放了一些象征性的艺术家与作家。
在他“百花齐放”的政策中，毛泽东建立起比莫斯科更完美的方法，但他的修辞法需要变得朴素一些。劝说可能会有抚慰性的声音，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只有一方是对劝说公开的，其后被劝服者必须接受“团结”……接下来就是一种名为“劳动改造”的劝说方式。周恩来最近宣布：“拘押的罪犯中超过80%已得到了农业或工业中的工作”，劳动改造——也是中国目前创造性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