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谈中美外交进程
1972年2月9日，尼克松总统向国会提交了其对外政策报告。报告如下：
能称得上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并不多。我在7月15日宣读的公告堪称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公告说：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个公告对于后代能够具有最深刻的意义。导致发表这一公告的航程是经过小心翼翼地驾驶的；我们已经做出的开端仍是脆弱的；眼前的具体成果很可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目的，在现在也是我们可能达到的目的，是要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建立接触，是要使我们今后的抗争局限于会议桌上。现在进行接触，可能有助于防止以后发生后果不堪设想的大祸。这样做当然有益于丰富我们两国人民的生活，还可能导致将来我们两国合作从事一些事业。”
我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会晤将是前所未有的。
中美最早的接触是在19世纪初逐渐开始的。那时候，安全而居于优越地位的古老的中华帝国刚刚开始那个使自己适应对外部世界的痛苦过程。中国人由于具有世界上最长的自治的历史，而且是他们地区内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和文化力量，因此他们作为世界的“中央王国”是自信的，闭关自守的。尽管如此，他们却受到技术上优越的外部强国的剥削。美国当时由于奉行孤立主义，埋头于本国的发展，主张中国的领土完整；但是我们平等对待一切外国人的“门户开放”主义，在中国人看来是暧昧不清的。
中国人的经历不是作为平等者与外部世界交往的经历，而是要么中国超人一等，要么受外国剥削的经历。在最近的数年内，中国经历了一个内部动乱和对外关系发生改变的时期。中国领导人已经决定冲破那种部分的是自己选择的孤立状态，探索同其他国家建立比较正常的关系，并且参加到国际对话中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有25年的今天，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种新方针反映了新的现实。其他国家日益增长的实力和自信心使它们得以承担较多的责任，也使我们得以转向发挥比较有限制的作用。而且，由于一个国家可以代表所有共产党国家发言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我们现在同各个国家打交道是以它们的对外政策而不是以它们的对内政策为根据的。
因此，1972年2月，在经过了许多变迁、取得了许多成就和我们这方面的演变之后，美国和中国将在民族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新的基础上开始这种对话。我们都正在为自己的历史揭开新的一页。
回顾我们的历史和考虑到未来的世界，我认为目前的时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时刻。国际关系中变化着的潮流，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新前景以及中国变化着的面貌——这些就是不仅在华盛顿而且还在北京起作用而指引我们两国朝着对话的方向走去的因素。
决定本届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出于下列的一些考虑：
——亚洲的和平与世界的和平需要我们交换意见，这种交换意见与其说是撇开我们之间的分歧，不如说正是由于存在这些分歧。在一个动乱和核武器的时代，较清楚地了解彼此的意图是极为重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决定影响到它的利害关系的国际安排中起适当的作用，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也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只有这样做，那个伟大的国家才会同这种安排有利害关系；只有这样做，这种安排才能持久。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成为代表一个国家集团的唯一的发言者。我们要根据具体的问题和对外行为，而不是根据抽象的理论来同所有国家打交道。
——倘若我们不需要把彼此看成是永久的敌人，那么中美两国的政策就会温和得多。从长远来看，我们基本的民族利害之间无须发生冲突。
——中美两国有着许多相同的利益，在为丰富我们两国人民的生活方面能共同做许多事情。中美两国人民有如此长期的友谊的历史，不是偶然的。
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断定应该着手为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进行谨慎的探索。我们认为是能够使中国人从事这种努力的。
……
过去三年的记录证明，导致我的旅行的是现实，而不是感情用事的态度。现实还将决定我们未来的关系。
我到北京去将不抱任何幻想。但是，尽管如此，为了我们两国人民，为了世界人民，我将抱着要改善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的决心到那里去。我们和中国人民选择的这条道路是信心的产物，而不是由于个人的性格或者由于可以取得战术利益的前景而产生的。我们将这样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
——相信一个和平的和日益繁荣的中国是符合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的；
——承认它的人民的才能和成就应该在世界事务中得到适当的反映；
——确信要使亚洲保持和平，要使亚洲和世界取得最充分的进步和稳定，就需要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一样，是不会牺牲它的原则的；
——确信只有我们在和我们的朋友的关系中以及在和中国的关系中是可靠的，我们才能同中国建立一种持久的关系：
——假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一种互惠的态度来制定它对美国的政策。
这些原则将指导我在即将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进行的会话中所采取的方针。当然，这些讨论的趋向以及我们未来关系的趋向并不仅仅取决于美国。它要求相互谅解彼此的看法和相互愿意把原则性态度和对彼此利益的尊重结合在一起。
在历史的这个时刻，我们需要进行最高级会谈。在日内瓦和华沙进行的18年断断续续的大使级讨论表明，枝节性问题在初级阶段不能够得到解决。然而，我们领导人之间具有权威性的交换看法，现在看来有希望逾越鸿沟进行真诚的交谈并规定一个新的方向。
北京之行本身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过程的开始。这次旅行的历史意义超过我们可能达成的任何正式谅解。
我们终于要会谈了。我们将以平等地位进行会晤。战后形势的一个显著特点将发生变化。我们将在最高一级把一章结束掉，看看我们是否能开始写新的篇章。
可以预料，双方都将十分坦率地说明自己的原则和看法。我们彼此将清楚地知道对方在那些把我们分隔开的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将寻求能开始减少我们的分歧的途径。我们将谋求寻找某种可以据以建立比较有建设性的关系的共同之处。
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些目标，那么我们就是确立了一个扎实的开端。
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说，我们将看看两国——两个历史和文化完全不同的、近时期来是完全隔绝的、意识形态是互相冲突的、对于未来的设想是互相抵触的国家——是否能够从敌对走向联系再走向谅解。
……
在经历了一个对抗的时期之后，我们正在进入谈判的时代。
我们谋求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对各种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在这个世界里，大小国家的人民都不会怒气冲冲地处于与世隔绝的地位。
我们不能指望使每个人都成为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设想使任何人都不成为我们的敌人。
我在说这些话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思想中占很大地位。正是这种态度从一开始决定了我们的政策并导致发表了1971年7月15日公告。我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到北京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