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治国与治水
——写在《中国治水史诗》发行后
张笑天
人类在还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就充斥了许许多多关于水患和治水的传说，其中当然以诺亚方舟和大禹治水最为脍炙人口。诺亚方舟故事里的上帝并不可爱，为了惩罚罪恶的人类，居然不惜发四昼夜洪水，让亚当、夏娃的子孙尽死泽国，得救者仅诺亚一家八口而已。
比较而言，大禹则更有人情味，为救百姓万民，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成为千古美谈。
大禹这人很不简单，公而忘私，不记私仇家恨，他的父亲鲧奉尧帝之命，治水九年而无功，被舜帝处死于羽山，禹不计前嫌，仍能接受舜的委任前赴后继，疏河道、通沟渠，终于成功，造福万民。禹是家喻户晓的大英雄，直至被神化。
有史为凭的李冰父子就不止是传说了，他们留下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智慧与民力的杰作，两千多年过去了，迄今川西百姓仍受其惠，成就了有史以来的“天府之国”，那无疑是蜀郡太守造福于人的丰碑。
可以说，古往今来，人类得益于水，也受害于水。水患和水利是伴着人类的蹒跚脚步开始，一直走到今天，辉煌与灾难俱来，受惠与苦果同尝。
水至柔，却又是可摧毁一切的残暴力量，人又一时一刻离不开它。你无法不对水产生敬畏之情。
中国水系复杂、水网密集、水患频繁，却又是严重水荒的国度。对于如何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孙中山先生早在1924年“民生主义”讲演时，已首次提到建造三峡电站的构想，集防洪、灌溉、发电功能于一身。到了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还派出科学家去美国考察，并请美国大坝、水利专家萨凡奇帮助设计过蓝图，着实刮了一阵萨凡奇旋风，可惜最终因资金匮乏而流产，萨凡奇只在宜昌上游的拦河坝上造了几所房子而已。到了1963年，已经84岁高龄的萨凡奇仍念念不忘三峡工程，他对中国人很有信心，称赞“中国有很多聪明人，不会把巨大的财富长期搁置不用”，他不能躬逢三峡修建之盛的遗憾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对中国同行说：“只是对于我，三峡已是一个失落了的美好而痛苦的梦境了。”
萨凡奇的梦还是由中国人自己圆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视察长江三峡，以诗意描绘了“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图景，成了中国几代水利工作者的朝思暮想。而今天，美梦终于成真，中国人从此敢于拍胸脯，自诩无愧为大禹的子孙。
把几千年来，特别是60年来炎黄子孙治水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记录下来，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本该由政府和学界的专家们来完成，但这任务却落到了一批作家肩上，这得给一位有识之士大书一笔，他就是倡议并出资启动这项文化工程的杨钦欢先生。
我原来与杨先生素昧平生，只是这本书完成后在人民大会堂的首发式上，才得相见。他是广东梅雁集团的老总，是上市公司的老板，他能跳出所经营的圈子，不惜掷重金经营这本只赔不赚的书，本身就令人肃然起敬。
梅雁集团与水利有不可割舍的情缘，杨先生的集团原本是经营水电的，对水情有独钟就毫不为奇了。他说得好，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治水史，从三皇五帝到伟人毛泽东，哪个明君不是以治水安天下？哪个爱民如子的领导人不以兴修水利而惠民？他举了很多古今实例，从灵渠、都江堰到治黄、治淮，乃至修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无不记录着名君名臣的千秋功业。
我相信，他不是随口说出，当然也需听者有意。这就要说说老作家程贤章先生了。对这部治水史来说，他和杨钦欢一样，堪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他听了杨先生的一番感慨，马上表态说，你先出一笔经费，我来接招！他自愿披挂上阵操持此事。
初听此言，杨钦欢还以为是玩笑或应景，当看出程贤章是发自内心时，这倒让杨先生又高兴又于心不忍了，须知，程贤章马上就是80岁的人了，身体又欠佳，怎敢劳动他担此重任？
很快，程贤章拿出了方案。这方案中开列的一大串作家名字，也着实吓了杨钦欢一跳，诸如陈世旭、邓刚、何建明、张炜、蒋子龙、陈桂棣、程树榛、关仁山、刘兆林、焦祖尧、阿成、叶兆言、赵丽宏、缪俊杰、叶延滨、谭谈、彭见明、何申、李存葆、杨克、商震、沈仁康……这可都是活跃在当今文坛上的重量级作家呀！他们都有繁重的创作任务，能够分心为治水史出力吗？有这个兴趣吗？
当过广东文学院长的程贤章显得胸有成竹，他敢拍胸脯说“招之即来”，他真的做到了，其中的缘由，固然源自作家们对这设想的趋同感，也与程贤章这位老大哥的号召力有关。
肯吃苦，这是程贤章让人敬重的一点。他不顾高龄体弱，带几个助手到大江大河去实地考察，连震区映秀镇也没有漏掉，更不要说都江堰、灵渠了。他从黄河口三角洲到新疆的坎儿井，从东北大平原上的黑龙江、松花江到上海黄浦江、苏州河，直至钱塘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