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同心干，灯火斑斓梅江畔
——见证《中国治水史诗》的诞生
缪俊杰
首都，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2010年7月3日，《中国治水史诗》首发式暨座谈会在这里隆重举行。到会的中央有关领导，文艺界、新闻界以及有关各界著名人士的席位上，摆放着一部二百五十万字的大书（上下卷）。著名政治活动家、该书总顾问叶选平先生书写的“中国治水史诗”6个遒劲秀美的大字，在封面上闪耀。与会者兴奋地称赞这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和文学欣赏价值的史诗式的著作，是我国自《水经注》以来难得的有关水利的华章。出席这次座谈会的共和国上将、著名诗人周克玉先生作诗咏赞：“百位诗仙著水经，程门杨将领旗旌。戎禹蜀郡惊梦喜，大吕黄钟遗世倾。疏凿贯通利万众，道遵势顺循者荣。古来经验堪珍贵，要知功效在践行。”他所说的“百位诗仙”是指参与本书写作的近百位著名实力派作家；而高举旌旗的“程门杨将”，指的则是本书的总策划杨钦欢先生和本书主持人、主编之一程贤章先生。当我们在回顾这部巨著问世时，不能忘记为这部书的写作、出版给予支持的功臣们，特别是它的总策划杨钦欢先生和程贤章先生。我为这部书的出版做过一点工作，本书杨先生的“序言”和程先生的“后记”都多次提到。我在这里提供一些情况作为这部书出世的见证，谈些看法也算我对本书的评说。
一、“前瞻”：策划者的目光和思路
水利，是国家的命脉，民族的命脉，人民生存的命脉。兴水利，除水害，是事关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大事，也是历朝历代统治者、主政者治国安邦的大事。水利兴则举国欢，水利虐则国家悲。广东梅州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总经理杨钦欢从上学懂事时候起就在琢磨这个道理。他在改革开放时代兴办实业，几经摸索，最后还是归宿在“搞水利”、兴办水利产业这条道路上。他对水利情有独钟。有一次，他在同老作家程贤章谈话中说到：“我一直认为，从某种意义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从三皇五帝到现在，哪个明君不以治水而获万民拥戴？夏禹的传说，都江堰和灵渠，都记载着明君名臣名人的千秋功业。我想，今天我们讲发展，我们在用水、治水的同时，还要给子孙留下绿水，然而我们呼唤的声音还不够强大，常常被市场的讨价还价声给淹没了。我想求助于我们的历史，弘扬华夏千百年来的治水文化，会不会唤起某些人对历史与未来的良知呢？”（见《序言》）
杨钦欢从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观照中，把问题提到了文化的高度。文化是一种精神，一种情怀，一个民族的灵魂。他想要求助历史，他想要通过弘扬历史文化来唤起人们对历史和未来的良知。从这里可以看出，杨钦欢对于问题的思考，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他不仅自己自省、践行，还要通过某种努力，某种行为规范，来唤起社会需求的良知。
但是，从思想到行动，从反思到实践，毕竟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是做不成大事业的。有些人虽有高人一筹的思想，不一定有高人一筹的行动。杨钦欢想使自己的思想得到超越，开始从思想走向行动。他求贤若渴，虚心拜师求教。他想到了对他来说亦师亦友的程贤章先生。从年龄和经历来说，程贤章是他的叔辈、师辈，但眼下程贤章又是他企业内的一名“职工”。这位编外职工程贤章是资力颇深的老作家、原广东省文学院院长，退休后告老还乡，回到了他生于斯养于斯的故乡梅州，并把党的组织关系落户到梅雁公司，以普通党员身份过组织生活，交纳党费，每年被公司评为“优秀党员”。在一个组织里，党员对党员、同志之间就好交心了。在一次闲聊中，杨钦欢同程贤章谈到当下国家的水电开**况，谈到对水利事业的看法。也谈到想编一部书，借鉴历史，启发国人，特别是水利干部的“良知”。虽属闲谈，但思路很明确。
说者有心，听者有意。程贤章听了杨钦欢的一席话，拍案而起，激动地说：“你说得太好了。这样吧，你先注资一笔经费，我来接招。”杨钦欢听到程贤章要“接招”，心情激动。但他知道，程贤章是靠近八十岁的人了，为何要“接招”？想问个明白。便问道：“你为何接招？”程贤章很干脆地回答说：“这题目太好了，千年一遇。中国太需要一部治水史了。”
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他们这次谈话，可以说是一次略带“前瞻性”的对话，也就是这部书最初的策划。
我为什么用“前瞻性”来说他们这次谈话呢？中国的语言丰富得很，同是一个意思放到不同人的身上，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去表达。如果这两位谈话的人，有一个大人物，就可能使用“高瞻远瞩”这个词了，一定会说某某伟人“高瞻远瞩”。而在伟大的历史面前，程贤章和杨钦欢还不是“大人物”。他们的思想虽然很“超前”，站得高，看得远，我们仍然不用“高瞻远瞩”这个词称赞他们，而是用“前瞻性”。否则就有“僭越”之嫌，或者被人指为“用词不当”。
为什么说程贤章和杨钦欢这次谈话具有“前瞻性”呢？事物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程、杨作出这个决策是在2009年初，大概是那年春节前后吧。他们说干就干，工作紧锣密鼓地在进行。一年多功夫，于2010年5月，这部二百多万字的治水史书就出版了。
过了半年，即2010年12月31日，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这个《决定》真是说到全国人民心坎上了，说到策划《中国治水史诗》的程贤章、杨钦欢的心坎上了。这个《决定》一开头就说：“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兴水利、除水害，事关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必须下决心加快水利发展，切实增强水利支撑保障能力，实现水利资源可持续利用。”说得何等好啊。中央集中了全国人民的智慧，又用这种集体的智慧去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杨、程两位在思想认识上的“前瞻性”是显而易见的。
我在阅看这本大书的初稿时，读到广西著名作家冯艺一篇文章：《雁鸣柳江》。这篇文章写于2009年夏天。文章记录了杨钦欢关于水利建设的一段谈话。文章写道：“进入新世纪以来，西部大开发和西电东送战略的实施给广西的水电开发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被称为红水河龙头电站、装机容量仅次于三峡的世界级巨坝龙滩水电站动工兴建，成为西部大开发西电东送的标志性工程，它与世界魁首三峡电站遥相呼应，展现了我国水电工业的灿烂前景，把广西的水电开发推向了鼎盛时期……因为敏锐，因为胆识，使杨钦欢一开始就瞄准了柳州市推介的柳江红花水电站……杨钦欢清楚地认识到水电是一种清洁廉价和可再生能源，世界各国十分重视水电开发……这远景是西部的**，把东部的杨钦欢紧紧地吸引。杨钦欢心头正在描绘着他的蓝图。”冯艺在文章中还写道：“采访中，我得知他（杨钦欢）是一个很低调，几乎不出席大型活动，甚至连自己赞助的项目落成都不拿剪刀、不喜欢被媒体报道的人。他说，他喜欢本分地做好工作，说干就干，不要畏惧失败。脚下是一条没有终点的攀登之路，充满艰辛和挑战，要把梅雁建成‘百年企业’，必须全力以赴。……坚决、果断、雷厉风行，这是柳州市政府评价梅雁集团时用得最多的词。是的，正是他们的坚决、果断造就了项目提前就投入运行的辉煌成绩。”
杨钦欢做实业如此，做文化事业也是如此。他同程贤章商定要做“治水史”这个巨大文化项目时，不计个人和企业的名利得失，立即注入巨资，让老作家程贤章带着一拨人大胆地干。就这样，同心干，灯火斑斓梅江畔。在广东偏东北的山区一隅，梅江岸边的客都大酒店里，开始了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
二、躬行：刀山火海都要闯
现在，我想转过来写一写“治水史诗”的策划者和执行主编程贤章先生了。程贤章是大家熟悉的广东老作家。为了说明他在编纂“治水史诗”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拼命三郎”精神，我还想简单地介绍一下他的经历。这位在印尼度过童年的广东梅县丙村的农民的儿子，新中国成立后回到故乡，大学毕业后当过文化教员，报社记者，甚至当过县级“高官”，后来当了专业作家。30岁开始写小说，发表出版过《樟田河》、《彩色的大地》、《胭脂河》、《云彩国》、《青春无悔》、《神仙?老虎?狗》、《围龙》、《神仙洞》、《大迁徙》等十余部长篇小说，近些年还写了不少报告文学，几次到北京领过奖。无论是写小说，还是办文化事业，他都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拼命三郎”精神。这次编“治水史诗”，也充分表现出他的“拼命三郎”本色。
作为一个作家，程贤章深谙“文学来自生活”的道理。他知道，即使作为一个编辑家，要编一部好书，也必须了解熟悉他编的书所反映的内容和描写的对象。他知道，要编一部中国的治水史，必须对中国历史上治水的重大事件和重大工程有所了解。于是，他下定决心先去各大型水利工程考察一番。
到哪里？他首先想到大禹出生地川西北和秦代著名水利工程都江堰。相传大禹是川北人，至少他的祖先是出自川北。历史上有“禹生川北”的说法。川北也就是今天四川绵阳的地界。恰好，都江堰也在川西北。于是他决定先去探访川西北，去看一看那享誉几千年的都江堰水利工程。2009年5月，也就是四川“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的日子，他带着他的助手罗炜新和程勇芳奔赴四川成都。他选择这个日子是有特殊含意的。因为在地震发生时他没有能够奔赴现场参加救灾，而一周年之后去，是想去凭吊地震灾害的遇难者，用来赎自己的道义和责任，给自己一丝慰藉。他想亲自去汶川、什邡和映秀。他们行程的第一站，是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在都江堰水利工程，他看到了一个奇迹，汶川、映秀等地虽然被毁了，二王庙也损毁了，“而雄伟的2000多岁的老人——都江堰，除了‘鱼嘴’震裂一条缝外，依然英雄般地屹立在浪花飞卷的岷江中，依然滋润灌溉着肥美的成都平原”。他看到此情此景，深刻地感到“都江堰是世界水利奇迹，全世界有良知的人都关注都江堰”。他想：“2000多年前建堰的水圣有什么绝招？”“都江堰，奇迹、神秘，客观存在有密码吗？”他从都江堰回来之后，同杨钦欢谈起都江堰的密码。他们俩不约而同地想到：一定要请作家再写都江堰，把古人总结出的“深淘滩低作堰”的秘密，用诗一般的语言告知今天广大的群众。对历史上那个水圣李冰父子给予更充分的历史评价。
程贤章从川西北参观考察都江堰回到广东，又去考察了建于秦代的广西“灵渠”。“北有长城，南有灵渠”成为千年佳话，灵渠千年犹存。他了解到，修建“灵渠”的灵感，大都来自秦始皇曾祖父当朝时李冰父子修筑的都江堰。这样一个看法形成了，那就是更加广泛地去考察古代的水利工程。
程贤章想到了新疆的“坎儿井”。“坎儿井”是新疆天山南北的著名历史水利工程。但程贤章居住的梅州离新疆的“坎儿井”几千公里。这时正是7月，7月盛暑正是新疆“火州”发威的季节，也称为“七月流火”的季节。程贤章毫不犹豫地买好机票飞赴新疆乌鲁木齐。那时，乌市刚经历过“7·5”事件，社会还有点“乱”，杨钦欢劝他们晚一点去，程贤章没有退缩。他对杨总说：“最危险的时候也是最安全的时候，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程贤章的“固执”，正表现出他的智慧和刚强。他带着助手炜新和勇芳以“拼命三郎”的勇气和魄力，硬是飞赴新疆。到新疆后，程贤章写下的几篇日记，真实地记录了他们在“火焰山”一带的遭遇。程贤章写道：“读《西游记》就知道唐僧取经时经过火焰山，全凭孙悟空的法力向铁扇公主借来芭蕉扇。今年大暑第二天，我们就去闯火焰山，火焰撩起的是我的活力与热情，去吐鲁番，我们去考察水利工程坎儿井。”他又写道：“在新疆最难得一见的是水。高速公路沿河而修，坐车靠窗的位置上想一睹婀娜多姿的河水，那你百分之百会失望，惆怅半天。因为干涸的河全是沙石，滴水不见。”但是，他在天山脚下的吐鲁番却看到了坎儿井的奇观。“坎儿井长流的雪水使荒漠的大沙漠出现了绿洲，出现了盛产瓜果的沙漠江南。”这时，他下定决心，要请作家好好地写一写“坎儿井”奇观，歌颂包括林则徐、左宗棠这样一些对修建“坎儿井”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官吏。
程贤章和他的助手们走川西，上天山，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不是为了去猎奇。他们的心目中只装有那部书，那部还没有出世的大书。
经过一番考察，程贤章心里已经有些底气了，他从新疆直飞北京，他说，他是来找靠山，找支持的。他到北京的当天晚上，请我去他住宿的那家酒店。对我说：“老缪，我们要编一本大书。我已经找到作家出版社的何建明社长。他是在水利部门工作过的作家，他支持我并答应担任该书的主编。我请你，是想通过你的影响获得新闻舆论界的支持。”我同程贤章已经交往二十年，是“风雨同舟”的老朋友了。当晚我们就商定，请《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文艺报》等有关报刊的负责同志开一个新闻发布会，请他们在舆论上给予支持。程贤章的另一位助手杨国立从梅州专程飞到北京，代表杨总主持新闻发布会。事遂人愿，这些新闻界的朋友给予了及时的帮助，陆续在报刊披露了这个信息。消息很快就传到杨总那里，杨总很高兴。他决定把《中国治水史诗》（当时还称为《中国治水史概要》）编辑部设在梅州。他要在“小地方”做一件大事。
程贤章并不满足于这些。他说：“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他一边请作家朋友（如陈世旭、杨克、缪俊杰等）帮忙替他们组稿，但是他的实地考察并没有停止。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天，他从北京东进，去济南、济宁考察黄河出海口和古运河。他们在济宁古老的街道上漫步，在古运河边徘徊，看见满载货物的木船在运河上航行，就仿佛看见了当年京杭大运河上舟楫繁忙的情景。他们又到东营去看黄河入海口，美丽的山东平原引出他们无限的遐想。他看到，黄河口淤积造成的一片湿地，是一片富有生命的世界。他们在济南找到了实力派作家张炜。张炜对他们的想法给了极其热情地支持。
回到梅州以后，程贤章坐在新设立的编辑部客房里，对他的助手罗炜新和程勇芳说：“这还不够，北方还没有去呢？”程老果决，说到做到。过了几天，他们就从深圳北飞4000多公里，飞抵长春，目标是去考察鸭绿江和东北其他几条河流。
对几个“广佬”来说，从当时还是摄氏32度的深圳，飞到已经摄氏零下3度的长春，无异于从火炉边跳到冰窖里。他们“一下飞机，果然寒风刺骨，雨夹雪更讨厌，湿冷湿冷，煞是难受”。他们以巨大的毅力挺了过来。在长春见了著名作家张笑天之后，又去黑龙江见作家阿成，再飞沈阳见刘兆林，去大连见邓刚。他们每到一地，不敢言“考察”，只说叩拜北方的大江大河。他们到了鸭绿江，掬一捧鸭绿江水，吮一口，洗个脸，心潮涌动；在松花江上，他们仿佛听到郑绪岚唱的一曲《太阳岛上》，在太平盛世也深埋着松花江的悲惨历史；在大连海边，重回他旧日游历过的黑石礁，对这里旧貌换新颜感慨良多。他把自己对这些古老江河的感受，熔铸到对治水的理想中了。后来在审稿过程中，他对每篇文章的意见，都贯穿着他对这些江河湖海考察的心灵体验。
“欲成此事要躬行”，这是一位具有责任心和担当精神的作家和编辑家的职业美德。当然，作为本书的执行主编，程贤章所付出的心力要多得多。这在其他作者的回忆中当会有更丰富的细节加以补充。
三、原则：编辑家的水平和风骨
编纂《中国治水史诗》这样的书，是一个大工程。编好这部书要依靠各方面的“合力”，而主编则是总工程师，是参谋长，也是“掌柜的”。
编辑家是文学诞生的产婆和保姆，不知这个比喻是否恰当。不过在文学史上历来有编辑家这个行当。孔夫子就是第一位大编辑家。有学者研究指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伟大的诗选《诗经》是孔夫子编辑的。《诗经》是一个包括五百多年漫长时代的作品，并非一人一时所辑成，应该是由许多人在各个时代慢慢地收集的。但毫无疑问，孔子是整理过的。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孔子把诗经中的诗配成“乐”加以诵唱。所以墨子在《非儒》篇里说：“儒者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把孔子“弦歌鼓舞以聚徒，务趋翔之节以观众”这样的事，作为孔子的罪名加以攻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乐之音。”总之，孔子对于《诗经》的整理和弘扬是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世世代代的人不会忘记孔子的贡献。南朝梁武帝之子萧统（谥称昭明太子）是公认的大编辑家，编辑界的鼻祖。萧统少时遍读儒家经典，广集古今书籍三万多卷，辑《文选》三十卷，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准则，选出上自周代，下迄梁朝各种文体的代表作，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文章总集，这就是著名的《昭明文选》。以后各朝各代均有大文学家做编纂工作，包括《四部备要》、《图书集成》等图书总集。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两人编选的《古文观止》，把中国历代优秀的古代散文共二百二十二篇选为一集，成为旧社会读书人的必读范本。所以我说，作为文章选家、编辑家，对于中国文化的普及也是“功莫大焉”。
现在回到程贤章编选的《中国治水史诗》这件事上。这部书同古代选本所不同的是，他们不是从过去现成的文章中编选，而是要自己组稿和编辑，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创作过程，也是一个选编出版的过程。为了顺利编辑出版这部巨著，程贤章请出了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一同担纲。程贤章在本书《后记》里说到：“找他，有两点希望：一是把何建明请出来做我的靠山，请他担纲《中国治水史诗》的主编；二是《中国治水史诗》成书后最好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这虽有一点功利目的，也在情理之中。何建明担当此任是当之无愧的。
开台锣鼓敲响之后，名家纷纷响应，稿件源源而来。程贤章棋高一着，请北京和江西、广东等地的资深编辑、作家为他看稿，审稿。他略带调侃地说：“一些大作家、名作家的稿子，我不敢动不敢改，但是像老缪这样的资深编辑，当了几十年编辑，又长期搞评论，改过很多作家的稿子，评过许多作家的作品，他改作家的稿子，也在情理之中，只要改得恰当，别人不会说什么。”在审稿过程中有了难题，程贤章又把旅居广州的作家陈世旭请过来，一起商量集体会诊，共同决定稿件的去留和修改。
程贤章表面看是书生，但也是很有决断的“将才”。他管起事来敢于发扬民主，也敢于集中，表现出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有两篇文稿发生一些看法上的分歧。一篇是写一批在押犯人在某地抗洪斗争中的表现的，作品写他们如何英勇，等等。文章写得有声有色，也有气势。作为文学作品是达到了发表水平的，但是考虑它可能在国际上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经过研究还是决定以不上为好。还有一篇是写某省治水的。兴修水利内容写得不多，但消极面写得不少，很容易引起歧义，决定这篇稿子也不上。但程贤章和杨钦欢两位宽以待人、厚待作家。为了尊重作家的劳动，决定稿子不上，稿费照发。对作家进行解释，消除不必要的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