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们的激动和不安似乎都已经稳定下来。按照张爱萍总指挥的指示，李觉、朱卿云和我在上午10时乘两辆吉普车向铁塔驰去，很显然，铁塔上任何一项工作也不需要我们，更不要说伸手去干。对塔上操作的技术专家我们也没有丝毫的担心。但是过去我们总是怕它不响，现在却又担心假如在万一不受控的情况下响了怎么办？这种袒心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我们这时来的目的，也正是在这里。在我们党内和军内有这个传统，就是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刻，领导和同志们必须在一起。如果真的响了，我们和塔上的同志一起来个大空葬，那真是一种灿烂辉煌的荣耀，那时我们会成为最早庆祝我国首次核爆炸试验成功的人……
车到铁塔前，我们在警戒线外下车，简单地问候了值班的哨兵。李觉将军对上塔的同志说，张司令和朱主任都在下面，等一会儿再上去。我向操作吊车的卷扬机手举臂致意。然后我们围着铁塔小步地来回走着，像在清闲地散步。不一会儿李觉又钻进了铁塔旁的一间小砖房，这里安装着引爆电缆的电闸和一部与塔上通话的电话机。按程序，塔上正在进行接插雷管的工作。我在离小屋不远的地方席地而坐。太阳很好，碧空洁静，地面上有轻微的风。对试验来说这真是一个顶好的天气。塔上缓慢地放下吊篮，几个操作手走下来，李觉将军从小砖房出来在铁塔下迎接他们。接着我和他登上吊篮，朱卿云主任留在塔下。
吊篮徐徐往上升，把我们送入了塔上的工具间内，为我们消除了身上的静电后，又登上了几级台梯才进入爆室。九院试验部副主任方正知和他的助手正在做最后的检查。他简单地对我们说广就完了。然后又继续埋头检查。
这个核装置在安装时我巳看过，现在再看忽然觉得它已经具有了活的灵魂，庄严、纯正，令人肃然起敬。检查完后，方正知在塔上的最后一件工作是合上了起爆电缆的电闸。我把墙上贴着的那张揼作规程顺手取下来，即时在上面签了字：1964年10月16日。张蕴钰。
从塔上向四周眺望，极目所见的效应物都是静静地展开在地面上，整个情景就像是大战前的战场。
我突然摸了摸装在我口袋中的那把能够起爆这个核装置的钥匙。
在向下降落的吊篮里，我和方正知教授并肩站立，我们身材的高矮差不多相同，体态和面色也类似，只是他比我少一脸络腮胡子，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工作起来精力充沛，作风严谨，他的气质使他更像一个高级熟练工人，他的名字应该记在功艮榜上，要使更多人记住他。
我们三人走下吊篮之后，李觉将军又特地嘱咐卷扬机手请把毛主席像陴下来，忘记了就是政治事故。我们对面而立彼此看着。这些日子在共同的工作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之后不久他又将回到他的青海大草原去。苦命的将军，一生戎马倥偬，从西藏到青海，从青海到罗布泊，在这里他才能够呼吸到充足的空气。他喜欢考古，一个念念不忘的心愿就是到周口店去考察那里的北京猿人遗址。
方正知教授又合上了小砖房内的电闸。这时，从铁塔上的核装置到主控站的起爆电缆已经全部接通了，我又一次摸了摸那把钥匙，它还是那样紧贴在我的衬衣口袋里。
我们一起离开了铁塔，我的车是最后离开的。走出几百米，我又让车停下来，向塔看了最后一眼。这座铁塔在核爆炸后巳经不再是本来面目，它的上部在那个惊天动地的瞬间化成了气体，塔身残骸扭曲着倒在地上，像一具巨大的恐龙骨架，更像一座造型奇特的纪念碑。22年后，这里竖起了一个爆心纪念碑，其实，真正的纪念碑还是这座铁塔。
在返回途中我先到了主控制站，在主控站的领导同志还有基地的邓易飞副政委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程开甲教授。程开甲教授是1950年从英国归来的学者和技术负责人，是一位真正的老师。在试验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它不能不响。薄薄的嘴唇颤抖着，那样子像是在对原子弹屉咒和祈祷。爆炸后我又见到他一这个试验方案的制订者，并对他说：这一回，你是张飞的胡子一满脸。
在主控站，我将启动控制台的钥匙交给了在那里负责指挥的张震寰同志。
即将工作的启动控制系统是可靠的，这些单台到控制分站总站联度了上百次，直到试验之前又将零部件更换了一次。总控站的门口堆放着许多沙袋，这些都是用来堵塞门洞的，以防止冲击波的压力冲来。这些沙袋或许可以说是从美国引进的吧，最早他们使用于海军登陆作战。在上甘岭作战中我们也使用过米袋和面袋来构筑工事，今天这一方法又派上了用场。事实证明没有比这种办法更经济和有利于争取时间的了。
在主控站担任指令长的是忻贤杰同志。他学术一流，功底深厚，与人共事平易近人，是个很有声誉的研究室主任。今天他将带领这些科技人员用自己的一双手去撞击这个世界。他1988年冬逝世时，我曾沉痛地向他的遗体告别。
我来到白云岗指挥部的时候，张爱萍将军说：指令已经发出。这时炊事人员送来了包子，老远就闻到了香味，但吃到嘴里却一点也感觉不出来。吴际霖和我站在一起，这位核武器研制的领导者，我始终忘不了当时他的那种复杂表情，与平时的和颜悦色判若两人。
乂2指令发出，我回到自己的位置。
10指令发出后，仪器设备进入自动化程序。9、8、7、6……读秒的声音让我感到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激动和紧张。我屏住了呼吸，我们面对着爆心的方向，戴着深度黑色的防护眼镜，头朝下低着，等待着最后时刻的降临……
王淦昌这个时候在哪里？
在张蕴钰的视野里没有见到王淦昌的身影，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王淦昌仍在布置一项项比司令员启动大爆炸钥匙似乎还重要的工作，那便是大爆炸后的科学数据的测试与采样一这是验证原子大爆炸必须和最蚕要的事。将军和士兵们看到蘑菇云就算完成任务了，可对科学家来说，大爆炸仅仅是表象，获得各项数据和采集到各种样本才是根本的。王淦昌在忙着大爆炸前必须交代完的几十项细微的事。但毕竟眼前的大爆炸是最辉煌的，作为核武器的主要技术领导者，王淦昌比所有参加试验的官兵和将士们更期待亲眼看到自己研制的小太阳闪出万丈光芒！
一切都安排就绪。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什么事做了。其实自决定16日爆炸试验的倒计时48小时始，所有技术问题已经全部准确无误地完成了。然而这同样不能按捺住王淦昌那颗悬在嗓子眼的心。
我与王淦昌先生本来有约，请他细说一下在原子弹爆炸前的最后24小时内的每一次细微的工作与心情。可是因为他后来突然离开人世而未能实现。我从郭兆甄、苏方学著的娃娃博士邓傢先一书中见到了有关王淦昌和他的弟子邓稼先在大爆炸前的一段描写，可以一窥大科学家当时的情景：当原子弹试验逬入零前48小时准备程序之时，所有在场的人都紧张得几乎暈厥，其中最甚者数王淦昌教授和邓稼先。
王教授总是不时地问身旁的人，某某测量仪器某个焊点毕不牢，忽然于静思中惊叫一声，拉住人问，你看见那条导线按程序插进去了吗？你确实看清楚了？没有丝毫差错吧？甚至还要求打开巳经贴上封条的工号大门，再进去检查线路，总担心有人不慎碰了哪条线路引起脱焊……
王淦昌的这番心态，是当年邓稼先在世时向两位采访他的同志描述的。我们可以看出大爆炸前的王淦昌那根紧张得不能再紧张的心弦是如何顗动！
是啊，在庞大而无比复杂的原子弹工程试验中，哪怕是一个焊接头、一根线路、一只螺丝帽的任何一点点的松动，便有可能使整个试验陷人可怕的后果！谁都不敢设想。可如果出现呢？谁该负这种责任呢？又有谁负得起这种责任呢？不管什么责任，不管负得起还是负不起，作为生产和技术总负责的王淦昌是第一个跑不掉的。
在整个大爆炸前的所有人中，王淦昌无疑是最最紧张和压力最大的一个。
许多科学实验是可以重复的，其至失败一次、百次都是允许的，从理论上讲，原子弹试验也应该允许有十次、百次的试验失败。然而在中国、在当时的年代、在王淦昌和几万人苦战苦熬了数载的罗布泊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急切等待成功的1964年，这样的大爆炸试验绝对不允许失败。其实这似乎是很违反科学规律的，但在像进行原子弹这样极其特殊的科学大试验事件上，其科学实验已经超越了本身，它早已渗进了太多太重的政治因素与民族的情感。
那是太激动人心的事！都说上年岁的人不易激动，都说大科学家最沉得住气，怛这回王淦昌比那些一二十岁的士兵更沉不住气一一5、4、3……那启动的读秒声使王淦昌的血压直线上升，直到连自己的心跳似乎都停止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王淦昌在那副黑色的防护眼镜下看到了距他23公里远的爆心点突然闪了一道强光，那强光刚刚闪过，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随即大地开始剧烈地顏抖……王淦昌看到，在前方，一颗硕大的火球轰鸣着、怒吼着，以雷霆万钧之势，携着白米高的沙尘，迅速托起一个蘑菇状烟云……
成功啦！不知是谁先喊了一声，于是所有躲在掩体里的千军万马齐声高呼：成功啦！我们成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