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我们向中央报告，以求尽快投入原理研究。同时也把实验迅速开展起来，同步进行，一旦都有突破，合二为一，时间就能抢到了。王淦昌说。
听说法国的戴高乐要当氢弹老四，我想我们绝不能当这老五。争取把戴髙乐比下去！邓稼先的话又引起了全室一片欢笑。
然而科学之路毕竟无坦途可言，尤其是核武器科学。当人类要对原子、中子、微中子这些最小的物质进行分解和提取，在超乎任何人力与机械能量几千几万倍的过程中，那些奥妙与惊险的历程不知要使探索者付出多少艰辛，经受多少磨难！
王淦昌每每在临睡前都要向理论部的方向望上一眼，而每一次他看到的都是通明的灯火……太晚了，大家要注意身体。好儿次他实在不忍心，进屋去动员年轻科学家们早点休息，但每一次都被赶了出来：王院长，你都快60岁的人了，还常年待在戈壁滩吃沙泡饭、睡帐篷床，我们加点班开个夜工，还不是受您老影响？什么时候戈壁滩上见不着您的身影了，我们才敢偷懒呀！
有这些好小伙子，中国还愁干不成上天入地的事业？王淦昌常常被这些聪明绝顶而又可爱的小伙子们所感动。但是科学毕竟不是小儿科的玩意儿，核科学更不用说了，它是一门高新尖含量最多的科学领域，其完成的过程就是从一切未知到有知的过程，可想而知它的艰巨性。然而中国的第一代核科学家们就是在这种前提下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并且使人民共和国在经济物质基础很薄弱的年代，以强有力的核武器拥有国的地位而让世界刮目相看。
根据当时的实际可能，中国的战略家们在周恩来总理直接指挥与组织下，采取了龙头三次方合成作战的战略步骤，即有专搞核武器的龙头一一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是王淦昌主持日常工作的核研究院九院，九院的龙头在邓稼先他们的理论部。
首先完成氢弹原理的突破上。中国的氢弹到底要搞成什么样的东西，当时王淦昌他们有两种考虑：一是热核聚变就行，如像美国的那种氢弹试验装置，用的是一个很大的固定体，这个装置本身进行了热核聚变就算完成了氢弹试验，这对王淦昌来说比较熟悉，他在研制原子弹时就成功探索了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其本身就包含着这方面的突破。还有一种意见就是直接研制出能装上导弹头的氢弹。后来周恩来总理综合各方面意见，提出了氢弹试验也要像原子弹那样造一种小型化的见解，因此王淦昌、朱光亚时任副院长和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等统一了研制方向，即不求大而求爆的战略决策。
可任何核武器都是一个道理，怎么才能实现爆？大爆小爆在科学原理上并无任何本质区别，因此问题还是回到了攻克基本原理上。这一关谁也绕不过。用王淦昌的话说就是硬碰硬。
当时碰到的第一个难点是关于氢弹爆炸的热核聚变的核数据掌握不了，因为没有核数据的理论探索就等于大海捞针。为此女物理学家何泽蒽率30多位科技人员，在王淦昌的另一位弟子丁大钊教授等曾进行过的轻核反应研究基础上，苦战半年，成功获得了相应的核数据。而同年了月于敏率领的一支小分队在上海计算机所不分日夜战斗100天，发现了氢弹的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等方面的关键性原理，为整个氢弹试验开辟了一条光明道路。
于敏兄，太感谢你了！你为我们整个氢弹试验找到了一扇可以通向胜利终点的大门，哈哈哈，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邓稼先得知上海的消息后，专程飞抵于敏处，当他见到于敏后拥抱住自己的这位好搭档，兴奋得像个大孩子。
哎，稼先啊，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你这个样子，我们都会吓出毛病来呀！后来邓稼先在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此次氢弹原理研究成果时，由于太兴奋与紧张，竟然脸色苍白，连手都在发抖，周总理赶紧给他解围。
我能不激动吗？数据和原理这一关过了，就等于我们可以大踏步地向实验的方向前进了！我又可以为不远将来的胜利而喝个大醉！事后，邓稼先在王淦昌面前分辩道。
王淦昌特别欣赏自己的这位得力助手，王淦昌本人不善言辞，可邓稼先是位豪情喷涌的科学家，所以王淦昌从心眼里喜欢这样性格的邓稼先。于敏他们给我们整个研究工作带来一种喜人的突破，这个开头好。你和光召同志要抓紧从另一条路子上人手，对已经取得的成果进行计算论证。这样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攻克热核聚变原理。王淦吕不愧是个站得高看得远的大科学家，他要求邓稼先这样做的目的，句以使中国在热核聚变理论的研究领域超越于西方国家的老路子，从而使中国以后的核武器研究工作摆脱了许多被动的局两。
邓稼先不负众望，很快另醉蹊径，并与于敏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著名的邓一于理论方篥。
直接进行多级热核试盆。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王淦昌他们乂开始了新一场句氢弹试验的决战。
由于氢弹的原理要比原子弹复杂得多，虽然邓稼先、于敏他们把热核聚变原理的研究完成了，但从原理到实验、到核爆炸成功，这过程又是极其艰难和漫长的。王淦昌是实验的卨手，但氢弹试验却也让他着实费尽心思。首先是那个核装置本身就够他动脑筋的。假如能用不带核反应的冷试验解决的问题，都用冷试验解决，这样来提高热试验的成功率，尽可能减少热试验的次数。这是他日夜思考的问题。王淦昌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而且他多次从周恩来总理的口中得知自己的国家为了进行核武器试验，政府和全国人民都勒紧了裤腰带，别人不懂，可王淦昌他懂，在试验中多动用一个核反应堆装置，就等于要把几万甚至几七万人的口粮给剥夺了。穷国办核工业，这在当时的中国就是如此。王淦昌清楚这笔账，因而他作为主持实验的技术负责人，比别人想得更多一层。
但搞核试验的人都清楚，热核试验远比冷试验来得迅速和效果快得多，冷试验的10次效果可能就只抵1次热试验。为此王淦昌带领大家付出了比原先多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艰辛。而另一方面，正是在这样一次次冷试验之中，王淦昌他们很快解决了引爆设计中的许多关键技术。当实验中得到的技术再回到邓稼先他们的理论研究之中进行回炉后，整个氢弹研究工作便进人了实质性的研制程序。
无论如何氢弹试验工程实在太复杂和庞大，从热核材料的部件研制到产品设计，爆轰实验，再到物理测试，哪一个环节都得王淦昌操心。
此时的王淦昌已是近60高龄的人，加上青藏高原和戈壁滩的艰苦生活环境，许多人担心王老头儿扛不住，大家每天见他早出晚归，奔波在几千里的基地上。从细微的个计算题，到顶天立地的一个钢铁装置，王淦昌都要过问。
这个老头儿是什么官？怎么哪儿他都有权指指点点，可你看他吃的住的又都跟我们一样，不像是大首长呀？一些第一次见到他的官兵们总会好奇地这样问。
当年与王淦昌并肩战斗在罗布泊的同志告诉我，王老头儿除了工作和技术，其他什么都不在乎。穿的也是绿军装，住的也是帐篷，睡的也是木板床。虽然中央有指示，王淦昌当年的待遇应当跟基地司令级首长一样，但见过王淦昌的人谁都不会相信他实际会享受那么高的待遇。
王淦昌是以一名忠于职守的科学家的良心和道德在对待每一件生产和技术上的事，而在庞大的氢弹试验的系统工程中，他又承担着统率千军万马跨越各种艰难险阻的重任。然而王淦昌没有而且不可能想到的事发生了。
报告王院长：北京城里全乱了，到处都是大字报，我们的灰楼也被包围得水泄不通。
周光召主任的家都被抄了……
有人把这些消息偷偷地告诉王淦昌。
谁敢包围我们的灰楼？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说过的国家绝密地方呀！为什么要抄光召的家呀？他又没做什么坏事！我要到北京给他作证！王淦昌是个从来不知政治有什么奥妙的老知识分子，他根本料想不到别人告诉他的这些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光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我们是什么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怎么为国家造原子弹吗？瞎胡闹。我要找聂元帅问问清楚！
王淦昌从来没有这样气愤过。
1966年12月27日，王淦昌想找的人来了。当聂荣臻元帅从飞机下来，来到指挥部帐篷时，王淦昌劈头就问元帅：聂总，周光召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话，我这个当老师的又是什么呢？你得给我说说清楚。
聂荣臻当时一愣，继而笑了王先生，你当然是大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哩！
什么？我、我是大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我怎么会是呢？王淦昌瞅着大家，又瞅着自己草绿色的军装，一脸茫然。
哈哈哈……聂荣臻大笑，然后打趣地对他说，王先生，你相信我是大军阀吗？他们骂我是大军阀，还要火烧我、万炮齐轰我。可我并不怕他们呀！我告诉他们：毛主席让我指挥原子弹等核武器的研制，你们谁敢来火烧和炮轰我，我就让谁尝尝蘑菇弹是什么滋味！你跟我一样，是毛主席和周总理让你来搞原子弹的，谁要说你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你就告诉他你是革命的学术权威那就来罗布泊造造原子弹吧！
王淦昌被元帅逗笑了，自言自语道：怪了，政治怎么就比我搞原子弹还复杂？
元帅的到来，使基地又一下子重新恢复了紧张而专一的试验工作。王淦昌心头的疑云也暂时消除了。爆轰之前千头万绪的准备工作，使得他无暇顾及北京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千里戈壁滩上的核试验基地上有的只是一片神秘而紧张的战斗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