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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塔綁式铀球原子弹爆炸成功。而当时的西方国家为了掩饰自我的恐慌心理，恶意放言说中国的铀球原子弹只是具有实验性质的核试验，从这一步到实用核爆炸至少需要5年。
结果仅仅时过半载，1965年5月14日，罗布泊上空又一声巨响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优秀飞行员于福海在几千米的高空将原子弹准确无误地拋下，后来据雷达测得：空爆原子弹与靶心目标仅为40米偏差！
这一次西方政要们不得不闭上嘴巴了。
1966年10月27日，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还在忙于派高空间谍机采集中国空爆样品时，北京新华社又传出了一则惊人新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闻公报：中国在本国的国土上，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头在它的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核爆炸……
又一次震撼天地的巨响。
听听傲慢的美国人这回还能说什么？多么不容易啊！美国人在沉默了24小时后，开始装出一副阿卩嘴脸，说道：中国的导弹核试验是在预见的时间之内进行的。嘿，这是令他们极其难受的大度。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试验场地的上空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圆柱体，它在湛蓝的天空中被高速飞行的飞机抛出，犹如蔚蓝色海洋中一个浮沉着的深水炸弹；它使劲儿、地拽着降落伞，摇晃，飘飞，寻觅，滑行。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白光，一个只能凭感觉而不能凭视觉捕捉的白点。突然。白光！白光，无所不在的白光，亮彻天宇的白光！就在人们因强烈的震撼稍稍眯了眯眼的一刹那，白光中现出了金色，犹如一个新主的更为壮观的太阳，将另一个太阳挤向一边，那个在大自然中具有永恒意义的太阳竟然被挤成了一个小小的无光衫的弹丸。一片夺目的暈眩。茫然之中是灿烂的光海。核火，在这一刻超越了太阳。崇拜太阳的人在这一刘意识到了，人类自身的力的燃烧。一切都按照预先的轨逊运行。火球的上方渐渐出现了草帽形的白色云团，云团悠悠地旋着，旋着，变成了一朵白色蘑菇云。在这数十公里高十公里宽的蘑菇云顶部，是黑墨色的穹庐……许久许久，人们的耳鼓中留有两声惊心的巨响，一声来自前方的巨响是巨大的火球的爆裂，而另一声更为惊心的巨响，是来自背后的绵绵无尽的天山山脉的回响。摘自彭继超东方巨响。
当天23时30分，仅有11岁的我和亿万中国人民都听到了这样一则重要新闻一一一一则经毛泽东亲自圈阅的重要新闻：我们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庄严寅布：毛主席的这一英明预言和伟大号召已经实现了，在两年八个月的时间内进行9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了！
懂一点核武器知识的人都清楚，氢弹是比原子弹厉害好几倍的一种杀伤性巨大的核武器。中国的此次氢弹当量为300万吨。
上帝，毛泽东想干什么？难道他手中有一百个奥本海默？
美国白宫内一片惊恐与暴跳声。在他们的眼里，中国倘若没有―百个奥本海默，就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美国、苏联用了十几年才走完的那条艰巨复杂而曲折漫长的核历程，仅用短短两年时间全都走完了！可怕！可怕的中国人！可怕！可怕的那些中国的奥本海默们！
其实西方世界应当清楚，中国是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又是古代四大发明之国，华人的聪明与智慧是超人的，只要他们一旦获得这种可以充分发挥的机会时，任何人间奇迹都会创造出来。
中国的奥本海默就是这样一群非凡的创造者。
王淦昌作为核武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1964年他和并肩战斗的同事们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褒奖这些杰出的功勋人物，把他们接回了北京。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罗布泊的那一声巨响之后隆重召开，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被挤压了数年的中国领导人和我们的人民一下子变得扬眉吐气一一这完全是有理由的扬眉吐气。在选举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一次会议上，一个从未在中国政坛上出现过的名字一一王京被代表们一致通过成为新一届人大常委。
王淦昌当时看到人大公报上那个王京时，心头涌起的一股激动是旁人无法理解的，因为他根本不曾想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加人到了国家政坛人物的行列。自进人灰楼和后来到青海高原的罗布泊基地，王淦昌以其科学成就的威望与高年龄的资格，虽然早已不用王淦昌这三个字记录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但化名王京其实也没有几个人这么叫他。从国家的总理、共和国的元帅，到整天厮守在一起的科学同事们，甚至那些娃娃兵们，老王、王先生、王老头儿是他听得最多也是他最熟悉的称呼。
嘻嘻，我是王京，王京就是我。我们这位平时天真得孩童般的科学斗士，手拿人大会议新闻公报，津津有味地唠叨着。回家的时候，他拿着报纸有趣地对自家的孩子说：这个王京就是我！
从这一年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始，王淦昌当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直至1987年第七届人大。而这二十几年间，王淦昌始终在中国核武器试验及核能科学工作的最前沿领导着中国核领域的秘密工作。
我们常把王淦昌等著名科学家誉为两弹元勋，这两弹指的就是原子弹和氢弹。
出于对时局与形势的考虑，就在罗布泊第一次大爆炸之后，中南海随即决定了搞氢弹的战略决策。就在王淦昌参加人大会议之时，他和并肩战斗在核武器试验一线的核专家们接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又一道命令：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有。其实早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我们的最高决策者已经把视线触到了别人有我们也应该有的氢弹上，而这个弹远比原子那个弹威力要大得多，且其相关的技术当时仅由美苏英三国掌握着。而从来就好胜的法国总统戴髙乐将军当时曾发誓要成为拥有氢弹的老四。这时的我们，几乎包括王淦昌、钱三强这些中国的顶级核物理学家对氢弹方面的技术也一无所知。然而中国人向来有不信邪的勇气。
当毛泽东的命令发出后，二机部部长刘杰召集部下迅速写出了三年到五年能爆炸氢弹的计划报告，当报告送到总理办公室桌上时，周恩来马上告诉刘杰：三年才能爆炸氢弹，太慢了，要快！
可以看出，中国的领导人对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的心情太迫切了。
我们今天应当怀着崇髙的敬意，说一声感谢钱三强。因为正是这位有远见的中国核武器研制战略家，在王淦昌他们全力进行原子弹研制的同时，已悄悄开始布置另一个核战略一氢弹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
今天已经解密的史料告诉我们，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的能量点燃氘和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并在瞬间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一个原子弹的威力可能是几百至几万吨梯恩梯当量，但氢弹的当量则要大至几千万吨梯恩梯。可是并不是所有核武器都能在短时间内让众多科学家掌握的。美国人从原子弹试验中得到启示开始进入氢弹探索，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用910年时间，苏联用了更长时间。中国的总理对部下用3年时间爆炸氢弹的计划很不满意。可想而知，中国的科学家又将面临一场更紧张更艰巨的秘密历程！
小黄，我们准备搞氢弹试验，所以组织上决定你把你的那个研究小组的专业研究内容作重大调整，进行轻核理论研究。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可要注意保密啊！一天，钱三强把一位30来岁的年轻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这样叮嘱道。而正是钱三强的这着棋，在第一顆原子弹爆炸后，为中国科学家们进入氢弹正式研制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后来，被后人称为中国核武器国产一号的青年物理学家于敏同志也加入了黄祖洽他们的轻核理论研究行列，并且因此使中国这方面的科学理论得到了迅速突破。
一天，钱三强带着于敏和黄祖洽等一批轻核理论研究人员以及已经取得的可喜研究成果来到核武器研究院，对主持工作的副院长王淦昌说王先生，我把最后的兵将都调来了，现在就看大家的了！
王淦昌瞅着于敏、黄祖洽等年轻人，真是喜上眉梢。经研究，于敏充实到核研究院的理论部，而这时的理论部真是兵强马壮：主任邓稼先，副主任周光召、于敏……这么一批才华横溢、思维敏捷的年轻科学家，犹如给主持生产与技术全面工作的王淦昌送来了千军万马。
其他多余的话我不用说，大家也与我一样清楚，周总理说的三年拿下氢弹，这是道死命令。虽说我们把原子弹搞出来了，可是对氢弹我们的科学家中谁都不懂，它的一些基本原理，我没碰过，三强同志没碰过，钱学森同志没碰过，你们也都没碰过，但我们又必须把别人七八年、十几年才搞出来的东西，用两三年的时间搞出来。难在什么地方？难就难在第一步要搞清它的基本原理。不知我说得对不对？请大家一起思考这个问题。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有趣，我们这儿可是有好几个诸葛亮！一次会上，王淦昌点着理论部的邓稼光、周光召、于敏等，欣慰地自乐起来。
王先生说得对，要说氢弹可比原子弹复杂得多。过去我们搞原子弹，苏联人撤走后，我们还有王先生、三强院长，都是在西方留学或者搞实验时不同程度接触过原子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的，就连我们几位年轻问忐也曾知道不少原子方面的基本原理。可氢弹就不一样了，谁都是门外汉。现在上面给的研制时间又这么紧，但我想也没有什么，攻下原理这一关，我们就可以突破：娃娃博上邓稼先平常就有一股诗人气质，容易激动。他的话就像给理论部的年轻科学家们打了一针兴奋剂。
邓主任和王无生说得对，第一步我们就要抓原理研究，我想只耍方向对头，应该是可以突破的。于敏充满信心道。
隊先和于敏兄在这方面是行家，有他们的理论功底，再加上我们这些人配合，应该不成问题。周光召说。
就是。我们敢向中央保证：一定在预定的时间内把我们自己的氮弹爆炸成功。像以往的每一次会议一样，王淦昌感受到他手下的这批年轻人太有希望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