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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有一个难题是，由于派性斗争和管理上的混乱，—些原先回北京休假或者办事的人借机都没有回到基地，使得基地不少岗位的人手异常紧缺。王淦昌利用自己经常回北京汇报工作的机会，抽出很大一部分时间走访那些留在家里的同志，劝说他们返回基地。
当我今天来到九院家属大院，说起当年的事时，不少老同志感慨地对我说那阵子王院长真像着了魔似的天天串东家走西家地找人，碰见一个就盯住你不放，一直动员到你同意回基地为止。说句心里话，后来好多同志都冋到基地，就是冲着老院长的面子才离开北京的。没有他呀，我国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还不知要拖到什么时候呢！这样的评语一点不为过。
如果不是王淦昌上上下下动员，如果不是凭着他崇高的威望。被1恶二赵把着大权的基地那几年是绝不可能进行任何实质性的试验工作的。苺地的人们还记得，当时从乌鲁木齐通往基地关口的要道，郁被两派的造反派重兵把着，别说物资不易运送，就是行人常常都要被扣下。
一次，王淦昌和随行的几个要员刚出乌鲁木齐机场就听到激烈的枪声。面通往基地试验场的通道则被造反派们死死地把守着。
怎么办？我们带的都是机密资料，可不能被坏人抢走啊！王淦昌着急得在原地转圈。
有人建议是不是绕道而行。不行，一旦途中发生情况，资料丢了怎么交代呀？不行，得重新想办法。王淦昌急中生智，连夜给有关部门打长途电话，于是很快来了一架飞机将王淦昌一行安全送抵了核试验基地马兰。
也许在世界的核武器发展史上，像王淦昌那样靠自己的嘴皮去动员人干活，要在自己的基地上冒着生生死死的危险开展工作，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今天很多中国人为自己国家拥有强大的核武器而无比自豪的时候，谁能想到当年王淦昌他们所进行的试验工作是那样地艰难啊！
中国的科学家们太不易了。他们的爱国卞义、敬业精神和无私奉献行为将永远成为人类科学史上高高耸立的不朽丰碑。
其实，很多人为的障碍不管怎么说，是可以通过特殊的途径清除和克服的，然而科学技术上的难题则有时就要求科学家们付出更大的代价。中国的地下核试验，实际上是放在了一个人工挖掘的山洞里进行的。这个洞长达1公里。在这样深的洞穴里装配原子弹，其难度要比地面大了好多，特别是几再根各式各样的线路，每一根都要拉出几公里长，接头与接头之间、线路与线路之间，稍稍有一点点问题，都有可能酿成大难。
为了确保所有地下装置与线路不出任何问题，王淦昌一面向各个环节与系统提出要求，一面亲自深人洞内现场指挥和监督每道工序的操作和检验。
一次，探测器突然发出啪啪啪的响声，王淦昌立即赶到现场，询问是不是产品本身有放射性物质泄露了，是不是山体本身有贫铀矿存在？为了查清真相，王淦昌一连几卜小时钻在幽暗潮湿的山洞内，而那时的王淦昌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给他当生活助理的小伙子李英，常常在开饭时一次要为王淦昌抢好几个窝窝头，可想当时我们的这位科学大师是怎样一种工作干劲儿！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呢？这是王淦昌最担心的事。最后，经过反复测试，终于查明了是一种叫氡气的东西在作怪。而氡气是一种放射性的有害气体，对人的呼吸系统有很大损害作用。王淦昌得知真相后，看到洞内工作的解放军小战士们根卒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心里特别着急，便一个个告诫他们：小同志们，大家在干完工作和吃饭时尽量不要待在洞内，那样会很危险的。在工作时，一定要戴上防护口罩。千万千万记住我的话，人的生命宝贵啊！
他这不是宣扬活命哲学吗？
这是扰乱军心！王淦昌没有想到早已想治他的恶二赵一帮人，竟然把他关心战士们的话当做反动言论，给他扣上高帽子，公然在大会上指名道姓地拿出来让革命群众批判。
王院长，他们把大字报都贴出来了，您还是先躲几天吧。地下幽暗的黑洞里，几位好心人过来劝王淦昌。
王淦昌两只眼睛一下子瞪得老大：我躲什么呀？周总理交代的任务谁来完成？氡气就是有毒嘛，他们懂什么？同志们长期在洞内，不注意防护就是要伤命的嘛！我叫大家注意点有什么错？他们这样批判我，我要向总理汇报，看看我到底有没有错！老科学家较起劲来谁都拉不住他。那一段时间里，王淦昌一边带着大家工作，一边嘴里不时地冒出话来：什么叫活命哲学？我们是搞科学的，科学讲究的实事求是嘛！
在试验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和解放军指战员，都深深地被王淦昌的言行所感动，正是老科学家的一颗爱国的赤诚之心，影响了全基地参加地下核试验的将士与科技人员。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试验准备工作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
然而，由恶二赵把住主动权的地面上的大批判的浩劫也一浪比一浪高。当他们在**裸地批判王淦昌是反动学术权威、笑嘻嘻地腐蚀青年人时，一位与王淦昌经常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实在看不惯恶二赵的行径，便责问造反派广像王淦昌这样好的专家，你们都要批判，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人了！就这么一句话，这位同志竟然被恶二赵一伙立即抓了起来，并戴上了手铐，拉到刑场进行惨无人道的假枪毙。
王淦昌得知此事后，潸然泪下。他愤怒地对天长叹：我们辛辛苦苦干工作错在什么地方？他终于倒下了，血压骤然升高。但是他知道核试验远比自己生命重要得多，于是不顾大家的劝告，连续三天三夜在现场指挥，把最后的核装置和干燥剂放进洞穴。当工兵用最后一块水泥封死洞口时，指挥系统传来紧急状况：控制台的电压几乎全没了！
这还了得！没有电源怎么可以引爆几千米地底下的原子弹呢？
把洞门重新打开，我要进去检查！王淦昌立即命令道。不行，王院长你不能进去，里面已经有了核物质装置，太危险了！你绝不能进去！战士和现场的同志们组成一道人墙，把王淦昌拦在外面。
你们都给我闪开！这是技木力面的问题，我有权负责处理。谁也别想挡住我，走开，让我进去厂王淦昌扒开人墙，又指挥工兵迅速拆除封口，猫翁身子，钻进深深的幽洞之中……后来终于査出了事故原因：一个地方的电线脱壳了！
这一事故，使王淦畜下决心发动基地人员重新从头到尾对已经装置好的整个核爆系统进行了全面检查。
1969年了月23日，经党中央批准，王淦昌和参加试验的上万人在几十公里外的山巅上，亲眼看到了在天山支脉的一个山体上扬起滚滚尘埃，听到从千米地下发出的阵阵闷雷，回**在千里天山南北……
这是我国进行的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并且成功了！
老院长，我们成功啦1我们终于完成任务啦！
在大家兴高采烈地向王淦昌祝贺时，我们这位两弹元勋的脸上只露出了一丝十分凝重的微笑……
王淦昌是带着地下核试验成功的喜讯回到北京的，然而当他回到那个熟悉的灰楼时，一切都突然变得陌生起来。
王淦昌先生，根据林副主席的一号命令，我们决定把在北京的九院所有机构，迁至四川绵阳一带，这是一次极其重要的大迁移工作。组织决定你也将一起迁到那儿。二机部军管委正式通知王淦昌。
我一个人去，还是家属都迁去？王淦昌问。
当然是全家都去。而且，你们要做好长期、永远工作生活在那里的准备！
好的。我回去马上做迁移准备。王淦昌丝毫没有想过其他什么问题。在他看来，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本来就是项高度机密的事，几年前自己连名字都改了，这很正常。只是这一次是大迁移，所以他想到了家的问题。回到家里，王淦昌对老伴和子女只说7几句话，就把全家离开北京的事全都定了下来。20多年后，王淦昌的子女谈论起当年从北京搬到四川的事时，对老爹王淦昌一肚子气：他一年不回来几天，有一天突然从靑海回来，告诉我们说把家都要搬到四川山沟沟里去。我们一听都呆了。北京好好的，干啥要跑到那么远那么偏僻的地方去呀？我们都恨透了父亲，我们和妈妈跟着他一辈子过着到处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是后话。
王淦昌当然不明白中央作了这项决定的大背景，而他仅仅一直是中央决策的执行者一尽管他连一个普通中央党员都不是。
其实，当时的林副主席搞的那个一号命令是大有背景的。
就在王淦昌忙于在罗布泊组织地下核试验时，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和苏联的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短暂会面。这次会面，中苏两个大国敌对了近10年后双方都想试探一下对方的某些意图。在柯西金走后的一个多月，也就是在王淦昌报告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消息后的第22天，北京中南海里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内容：研究当前国际形势和苏联战略动向。不知哪儿来的一份情报显示，苏联内部有人主张乘中国的核武器发展尚不够充分的时机，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毁灭性打击。这使得中国领导人怀疑苏联真的想对我们中国突然发动核袭击。会议经毛泽东批准，政治局作出决定：在全国立即开展一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全民战备动员。为防患于未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管有无问题，一律紧急撤离北京。根据这一精神，随即毛泽东到了武汉，林彪到了苏州。只有周恩来留在北京守家。林彪在苏州住的南园别墅现在已经公开对外营业，每次我回老家路过苏州时，朋友们总是安排我住在那儿，并且总会指着一所位于园林中央的大房子，特别地向我介绍说，这是当年林副统帅住的地方。我在查阅有关历史资料后才知道，当初林彪就是在这里下达了他的一号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