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老康，除你前期已经布置的几条应急措施外，我看我们还需要再补充一条：前线的职工要进行轮休——当然钻机不能停！物资供应也得保证，这是会战的前方战场，不得马虎。但可以做些适当的调整。保证战斗员的战斗力不减，就是为了更好的战斗嘛！第二点就是机关、指挥部一级的机关同志，得让他们有休息时间，加班加点也得有个时间限定。我看——还可以搞点文化娱乐活动嘛！吴星峰同志和文彬同志，你们在这方面是行家，周末我看可以搞些舞会啥的……”
座谈会顿时有些活跃。在场的干部都知道，他们的最高指挥官余秋里一生除了工作从来不会其他什么娱乐活动，而且也是极看不惯那些嘻嘻哈哈、搂搂抱抱的舞会啥的——用现在的话说，一点也不开放！我从余秋里的几任秘书那儿知道，余秋里一生中没有参加过一次舞会，他本人更不会跳了，再说一只手也没法跟人跳嘛！“他？他就是生五只手十只手，也不会上舞场的！”余秋里的女儿们笑说。我还知道，即使在几十年后身为总政主任的余秋里，他也从来没有到过一次名声显赫并且经常需要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全国人民面前的总政歌舞团。有人曾经暗暗埋怨过他这一任总政主任：“余主任在位时，我们总政歌舞团是最不受器重的！你千请万请让他上团里视察一次，他就是不来，还说什么我对那些扭屁股、咧嘴巴、扯嗓门的事不感兴趣！你瞧他这个人！多没情趣！”从生活这个角度，余秋里绝对是个“不活泛”的人！但我知道余秋里任总政主任时，却帮助和关心过多位著名艺术家。现在名声很大、专写重大历史题材而闻名的王朝柱就亲口对我说过，他说他今天之所以能够写出像《长征》、《延安颂》等名篇，就是因为当年余秋里任总政主任时，大笔一挥，调他这个“流浪文人”到了总政歌舞团当编剧。如果没有余秋里，他王朝柱不会有今天成功的机会。而像八一队、八一厂的特级运动员、特型演员中，又何止一两个是他将军亲笔批准调来的！
我在大庆采访时，当年会战的老同志把我领到“二号院”——这是会战时的最高指挥机关，一个北京四合院式的大院子，也是典型的“干打垒”。余秋里当年就在这儿指挥千军万马大会战。二号院后面有个篮球场大小的无梁大棚房，最早是三探区领导为了想改善一下职工娱乐生活而盖的“礼堂”。建设这“礼堂”时，余秋里和康世恩都不在前线，后来他们得知这事后狠狠地把张文彬和宋振明批了一通，说他们就知道享受安乐，而且明确规定以后不得再建类似的“楼堂馆所”，“谁要盖谁就是拿人民的血汗钱犯罪！”余秋里和康世恩对会战所花的每一分钱都看得比自己身上的肉还要重！在他们的时代，任何一点点的铺张浪费都绝不允许，这是他们创立大庆艰苦奋斗精神并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动摇的理念。
从不娱乐的余秋里，在万般无奈的困难岁月，第一次开口让自己的队伍“娱乐娱乐”真是不容易。从此安达火车站旁的铁路俱乐部和二号院后面的那个礼堂内每逢节假日和周末开始有了歌声和笑声……但职工们仍然发现，即使所有的会战人员都上那儿蹦蹦跳跳，也不会见得到他们的部长余秋里的身影在那种场合出现。
余秋里宁可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抽闷烟，也不会去凑“那份热闹”——他的天性一生不曾改变。四女儿晓红告诉我，就是到了90年代初，他见女儿在房间里听港台流行歌曲时，还煞有介事地经常走过去问一声：“是不是在听靡靡之音啊？”女儿常常为此哭笑不得。
这就是余秋里。他一身是钢铁，又一生是钢铁，从里到外，甚至血脉里涌淌的也是铁流钢水。然而这铁流钢水是滚烫的，也充满着革命柔情。
在秦腔高手李敬他们**高歌、张文彬等人跳着优雅舞姿时，他余秋里一个人甩着那只空袖子来到职工住的“干打垒”或者机关食堂那儿——
“嗨，你们吃什么呀？给我也来一碗啊！”在一户青年职工的临时家属住宅里，余秋里突然出现在小两口的饭桌前。
“是部长啊？！”青年夫妇又惊又喜，想让座又不好意思。
“坐坐。快坐呀！”余秋里毫不客气地屁股往炕头一挪，双腿往上一盘，双眼盯着桌上，好像几天没吃过饱饭似的。
本来紧张拘束的年轻夫妇一下笑开了颜：余部长没架子呀！就跟咱们老家邻居的大哥差不多嘛——余秋里那时也才四十六七岁！
“玉米糊糊！好！这是什么菜？”余秋里端起碗，“咝溜咝溜”地真的吃了起来。在筷子伸进碗的那一刻，他停住了。
“是野地里挖的……”女主人刚要说，却被男主人暗里使劲扯了一把。
“嘻嘻，这个……这个部长您不能吃。”说着要把那只菜碗端走。
余秋里不干了：“嗨嗨，我还没吃呢！”用筷子做着放下的姿势。
男主人无奈，重新把碗放上。余秋里夹起一大筷，往嘴巴里一塞，“吧嗒吧嗒”地嚼起来，脸上渐渐露出痛苦的样儿。
站在一旁的男女主人紧张到了顶：这下坏事了！部长要是在他们家吃坏了肚子可就是“政治问题”了。男主人一边再次将菜碗往炕头藏，一边上去要扶余秋里：“余部长您快吐了它！吐了它！”
女主人则把一只破脸盆端了上来。
余秋里憋红了脸，不解地看着两位主人：“怎么啦？我吃得挺香嘛！做啥要吐掉？”说着挪动了一下身子，自个儿把那只放在炕头的菜碗端到小桌上，又狼吞虎咽起来。
“香！香嘛！”余秋里吃得津津有味，“哎，你们一起动筷子呀！”
“余部长您吃这野菜不会有事吧？”男主人小心翼翼地。
“哈哈哈，没事没事！”余秋里一边吃着，一边开心地给年轻的小两口摆起“龙门阵”来：那会儿我们红军过雪山草地时，也没有吃的！哪比得上今天，大家不管怎么说还有几十斤供应粮嘛！我们红军长征最困难的时候，一粒粮食都没有，全是靠挖野菜填肚皮。哎，你们别说，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练了一套本事：什么野菜能吃，什么野菜不能吃；什么野菜吃了有营养，什么野菜只能充饥不当饱；什么野菜能治病，什么野菜一吃就泄……嘿，你们别笑嘛！是这么回事嘛！有一回我们团的一位营长上一家地主家偷吃了一通豆饼，就是给猪吃的那种豆饼，那家伙一到肚里火大呀！胀得那营长最后没有办法，只得老实向我报告说自己犯了纪律——我们红军是不让随便偷吃东西的，就是到财主家也不行。我看那营长捂着肚子直打滚，便上山去给他挖了几棵野菜，然后找了两块瓦片，下面垫起，点上火煮。那营长喝了几口汁，肚子就咕噜咕噜叫起来了……哈哈哈，吃饭时讲这不卫生不卫生。换个话题。我再说说长征路上的故事吧：你们不是听说过我们过雪山草地后啥都没有吃的了吗？那才真叫啥也没吃的。几万人往一个方向走，连树皮草根都给扒得精光。有的部队包括中央纵队的同志就开始杀马吃。那马是通人性的噢！你杀它它就掉眼泪嘞！可掉眼泪也不行呀！它马也是革命的功臣，我们过雪山草地它也得为我们革命事业作牺牲嘛！它懂！可马也不是所有的部队都有的，我们团就没有。人家吃马肉，我们馋哪！我这个当团长兼政委的也馋嘛！有啥法也让部队尝尝马肉味呢？我派通信员上他们杀马的地方看看还有没有剩骨头残肉渣给大伙儿塞塞牙缝！通信员捡了两只马蹄，垂头丧气地向我报告说什么也没找到，说人家连骨头都敲碎煮汤吃掉了，就剩下这铁掌钉的蹄子扔在一边没动。我捡起马蹄一看高兴地拍拍通信员的肩膀，说太好了！你任务完成得太好了！通信员愣在那儿不知怎么回事，我就找来几块石头，命令他和我一起敲那马蹄，三下五下，那箍住马蹄的铁家伙断了，露出蹄肉。我拿着它对通信员说：你把这煮了！通信员一看，高兴得眼泪都快掉了出来，说政委啊！这可是好肉哪！我说那当然，这是马身上最有营养的部分，不仅有营养，且能保你轻松走过雪山草地！我这招绝吧？通信员喝了煮好的马蹄汤后，精神大增，对我说：这是他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后吃的最好的东西。我对他说，你立即组织一个班，走到队伍的前面，专门负责在沿途捡别人扔下的马蹄。通信员高兴得连蹦带跳地接受了任务。嗨嗨，我又把他叫住，悄悄在他耳边告诉了几句，通信员听后哈哈大笑，便撅了屁股、提着枪，带着一个班的同志乐呵呵地执行任务去了，没过多少时间大获全胜回队……
余秋里像说书先生似的，话到关键时刻忽然停了下来。
听得津津有味的小两口忍不住叫嚷起来：哎，余部长，你对那小通信员到底说了些什么呀？
余秋里夹起一筷菜，又“呱唧呱唧”地喝上几口玉米糊糊后，抹抹嘴，说：我对他说，你们出去捡马蹄，千万别告诉别人是捡了吃的，要不人家再不会扔下马蹄留给我们团吃啦！
哈哈哈，余部长真有你的！哈哈哈……小两口笑得前仰后合。
余秋里这时的脸上也露出了颇为得意的笑容。不过，我也有失算的时候啊！将军部长继续摆“龙门阵”：那是在抗日时期，生活也非常艰苦。有一回我开会去，见了我的老首长贺龙、彭老总和任弼时同志，他们都是我的老首长，所以也很熟，也很随便。我当时在前线也是旅长、师长的干活了，可那时生活也非常艰苦，啥也没得吃的。有一天我觉得肚子特别的饿，便乘开会间隙，上首长他们住的窑洞闲逛看看有没有啥吃的。进去一看，空空的，啥都没有，非常失望。刚想出门，转头一看，见他们的桌子上都有一盏豆油灯。我眼睛就立即发亮：这豆油是好东西呀！我记得小时候我妈过春节的时候给我们炒菜时能够放上一点点豆油那菜香嘞！我心想：老首长啊，你们这么可怜兮兮的一点不留东西给我吃，就甭怪我不客气了。我偷偷找了只碗，将三位首长的豆油灯里的豆油统统给扫**了……嗨，你说巧不巧？关键时刻，给彭绍辉看到了！彭绍辉你们知道不知道？也是个大将军，了不起的人物！他看着我在偷首长的油，笑笑说秋里同志啊，你的身子骨太瘦了，胳膊锯了后也一直没好东西补补，这回你把豆油拿回去炒点小米吃，也算是为了革命，我保证不向首长泄露“秘密”。阿弥陀佛。我开心地回自己住的地方，手忙脚乱地找人帮我炒了些小米，香啊！我越吃越感到香！哪知到了夜里，肚子就开始打起仗来，咕噜咕噜地折腾了一宿，拉得我连老本钱都全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