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走过了“元和模式”和“碧溪之路”后，东张人说：现在该是我们了！01
在常熟市区的南门边上，有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它的名字叫“元和村”。这只是常熟数百个小村庄中的其中一个，然而就是这个元和村，它在八十年代的我国农业建设方向间题上，曾经影响了整整一个历史进程。它就是后来被中央命名的“元和模式”。别看元和村不大，但在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元和成了新时期中国农村发展的一种全新的模式而冲击着十亿农民的心，同时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那段时间里，连元和村的人自己都给弄糊涂了，怎么天天有人山人海的参观者到自己的田间地头来？不说上自党的总书记、中央各部委头头脑脑，下至来自天南海北的农民兄弟们户就单胡乔木、费孝通、薛暮桥这样的大理论家，都至少能排成一里路长。什么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专家、什么日中农交农政农经访华团、什么西德农学博士团、什么意大利佃农考察团皮西埃利奥一行，还有非洲英语国家工会代表团，以及数也数不清的各国新闻记者团……总之，元和村那时的名气，超过了常熟有个“沙家洪”那样的名声。
读者不禁要问：“元和模式”倒底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还得从八十年代初期的元和村党支部书记姚得平说起。1997年3月的一天，我在常熟市委同志的安排下，与市文联的老袁同志一起来到元和村的村委办公室。原先约定的姚得平不知怎地走了，后来办公室主任与他电话里通话后，他还是不愿与我们见面。这使我们大失所望。之后我们才弄明白，姚得平书记这两年心头不那么顺，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总体上给人的印象是元和村已经渐失往日那闪闪灼人的光彩，在与那些后来居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崛起的兄弟村相比较中，显得有些后进了——其实姚得平用不着那么自谦与自悲，任何一种事物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要永久不衰是不客观的，何况是人，何况是靠天吃饭的农村。不过我想姚得平不见我们仍有另夕源因，不排除这位干了三十多年村党支书的老同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新问题时，需要冷静地思考些什么。而我相信一旦这种思考成熟后，这位曾经使亿万农民兄弟和全世界都曾关注过的中国农村干部，又可能闯出一个惊天动地的“模式”来。
姚得平是一条汉子，关于这一点我想历史已经作出过结论。
1982年秋，也就是在姚得平当村支书的第七个年头时，正当姚得平通过几年努力，带领众乡亲将集体经济一步步壮大，赶超城里人生活时，整个苏州地区的农业联产承包制，农田包产到户已大势所趋。元和村怎么办？当了那么多年干部的姚得平似乎感到一下没了主见。分吧，这样咱们就用不着一天到晚听上面的训斥了。支部会上，有人干脆地说。
有人马上站起来，说就是不能分。
支持分田的人立即反击道，中央号召分田到户，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方向间题，谁顶风不分田，就得从党性上认识，找找根本间题了。
反对分田的又站出来回击，说党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我们村主张分田的群众所占比例不大，原因十分清楚：全村已有六、‘七十的劳动力到乡镇企业的工厂了，再分田到户到人，工厂还办不办，田还能种得好吗？再说，咱村上辛辛苦苦一二十年搞起来的农’业机械化已基本形成，农田基本建设也很好，如果都分田到户，农机怎么办？农田基本建设怎么办？
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怎么可以左一个怎么办右一个不行呢？’这不是一般的问题，是原则和方向间题……
啊哟哟，吵死了。先听听姚书记是怎么想的么！
对，听听姚书记是怎么想的。’
——所有的目光一下盯住了姚得平。
终于，大伙见姚得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但他没有说话，而是用目光扫了会场一眼。此时此刻，整个会场静得连大伙儿的心跳声、喘气声都听得一清二楚……姚得平知道，全村的父老乡亲们都在听他的枚关他们生计命运的决定。
“分肯定是要分的。”姚得平的第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但接着马上又说道：“但都是分田也要看怎么个分法。我们元和村的情况与国家一些贫困地区不一样，一是我们的合作经济已有一定实力，工业产值已占村总产值的80％，农业发展有了坚实基础。二是农机水利、收管种都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三是大部分劳力已转向工副业生产。面对我们元和村的实际，我的意见是：建议实行“专业承包，分组联产”形式，把全村的粮田由4个工区下辖的11个小组承包。组与组之间打破大锅饭，实行定产量、定收入、定奖赔制度管理。你们大伙看，这样好不好？”
“太好了！这样一方面顾及了我们元和村实际，一方面也贯彻了党的号召么。“
“行，我看这方法好！我赞成！”
“我也赞成！”
“那就这么定了——我们元和村就搞专业联产承包！”姚得平大嗓门一张，高声宣布道。
结果元和村实行这种“联产承包制”后的第一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386万元，比没有实行联产承包前增长了46％，社员收入比上一年增长了40％，务农劳力人均产粮9266斤，也比以前增长了23％0
元和村第一次尝到了联产承包、规模经营农业的甜头。
之后，在1984年秋季那个大丰收喜庆中，元和村又在联产承包制基础上，下出了举世瞩目的一着棋：村支书姚得平与本村四名手脚勤快的女共产党员种田能手签订了承包“合作农场”协议。当时的那份在中国农村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农场承包协议”书，大致有以下四项内容：
一、按照历年生产水平，核定全年向村上缴平价粮、油的数量，粮食超产部分实行村、场五五分成；
二、按照每个劳力负担25亩地的标准，平时由农场自我调节，大忙时由村办企业负责提供劳力，随叫随到。
三、为稳定职工的种粮积极性，村对农场职工实行“工资保底”办法，保证农场职工每月工资不低于村办企业职工同等水平。（当时为75元）。
四、强化农机服务工作，成立农机服务队专门为农场提供从耕种、管理到收获的一条龙有偿服务。
别小看这几条并不复杂的协议内容，它可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里几千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国有集体经济条件下个人承包性质的“农民农场制度”，它使农民与土地的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当时四名参加签字的女场长，最大的40多岁，最小的30来岁。当姚得平让她们握笔时，据说推来推去推了好半天，才一个个庄严地在那份协议书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元和人办起了农民农场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市里，传到了省里，也传到了中南海。一时间，众说纷纭，什么样的话都有。姚得平没有动摇，元和村的人没有动摇，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他们坚信自己走的路符合邓小平同志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原则，且办农场的第一年下来，元和人的心就更踏实了。这一年，唐桂芬等四名女场长聘了18个妇女，共承包了全村550亩地，人均耕地25亩，每个劳力平均生产粮食和油料达14300公斤，平均产值4681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7。5倍和10。6倍。等于一个妇女劳力养活了50个人。如此惊人的奇迹，不仅让中国的百姓和官员们感到震惊，就连负责联合国粮食署的专家们都感到中国农民做出了不可思议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