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教不改怎么办？
江南仪表厂与政府的监狱大门只是一步之隔，够得上法办，就向法院起诉，而尽量不向社会转移。凡社会上能容纳的人为什么我们江南厂就容纳不了呢？
掌声。
再打个比方，医生对付癌症最积极的办法就是控制它的转移扩散。社会是个大生命体，而我们江南仪表厂只是个小细胞。小细胞里出了癌症状，不把它就地切除，如果往社会上一推，那不是让它扩散到社会这个大生命体上更坏事么！
掌声。这回是热烈掌声。
有一年年初，袁勤生让文书印了一张表发给每个职工。表上要求每个职工回忆一下，头年365天中有没有随地吐痰随地扔烟头的，再据实情填在表上。如果填“没有”就可以领到一笔奖金蓄叫文明奖。他在大会上另加说明道：如果你随地吐了痰扔了烟头又没人看到你也可以填上“没有”。职工们大笑，有的说袁厂长真宽松，有的说这么一来就不会起啥作用了。表格收回来后凡填“没有”的真的领到了一份奖金。有人站出说：袁厂长你这样发奖金可就没啥公平了，我就看到某某前几天还随地吐痰呢。袁勤生笑道：你说的一点没错，不过我这样做并不是让那些做得不对的人在说假话后也能占到好处，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那些若无其事的公然随地吐痰扔烟头者，通过这种自我教育、自我鞭策的做法来提醒大家慢慢养成文明习惯。他进而又说，我们这些乡镇企业的职工，过去都是种地的农民，生活和劳动习惯十分散漫。现在人进了厂，身分变了，但从农民到真正的工人这一过程是很漫长的，·要一天之内完成是不行和不现实的，就得靠一点一滴来培养和养成。
当农民出身的工人们听后一片哄笑，特别是那些随地吐了痰扔了烟头又偷偷填了“没有”且领了奖金的人，开始以为厂长上他们的当了，结果现在发现袁厂长是对他们的一片苦心。
笑声里，大伙开始对过去不经意的事认真了起来。
是工厂，就有工人与厂里之间的矛盾。
譬如有人旷工怎么办？
袁勤生说，一个人突然旷工，一般来说肯定会有突然事件。你厂长及时跟踪家访，就可以查明真相，且能为职工排优解难。女工小王一天没上班，他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人到小王家去。刚到村口，见小王的父母举着扁担在追赶她。原来姑娘跟村上二小伙子谈恋爱，父母横加干涉。经调解，问题得到解决，小王高高兴兴安心上班了。职工们从中体会到厂长对职工的真诚关怀。
市场经济了，工人跳槽在所难免。
袁勤生说，我早有明文规定：来去自由。泥瓦匠小施申请离职，去干个体赚大钱，结果钱没赚到，连生活都有些拮据，想回厂。后来又觉厂里赚得还是不如外面多，再次申请离厂，到了一砖瓦厂开手扶拖拉机，不料没几夭车翻人倒，差点丢了小命。小施左想右想，觉得还是江南厂好，于是便又生回厂之念，可如此反复几回，自知无颜。袁勤生知道后说，我早有明文规定，来去自由，欢迎再回厂好好干！小施激动得直掉眼泪，发誓说就是江南厂以后人都跑光了，我也要做最后一个关门的人。
是厂，难免工人与领导之间的一些磨擦和误会。
袁勤生说，工人不会有过，有过只在厂长。有一次他从职工与厂长联系箱里看到一封写给他本人的信。信中说袁厂长现在出名了，可不再像过去那样深入车间，和工人打成一片。每次你厂长下车间就是带参观者参观，把我们工人当作动物园里的猴耍。这信够尖刻，但袁勤生认为信中的话虽然比喻并不恰当，可从字里行间看出这个工人是位关心工厂热爱厂长的好同志。于是他在大会上对自己深入车间少作了自我批评，同时对来厂参观人多，既有压力也有动力作了辩证分析：几年来，工厂来了那么多人参观，确实有些忙于应付，职工感到反感，心情可以理解。但毕竟江南厂成了全国先进典型有其好的一面，如扩大了厂的知名度，产品的销售也颇为增加，从市场经济学讲，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效益……工人们听着这番话语，句句入耳，说厂长你只管把外面的人往厂子里带，我们每人多干一把就行了。袁勤生笑笑说，谢谢大家理解，但我定期到车间这件事不能因其它原因而减少。
台上台下，一片融洽。
时间长了，当厂长的话说多了，表扬谁，批评谁，难免引起一些这样那样的议论。
有一次，袁勤生在会上表扬了10多个职工在义务劳动中表现好。于是便有人跑来说厂长不了解情况，表扬的人中有“假积极”的，这些人中有的是厂里的“石灰包”（意为喜欢捣蛋的人）。这事引起了袁勤生的深思：犯过错的人为什么做了对厂里有利的好事却得不到大伙的认可？谁的思想都可能有起伏，但当后进者企求获得进步却得不到赞扬而反被歧视，这不更让人伤心意灰吗？于是袁勤生在大会上恳切而谈：我袁勤生不是孙悟空，更没有火眼金睛，‘在义务劳动中我看不清谁是真积极，谁是假积极。但有一点我想大家是与我一样的，那就是凡是做了对厂里有利的事，那就是好事。如果一个人能365天，天天做“假积极”，那为什么我们不真心地欢迎呢？这样的“假积极”越多，我们江南仪表厂也会越兴旺，我要为这样的“假积极”披红戴花，张榜送喜！
“好，厂长说得好——！”职工们在台下欢呼起来。那些被视为“假积极”者更是热泪盈眶。
这就是袁勤生，一个把中华民族传统中“将心比心”的美德融入企业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学者型企业家。在这样的管理者面前，企业怎能不产生巨大的生产力？怎能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胜？
王庄小镇的江南仪表厂的崛起在必然之中。
那年厂里建了一座六层大楼，四周跑道贯通，内外双层玻璃，室内还添了铮亮的皮转椅。开始有人以为盖的是厂长经理们坐的办公大楼。竣工后，袁勤生到车间向工人们手一挥：从今天起，你们都到新大楼里工作！而他和经理、科长们仍在原来的平房里办公。200台新台扇运到厂里，管理人员想这回该轮到优先了。谁知他说：对不起，‘一线工人比你们出汗多，先给他们用。难怪工人们说：在江南仪表厂，最好的房是我们工人住着，最好的工作环境是我们工人呆着，最好的待遇是我们工人优先着．…我们工人在这儿是真正的主人翁。
美国著名企业管理专家乔本女士参观后，动情地说：“我看了许多中国企业，常熟的江南仪表厂是最难忘的。这里的人创造了企业生产效益的奇迹，但这儿的人又不光为钱，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注重自身的整体素质。”
袁勤生所领导的企业，一定是市场经济战中的常胜部队。
袁勤生现在是十多所大学和理论研究机构的客座教授、兼职研究员。他的学术报告时常在各式各样的会场里响彻，而且已经持续了二十来年。有人说理论总是灰色的。但植根于沃土之中的理论之树却是常青的。袁勤生，这位农民思想家的理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成了一棵“常青树。”
有人说，沈奎生和袁勤生，一个是以天马行空式的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掀浪推波，独往独来；一个则像花园里的园丁，每天细心慢步地在为每一棵草木浇灌并使之成为托起民族经济大厦的栋梁。他们一个是农民经济活动中的英雄式人物，一个是农民经济活动中的领袖式人物。他们的区别在于，一个敢管，一个会管。
敢管者创天下，会管者得天下。中国尤其是农村，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既需要创天下的敢管者，更需要得天下的会管者。
敢者为勇，会者为智。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离不开闯先锋的勇者，也离不开统率队伍的智者。
智勇者是推动我们历史的动力。智勇者组成了我们的天下。
常熟的经济能腾飞，得益于有千百个像沈奎生和袁勤生这样的智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