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后，当各路媒体纷纷寻找这个走进内地改革开放大门的第一人时，发现已难觅其踪。据说他在美国、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都购置了房产，过上了他曾经梦寐以求的大亨生活。
当他享受着奢华的生活时，他是否还记得当年曾改变他一生命运的那个“22号文件”？
我们不敢肯定。但我们可以断定的是，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拯救了张子弥。
当时的张子弥是香港信孚手袋有限公司的老板，手下有两三百号工人。这一年来，张子弥焦头烂额，正深陷因香港人工成本提高公司面临破产困境的时刻。他每天绞尽脑汁，挖空心思企图摆脱困境，也曾把心思动到内地，只可惜内地大门一直紧闭。当张子弥在1978年7月中旬无意中听说内地出台了“22号文件”，规定广东可以试点搞“三来一补”时，他突觉绝处逢生，意识到自己咸鱼翻身的机会来了，于是乎，他在听说“22号文件”的第二天便匆匆跑到广东打探情况。打探得知，对于国务院“22号文件”，广东省委、省政府已快速作出反应，将东莞、南海、番禺、顺德、中山5个县定为试点。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张子弥心花怒放，他立即通过广东的华润公司找到广东省轻工局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也巧，广东省轻工局接待他的工作人员正好是个东莞人，便引荐他来东莞发展。
天下的事情竟是这般地充满偶然性。
在东莞考察几处后，张子弥这天来到了太平（该地于1985年和虎门合并为虎门镇）。在这个到处是农田的地方，他一路打听下来，终于找到一个叫太平服装厂的小作坊。
1978年9月，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在虎门成立。
太平手袋厂当时租用的也只是一个仅有100多平方米的楼层。然而，这个毫不起眼的小企业，在当时中国计划经济市场中，其诞生具有标志性和突破性的深远意义。
原东莞太平手袋厂厂长唐志平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那天下午，快到晚上的时候，他找到我们，拿了一个做好的黑色手袋，又拿了一些手袋的配件，就是些半成品的裁片，什么都不教，叫我们看着做，问我们能不能做。当天晚上，我们3个人通宵，用缝纫机把它做出来了。他觉得很好，做得一模一样，而且速度很快，他要的就是速度。过去内地人都是很散漫，没什么时间观念的。他投资就是怕不能及时交货，要赔钱。他看我们这么快，这么认真，第二天就跟我们谈X170
当时这边是太平服装厂一个老板、二轻局的局长，我也在现场。张子弥问我们有没有兴趣搞来料加工，大家互利互惠。我们还是把他当成谈判对手，对他不卑不亢，但大家有共同利益，马上就拍板了。他赚的足大头，我们赚小头，当然很快谈下来了。
当时服装厂的厂房张子弥看不上，他看中了太平竹器厂的厂房。因为竹器厂是个两层的旧楼，旁边有个大鱼塘，将来可以填平。张子弥就在服装厂挑了三十几个年轻人，在竹器厂挑了三个年轻人，我们就用了太平竹器厂的厂房。那时很复杂，同一个门进去，一边是竹器厂，一边是手袋厂。巧天后，设备就进厂了。刚开始是小部分设备进来。设备很多是旧的，有七八成新，从香港运来。原材料、所有设备都是张子弥的，我们一分钱不投资，就是出厂房、人力，工厂的主权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赚加工费，每个月加工费的20％偿还给他做设备补偿款。当时平均一打手袋是20元左右，我们收12元的加工费。发到工人手上，一打大概是几毛钱。
张子弥一开始在东莞呆了好几天。他从香港带了几个电工、机修工和技术人员过来，教我们用设备。我们之前都是用脚路的，他的全部是电动的。有些比较难学的，他就亲自示范给我们看。大家学会后，他就偶尔来一下东莞。半个月后，我们就投产了。我们保质保1，合作愉快。他在不到半年之内，把香港整个工厂都关闭下来，几百台车都进到我们这里。在服装厂的时候，我们工资很低，分等级，一个月18元、28元、38元这样，很高级的工程师也就是几十元。但是我们一开始，就接受张子弥的建议——计件，多劳多得。管理上我们要学他。当时都是“大锅饭”，我们这么做也是很够胆的。一计件，就超过100元的工资。当时用的厂房是太平竹器厂的，大家同一个门进，工资差别却很大，竹器厂的人很美慕，三五个月竹器厂就被我们吞并了。
我们不断赚钱，把旁边鱼塘填了，还合并了竹器厂和综合修配厂（都是二轻局的下属企业），从200多平方米做到1万多平方米的生产面积。我们还根据他的建议，搞了管理制度。当时是用手写的，贴在工厂门上，规定不准迟到，不准偷性，不准抽烟之类的。不像我们以前在服装厂是没有制度的，这里是没有人情讲的，什么都根据制度来。一两年后就达到了差不多700人，在这么一个小镇上是个大厂。加工费达到差不多每年200万元。三年后，我们就把他的200多万元设备款全部偿还完毕，整个工厂都是我们的了。我们不欠他了。
由于张子弥第一个进来，很多外商都在关注他是否成功。因为当时都很怕共产党的政策，那时没有那么相信共产党的，怕什么都被抢光了。张子弥层次高，有眼光，他不怕。他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很多老板都过来参观这个厂。他吸引了很多商人过来，五金、电镀、制衣、手袋都有……
太平手袋厂投产后不久，原有的办公场地已经远远不足，很快便拆建盖起了一栋五层的高楼和宿舍楼。笔者在虎门曾想寻找这家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第一厂号”的太平手袋厂，可惜它已在2007年5月底被一片更崭新的街景所替代，从而只能在东莞人的记忆里和中国改革开放史书中寻找到它的影迹。
也许，正是为了让后人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太平手袋厂才需要从我们的现实视野中消失，从而成为一种永恒。
自国务院“22号文件”出台后，东莞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重视更不必说，他们也在紧张而热烈地研究商讨如何进一步落实文件精神。
这年12月18日，决定中国前途、命运和方向的重大历史会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个重大里程碑的会议，标志着我们的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中央全会的权威形式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此刻的东莞领导热切地关注着这一切，他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及有关讲话中兴奋地意识到，中央的改革精神可以归结为放权和让利，以及充分调动改革积极性：一是将更多的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和生产单位，二是给予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以更多的利益。与调动积极性的经济哲学相一致的，邓小平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经济思路：允许一部分人“收人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首次把利益驱动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以承认差距的方法来激励进取，增加财富总量，达到最终惠及全体的目标……
总设计师对于改革开放的号令已经发出，剩下来的便是行动。
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靠发展经济，才能有真正的出路。东莞县的领导深深明白这些道理，他们清楚迅速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但他们更清楚眼下的东莞有什么样的家底：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设备，没有人才，可以说是一穷二白，这一切谈何发展？
时代，迫使东莞必须尽快做出一个重大抉择，杀出一条快速发展的“血路”。
东莞眼前的这条“血路”就是“22号文件”所带来的“三来一补”。
县领导不分昼夜，多次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他们发现有几方面的有利因素：一是政策，国务院有“22号文件”，允许他们搞来料加工；二是形势，香港的一些企业面临着高成本的压力，正在珠三角一带寻找落脚点；三是地利，其时深圳不愿搞来料加工，而广州和香港之间交通不便，对于港商而言，剩下的最好选择只有珠海和东莞；四是人缘，东莞和香港的关系非同一般，尤其加上当年的逃港者，东莞在香港有60万人之多……
但，这个“三来一补”却不是好拿的，烫手！设备人家进，资金人家出，租金人家掏，工资人家付，那大头理所当然是人家外方的，你中方能拿的也只是可怜的一个零头，明摆着就是咱们中国人被资本家剥削嘛，这种合作方式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不平等条约，既冒政治风险又赚不了几个钱，也因此，当一些港商去珠海等城市要求办厂时，就被人家给坚决顶了回去。
这种情况下，你东莞干不干？
当然干！为什么不干？只要自己也能有钱赚，你老板赚多点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县领导们个个摩拳擦掌：要干就早点动手！要干就从“三来一补”干起！
为了抓住“三来一补”这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县领导们很快达成共识：所有的来料加工，东莞一律来者不拒！东莞敞开大门，不设任何门槛。不仅如此，还要动员全东莞的干部群众们全民出动，去联系香港的亲朋好友，说服他们回来投资。为了解决眼前一无资金二无厂房的困难，县委还提出了几个充分利用：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充分利用劳力资源；充分利用各种祠堂、饭堂、会堂，以及各种仓库等现有资源……
1978年12月21日，北京正在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结束，东莞县委便发出了本县的27号文件，从县委和县政府各部室抽调出48名精兵强将，组成东莞“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主管全县的“三来一补”工作和合资洽谈业务。东莞县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郑锦滔任领导小组组长，外贸局黄昌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下面又由10个小组组成：4个小组专门负责与外商谈判，3个小组分到农村去，帮助乡镇建厂，处理各种关系，1个小组负责运输工作，1个小组驻广州负责联系报批工作，1个小组驻深圳负责海关边检等工作……
东莞人有一种作风，这便是雷厉风行之作风。
当年曾在该小组工作过的陈松基回忆说：“1978到1980这三年，我们工作组的人员没休过一天假，天天都上班，连年初一都没敢歇，都有香港的老板过来谈判。”
为了提高办事效率，他们在全国率先推出了行政审批一条龙服务的措施。港商在这里签个合同，往往只需个把钟头，这在中国其他地方到现在仍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即使是广州，也要盖几十个章跑几十天。当年的领导小组组长郑锦滔回忆说：“东莞人很有商品意识，做生意时总是想着如何促成生意。当时我们考虑到那些商人怕麻烦，特地简化了程序，这样，谈判好后‘咔嚓’一盖章就定了，他们很高兴，积极性也来了，纷纷过来和我们合作。当时我们还采用现场办公方式，及时解决港商的投资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记得有一个港商来东莞生产注塑机，厂址选在箕村，当时缺电，道路也很差，通讯设施也很落后。总之，困难很多。老板来找我。我通知每个部门的领导赶到现场，给他们定下解决问题的时间，两个小时全部解决，后来这个厂成为全国最大的注塑机厂。”
当时的东莞，所有行政单位都增加了一项新的职能：一切围绕着招商引资这个中心，审批手续一律从简。甚至在码头的人群中，也开始走动着东莞工商管理等部门的人员，银行、邮电局等部门紧随其后，紧急修改制度，延长工作时间……总而言之，只要能为“三来一补”服务的，一路开绿灯！
东莞这样的作风和思想解放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显然远远地走在了其他地区的前列。
在全民出动的东莞大招商中，东莞各个村镇的弹丸之地，都雨后春笋般丛生出了大大小小的作坊。一时间，飞红万点，各竞之秀。截至1979年年底，东莞的来料加工企业已有140家，对外加工签订协议205宗，全年加工费234万美元，净收外汇218万美元。此后不久，东莞便成为全国最大的加工基地。从1978年到1991年，东莞共引进资金达17亿美元之多！
一个曾经将自己大门紧闭拒绝世界又被世界拒绝的人群，在此时以从未有过的勇气打开大门，去体验、吸吮从门外吹来的阵阵狂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