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认识后，东莞县委、县政府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开现场会，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当时樟木头镇官仓村经济非常落后，自办起一家来料加工厂后，村里经济大为改观，老百姓的收人也随之提高。县领导及时抓住典型写了份总结，叫《一个工厂改变了一个村的面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也招来讽刺和挖苦：共产党那么多年改变不了的面貌，一个资本家就给变了？
发生在东莞大地上的这场思想革命，涉及的深度和广度是史无前例的，它对干部、工人、农民等所有人都是一次巨大冲击。在观念和利益、眼前与未来的种种问题面前，东莞人经历着脱胎换骨的阵痛。
东莞要发展经济，要对外开放，但如何发展，如何开放，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来料加工厂尽管看上去不好看，说起来也不好听，但东莞选择这一步，实在是被动中的主动之举，因为东莞根本就没有其它的选择。东莞是一个农业县，没有工业基础，缺技术少人才，高科技的东西拿不进也引不来，不实行拿来主义就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而且东莞的地理优势也适合引进外资。东莞除了“三来一补”，做别的没有优势，所以东莞不能放弃眼前这个机会。东莞在“三来一补”中赚的钱在港商面前是小钱，但相对于自个儿的过去和现在的内地就是大钱了。东莞迫切需要资金来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一位当年的干部告诉笔者说：“在运用外资的方式上，国际上通常采用的办法有合资、合作、独资、‘三来一补’，为什么我们主要运用‘三来一补’方式？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钱搞合资，产品在国内销售又有一定的限制，我们对国际市场也不了解。这一切就决定我们只能采取‘三来一补’。而这种方式也比较适合我们这些刚刚‘洗脚上田’农民的经营水平。但是对外加工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最终会建立自己的经济，我们敢于接受这种合作，正是我们有信心不用很长时间就能在国际市场参与公平竞争。”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这些“三来一补”企业在东莞得以生存和发展下去，实际上东莞老百姓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于他们而言，钱是最实在的，有老板进来投资是件好事，大家有就业机会了，有钱赚了，有什么不好？何必要顾虑姓“资”还是姓“社”。正是在东莞县领导的动员下，在老百姓们的一片叫好声中，思想不通的老干部们开始慢慢更新观念，适应后，又开始主动引进港企。与此同时，这与中央的政策和省委的大力支持也分不开。广东省委顶住了各种压力，对利用港资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曾给各级干部撑腰：“大家要大胆地干，出了问题由省委承担责任。”
如果上世纪80年代东莞因搞“三来一补”处处遭白眼的话，那么东莞领导承受的压力也就可想而知了。而且这种压力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而是延续多年。
东莞人是倍感委屈的：东莞和深圳当初都是惠阳地区的农业县，改革开放使深圳一夜之间变为风凰，成了中国的改革试点。和深圳相比，东莞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只麻雀。如今，凤凰想要涅粱，东莞这只麻雀又何尝不想涅粱呢？更何尝不想在涅粱之后也变成一只凤凰呢？登不得大雅之堂的这些“三来一补”也许正是东莞发展的第一把涅粱之火！
此时的东莞是多么渴盼被人关注、被人理解呀！一边是特区深圳，一边是省会广州，夹在中间的这个小小农业县渺小得一直无人关注。只要你稍稍翻一下东莞史记，就会发现，在改革开放之前，又有多少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脚步曾在此作过短暂停留呢？
令东莞人高兴的是，进人上世纪80年代，东莞终于开始被人关注了。
1984年4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来到了东莞。
这是李鹏同志第一次来东莞，陪同李鹏同志前来的还有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林宗棠。东莞县委领导陪同李鹏一行先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东莞沙角电厂。沙角电厂是全国最大的火力发电基地之一，发电装机容量388万千瓦。接着李鹏同志又参观了虎门、长安、常平、大朗等镇。
4月的东莞，春意盎然，李鹏兴致勃勃地看了一个又一个毛织厂、玩具厂等来料加工厂。在加工车间，李鹏亲切地向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们挥手致意，微笑着点头赞许，还向他们询问收人情况。一位女工激动地向李鹏介绍说：“我们是计件收人，多劳多得，平均每个月收人能有70多元，以前在家种稻子，一年加起来还不到这个钱呢……”
李鹏的这次东莞之行在东莞领导看来是至为关键的，李鹏的态度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东莞的未来走向，因为东莞的来料加工这种发展模式，这几年来一直备受各方面的质疑和批判，所以，在陪同李鹏视察时，东莞领导们的内心一直忐忑不安，极为紧张。令他们渐渐宽心的是，从李鹏的神情言语中明显看出，李鹏对东莞的发展是持赞许和支持态度的。
晚上，李鹏住在东莞宾馆。在东莞跑了一天的李鹏，此时有些百感交集：东莞老百姓的日子富裕起来了，好事呀！从东莞这个考察点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正确的。中国的这场改革没有任何范本，一切都是摸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经过短短几年的探索和发展，中国已经慢慢走向富裕，中国的改革应该像小平同志所说的，是放，而不是收，也许，中国应该把发展的步子迈得再大一点，更快一点……站在窗前，李鹏凝视着满天星辰的夜空，似有所悟。
第二天离开东莞前，李鹏充分肯定了东莞改革开放取得的发展成就，接着又说了一句：“你们东莞满天星斗，就是缺乏一轮明月呀。”
李鹏说的这句话恰恰也是东莞领导们内心深处的一块心病。“总理的话触到了我们的痛处。当时我们东莞从单纯的经济发展速度来看，确实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但大伙心里真的缺乏一种底气，原因就是我们东莞当时的经济无非就是些‘氮化水’（即氮肥、化肥、水泥）。虽说那几年也进来了不少外企，满天星斗般地散落在各个乡镇社队，但其企业的规模小得可怜，大多是十几个或儿十个工人挤在面积狭小的车间里，谁也否认不了这不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加工出来的产品也实在是一般，难以称得上档次，更是毫无技术可言。”一位退休老干部这样对笔者说。
此刻的东莞人，仿佛被李鹏总理的一句话惊醒了。他们虽然渴望东莞有朝一日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化工业城市，然而放眼东莞，与心中远大理想相匹配的企业在哪儿？一个农业县想要迈人工业化的城市，支撑产业是什么？又在哪儿？今后的发展之路如何走？所有这些问题，让东莞人既感遥远又感紧迫。他们越想总理的话越感到汗颜！
没有自己的工业，就等于自身的造血能力太差，这样的工业就相当于手心向上，被动地等着别人给钱呀！
李鹏走了，东莞还是那个东莞，可是东莞领导们的内心却再也不能平静。
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干部会开了一天又一天，气氛也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热烈。最后众干部的思想聚焦到了一个目标：东莞一定要有自己的工业，一定要搞出一个大项目！
大项目！就是要搞大家伙！就是要干能够提升东莞经济根基的大产业！
在东莞县委的这套班子成员里，性格乐观的郑锦滔积极性最高，雄心勃勃：不就是上天揽月吗？在县委、县政府决定东莞摘取“一轮明月”的认识达成一致后，郑锦滔便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郑锦滔是个急性子，当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郑锦滔天生就是个能说会道之人，没说几句，便把大家激发得热血沸腾，摩拳擦掌，赶紧分头去广东省经委、计委、电子局等处打探消息，看有没有像模像样的大项目。
事情也巧，广东省电子局手头上便有一个。
电子局局长许志良言语犹豫：老郑啊，这个项目很大，不知你们能不能搞？
郑锦滔听说有项目，精神一振，一听说项目很大，说话更加淋漓痛快：“大？不怕！我们就要做大项目！”夸下海口之后，这才想起问什么项目。局长告知：彩色显像管。
彩色显像管是什么？
这可是郑锦滔平生第一次听说“彩色显像管”这个词。
这些都不意味着束缚，对东莞而言，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摸了一番情况后，从专家那里得知：世界彩管工业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最早由美国RCA公司开发生产。作为彩电中间产品的彩色显像管，这些年来随着彩电的普及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由于在美国本土生产制造成本较高及市场扩展等方面原因，60年代后美国逐步把彩管技术转让给日本，日本由此迅速成为彩管生产大国，同时欧洲彩管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从彩管工业退出转向高附加值的信息和软件产业，而韩国、中国台湾则通过从日本引进技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日本也由于国内生产成本高企而逐渐把彩管生产移向南美和东南亚等地。目前，我国彩管业刚刚起步，我国第一条彩管生产线始建于1978年，1982年在陕西咸阳4400厂（现在彩虹集团的前身）建成投产，年设计生产能力为14厘米彩管％万只，该行业前景大好……
确实，这是一个大项目，估计总投资为20个亿，符合一轮明月的规模；
确实，该项目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跟那些制衣厂等加工企业远不在一个档次。
更是确实，该项目发展前景绝对了得，电视机将来肯定要走进千家万户，这里面的市场的确很大。
三个“确实”之后，他们感觉天助我也：这个项目如真的能成，确实非同一般，东莞的形象从此会有所改变。
仰望天空，明月就在眼前。郑锦滔的血液里，燃烧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和信心：我一定要摘下这轮“明月”来，哪怕天再高路再陡！
郑锦滔们很快和省电子局、省经委的人打成一片，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可关键问题是，该项目的决定权不在广东，在中央。
这轮明月挂在“中央”这个天上。
看来，要想“摘月”，郑锦滔的长腿得要往北京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