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激情燃烧的如歌岁月
1989年6月，东莞对该项目专门成立了一个指挥中心，东莞市副市长李汉松担任总指挥。
1989年7月8日至29日，广东彩管项目评估会在北京万寿路的中组部招待所召开，会议对项目建设资金是否落实、主要配套设备是否落实、核定厂区建筑面积、核定职工人数等进行反复论证。李汉松副市长为领队的答辩团，回答了评估组专家学者提出的无数问题。
会议结束后，彩管项目可行性报告的上报审批手续转人上报各部、委、司、局审阅的漫长岁月。
笔者在东莞采访时，偶然的一次机会认识了在彩管厂工作多年的员工郑燕娟，她是当年分在彩管厂最早的一批大学生之一。听说笔者要采写关于彩管厂的文章后，特地给我找了一份名单，是1988年彩管厂筹备小组的人员名单。
一、1988年1月从东莞各单位抽调到彩管搞筹建工作的人员（共8位）
王创权：原市交通局交管总站副主任（已走）
邓裕宗：原市生益数铜版公司副总（已走）
尹嫂辉：原市科委计算中心副主任（已走）
张惠兰：原市无线电厂车间主任（留）
黄国楠：原市经委高工（已走）
苗根才：原市经委高工（已走）
芦娜才：原沙田拆船厂副厂长（已走）
苏志洪：原沙田拆船厂司机（已走）
二、1988年6月从咸阳4400厂调进东莞支援彩管项目的人员（王念琴厂长带来8人）
夏春奎（升副总）、张伟（升副总）、王念琴（亡）、徐风鸣（亡）、张光远（伤）、陈康祥（伤）、谢绍忠（走）、徐宝华（走）、王玉章（退）
笔者注意到这份人员名单的后面特地注明了是在1998年1月份统计的。这也正值彩管厂成立10周年。
郑燕娟特向笔者推荐了张惠兰，说她是这16个人中唯一留下没走的。郑燕娟介绍说：邹家华批复后，彩管厂的主要手续的主要公关人就是张惠兰。从1989年6月到12月，她常驻北京，虽说是邹家华已经签了字，可许多手续还得办。
2008年初，我们在东莞见到了风采依旧的张惠兰。一脸阳光灿烂的她，从五官和神态中，完全可以看出当年的美丽。一见面，她就爽朗地笑了起来。
坐定后，笔者问她：“你一个北京人，怎么就跑到东莞来了？”
笔者的问题引起了张惠兰对那个年代的追忆。这天东莞下着雨，屋里略显寒冷，窗外的雨点轻轻敲打着玻璃，低喃浅吟。
张惠兰，北京人，今年60岁。她的经历和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有相似之处，1967年大学毕业后积极响应毛主席“支援边远山区”的号召，带着满腔的热情奔赴最艰苦的地方，在贵州一呆就是16个春秋。说起当年来东莞后的经历时，性情爽朗的张惠兰立马打开了话匣子——
1983年，我调到东莞时，这里还是很穷很落后的。我出去买东西跟他们讲普通话，他们都听不懂。记得我来东莞的第二天去粮店买米，我跟他们说我要买30斤米，人家听不懂，对我直摇头，没办法，我就只好用笔在纸上写“买30斤米”，这样才买上了米。当时我先分到东莞的无线电厂，那是东莞当时最好的一个厂。我在这个厂干了5年，当车间主任。1988年1月份，东莞市政府因为要建彩管厂，就从东莞的几家单位抽调8个人成立了筹备小组，因为我懂无线电技术，所以也抽中了我。我们最早的这批人到1998年10月的时候基本上都走了，就刹下我一个人还在坚持。
我来的时候，彩管厂的项目还在申请的过程中，当时的彩管厂还完全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后来厂址定在南城的郊区，在东莞市区5公里之外的笠村，好像是郑市长亲自选中的那块地。那时候那里还有一大片坟地呢。我在东莞无线电厂工作时，我们车间一百多人全都是广东人，我是工程师，当时我们生产收音机，有些技术上的事，比如接那几条红线黑线绿线，接在什么地方怎么接你得给他们讲清楚，不讲清楚就很容易接错。我跟他们讲普通话，他们听不懂。没办法，我只好开始学广东话，半年时间我就把广东话给拿下了。调到彩管厂之后，彩管厂来的那些人大多是外地调来的，听不懂广东话，他们看我会说广东话又会讲普通话，所以有什么事情都来请我帮忙，比如请我给他们上户口、孩子入学之类的事。后来我们领导说，你搞后勒比你在车间强，车间里那么多技术人员也不缺你一个，而像你这样又会广东话又会普通话的没几个，何况你见多识广，活动能力又很强。于是我就开始跟着领导一起跑手续。邹家华总理批了后，后面的手续都是我们在跑。从1989年6月份到12月份，我长期驻北京，整天跑国家计委、机电部、对外经济贸易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等单位。当时压力也挺大的，天天去催，郑市长也经常打电话过来，他说：“张惠兰，这个项目一定要跑下来，就是路破铁鞋，我们也一定要把这个项目给拿下来，要不然你别回来！”
当时有人议论郑市长好高鹜远想要弄个功绩出来，但我们跟郑市长接触下来，觉得他是完全坚定了东莞一定得有自己的工业的信念，他当时这个信念特别强。事实上，彩管厂的成立的确也成了东莞工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那时候还有很多说法，尤其觉得这是全额货款，风险很大，万一这个项目搞难了怎么办？拿什么去还近20个亿的货款？甚至连我们自己私下议论起来也觉得风险挺大的，但看到市长下了这么大决心，我们也就不想那么多了，无论如何一定要替市长把这个项目跑下来。
当时我尽管北京也有家，有亲人，但都住在招待所，一步也不敢离开。每天不停地打电话去问，人家说你们就等电话吧，所以我们就只能死守着电话机，不知道结果会如何，也不知道电话什么时候能来，因为你到哪里报批，就要等哪里打电话给你，我们就特怕错过一个电话，怕是因为我们没接到电话的缘故没批成。再就是不停地上门去催，记得我那时经常去人家办公室见悠着。文件批到哪个司，我就到哪个司盯着，经常池在那儿，就跟在那儿上班一样。有时，人家看见我也烦，说你们回家等消息吧，我说不能回家等，你们批了我们就不来了。他们不理我，我也就在那儿坐着。有时自己都觉得脸皮挺厚的，但当时顾不上了，没办法呀，我们必须抓紧把这个项目拿下呀。当时审批这些手续时，麻烦事一个接一个。因为在审批时各个部委不是光盖个章就完事了的，他们还不断地提出修改意见，比如人员和厂房面积、建设资金等，然后我们又按要求修改，重新补充各种材料再往上送……
1989年12月初，李汉松、张惠兰，以及广东省电子局局长刘忠山等人正在北京焦急地等待批文。7日上午，张惠兰突然接到电话，是郑锦滔市长的秘书王建周打来的，说李汉松的母亲突然去世了，让他赶紧回来一下。
接完电话的张惠兰赶紧把刘忠山拉到一旁，低声告诉他这个情况，问该怎么办。刘忠山想了一会儿，说，李汉松是个孝子，你先别吭声，先瞒着。接着，刘忠山找到李汉松，说：“老李啊，刚才市里打电话，说那头好像有个什么签字让你赶紧回去一趟。”李汉松一听，有点纳闷，说：“不应该有什么事呀，我刚来才两天呢，除了沙角电厂可能要我签字，但也不应该这么快。”说完他又转头问张惠兰知不知道是什么事。张惠兰说她也搞不清楚，领导叫你回去你回去叹。
当即张惠兰就去买票，是当晚8点多的飞机。一路上，陪同一起回东莞的张惠兰不时劝李汉松多吃饭多喝水多睡觉。因为她担心他回去后吃不下饭又睡不着觉。
也许张惠兰那天的举动显得反常，李汉松也觉得奇怪，问她怎么了。张惠兰笑笑，说，没事，我是怕你累着嘛。
到了东莞，去接机的是王建周。见了他们，王建周趁李汉松不注意，悄悄问张惠兰李汉松知道此事没有。张惠兰说没有。他说好，先别说。一路上，李汉松更是如坠迷雾，悄声问张惠兰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今天不是他的司机和秘书接，而是郑市长的秘书和司机。张惠兰摇头说她也不知道呀。
车子一直开到李汉松家那个胡同口时，张惠兰这才跟李汉松说了实话：“李市长，对不起，在路上我一直没跟你讲，这是刘局长交代的。你母亲去世了。”
李汉松“啊”了一下愣住了，半晌，他才说：“怎么回事？我出来时她不是好好的吗？我去北京时，她把我一直送到胡同口，问我怎么去北京，我骗她说我坐火车去，她平时总是不放心我坐飞机，总叮嘱我别坐飞机，一定要坐火车，没想到
张惠兰继续跟他道歉：“对不起，李市长，没有跟你说实话，我们怕你太伤心了，怕你回来不吃饭了影响健康……”
3天后，李汉松和张惠兰又踏上了去北京的旅程，这次他们是坐火车走的。因为李汉松觉得自己上次来北京时对母亲说了谎，没想到北京才两天，母亲就突然去世了，他对不起母亲，所以这次去北京无论如何要坐火车。
4天后的12月14日，李汉松等人终于拿到了正式批文。讲到这里，张惠兰动起情来：“当时有我、李汉松副市长，还有省电子局的副局长张书兴。批文拿到手之后，我们大家都特别高兴，李汉松还提出到我家看看，他说张惠兰你这段时间辛苦了，太感谢你了。当时我爱人也在北京，他到我家看了看，还跟我婆婆合了影。我婆婆也是一个老革命，当年还是个双枪老太婆。现在回想这一段，觉得真是挺不容易的。我们大家都是凭着这股不屈不挠的精神才一直往前走下去的，而且，这种精神在我们后来的建厂创业过程中也一直贯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