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叶宏灯也完全融进了东莞，他热情地帮助石竭领导出谋划策，不但自己扩大投资，还不断介绍一些台资进来，并成立东莞台商协会，他肩负起会长的重任。
时隔多年之后，媒体在评价石喝的这个动作时，曾这样理性地分析：“从昔日的农业为主，发展为今天的IT名镇，关键在于石褐镇抓住了上世纪80年代台湾电子产业大转移的时机。上世纪80年代末期，台湾地区的生产经营成本不断攀升，制造业生存环境日趋恶化，使不少台商不得不走出台湾寻找出路，电子产业中下游产品的生产企业向大陆低成本地区转移初露端倪，而深圳及其周边地区成为台商首选之地。”
《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对世界产业大转移有过如此总结：公司和个人几乎可以把工作包到任何地方。哪里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公司就会到哪里去。
创办于1971年的“台湾台达电子”此时也在寻找出路。1992年4月，精明的台达人来到石褐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一家工厂悄悄打探这里的投资环境。台达电子中国区行政总经理曾纪坚事后回忆说：“我们台达在台湾厂区很大，环境也很好，但当时就是招不到工人，所以我们就有了把一部分工厂转移到大陆的想法。当时我一个人来到珠三角一带考察，考察几个地方后，听说石喝不错，就过来看。到了这里，一看满大街都是人，心想人不缺，于是我就先向在这里办厂的人打听情况，他们说这里非常好，接着我就去镇政府，当时镇政府的刘发枝镇长专门管这事，一接触，感觉他们非常热情，于是我当时就决定把工厂建在这里。后来我把这边的情况汇报给台湾总部，总部也同意在这里办厂，于是我们就立马开始干了，当年7月20日就正式开工了。当时我们只是在门口贴了张招工启事，没想到第二天就有两三百人过来应聘。台湾的人工成本是这边的5倍，而且还招不到人。”
2007年7月27日，台达电子迎来了建厂巧周年的厂庆。这一天，台达电子再次斥资一亿美元，在石褐建起了第六个厂区，并设立了在石竭的第二个技术研发中心，将产量和技术指标都排在世界前列的高电能风扇、节能风扇全部放到石褐生产。“我们也没想到发展得这么快。其实我们刚开始在这里办厂时还有些担心，属于试探性的，所以一开始规模也很小，只有几十个人，主要生产变压器和滤波器，但经过一年多的发展，感觉这里不错，第二年我们就买下280亩地盖了厂房，后来又把总部别的业务也移到了这里，现在我们生产的产品是台达的主要命脉。”曾纪坚说。
在石褐镇采访，笔者感受最深的就是台商们众口一词地夸奖和感谢东莞的各级政府、东莞的干部和这里的老百姓。陪同笔者采访的是东莞市文联的一位工作人员，在采访时，我们碰到一位陈老板，一听说我们是来采访的，表现得格外热情，他说他认识文联的林岳主席，“当年幸亏他帮了我们大忙”。
文联的林岳怎么会帮上台商的忙？
见我们几人一副不解的样子，陈老板便给我们讲述起当年的一段往事来。“那是1999年的事，当时我们台商在东莞大多做电子产品，电子产品里有驱动光盘。那一年就因为这种光盘，我们的产品在进出口时突然遇上了麻烦。海关全给卡住了，说中国的海关总署下发了一个叫369号的文件，要求这些软件必须全部在国内刻录，而且还要到北京去办光盘进出口许可证。这下麻烦大了，这种情况很严重，当时整个东莞涉及到这一块的电子企业就有好几百家，而且大多都是我们台商，这可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啊。我听说短短一周内就积压了160多批货，不能进不能出，涉及40多亿美元。当时所有台商都急坏了，找了很多部门，那些部门也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东莞也没有一家专门管这块的部门。后来我们又去找东莞市外经委。外经委的干部也没有权力管这件事，但他们也替我们着急，这时他们提起了一个人，是东莞市新闻出版局的副局长，叫林岳，对版权方面很有研究，而且这人很仗义，活动能力也强。当时我们一听赶紧去找他。他听我们讲了问题的严重性后，二话不说，他说他来管这事。林岳真的了不起，最后还真的让上面更改了文件，由新闻出版总署音像司司长王涛带领一班人，携带有国徽标志的公章来东莞现场办公，把积压的160多个合同处理掉，并亲自将第一份批文送到我厂和东聚两家企业，让外商对中国公务员感激不尽，另眼相看，给我们解T大难。”
“啊？这么厉害！那他是怎么做到的？”笔者好奇地问。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你们回去问他好了，反正我们只知道他办成了。而且当时整个广东省就东莞一家可以办许可证，别的城市都办不了。他的能力可真的不得了。后来我们跟他打交道时，感觉林岳这个干部特别好，无论我们提什么要求，他总是尽力而为。我还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我们做这些光盘出口时，广东海关需要东莞新闻出版局的盖章，新闻出版局给我们盖章则需要我们出示一个总部给我们的授权文件，这是应该的，但当时的快递业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还没有全球通，国外总部要先把文件寄到香港总部，然后才能到东莞，这个周期起码要七八天以上。周期一长，就耽误我们发货，因为像这种电子产业市场竞争很激烈，淘汰得也很快。我们就去找林岳，跟他提意见。后来他想了个办法，只要在传真件盖上我们工厂的公章，以示负上材料真实性的责任，他这边立马给办。这样一来大大缩短了周期，解决了我们的大难题。说实在的，林岳这个人真是挺不错，我们这些台商到现在还很感谢他！”陈老板说到这，开始激动起来，他说：“他可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你们可不知道，当时他那件事做得多漂亮，后来广东省省长跟我们开座谈会时，还特地提起过这事，表扬他这样的干部，能够一心为企业排优解难，诚心诚意为企业服务，了不起啊。当时省长还跟记者说：“你们媒体应该多多宣传这样的典型。”
没想到看上去朴实而随和的林岳居然还是一个有如此魄力的人。这可是海关总署发的文呀，一个小地方的公务员怎么敢对上面的文件提出质疑，甚至要求更改呢？后来当笔者见到林岳，跟他说起这事时，并要求做详细的采访。他娓娓道来：“采访就不必要了。当年在光盘配套电脑资讯产品进出口的问题上，对上级的文件在基层贯彻执行遇到问题时，及时向上级如实汇报是一个公务员应做的工作和责任，汇报必须具体、有理有节。制定政策的上级一定会理解，相关规定也一定会调整，这也是上级公务员应做的工作和责任。在时任局长黄永贵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我们局集体因这件工作为后几年东莞的电脑资讯产品生产企业增加了大量的生产订单，并得到时任常务副省长汤炳权的充分肯定，是件非常欣慰的事情。事情办好了，也没什么可说的，东莞绝大部分公务员也多是这样做，做得比我们更好。”
难怪台商们至今还非常感激他，原来他帮了他们这么大的忙呀！
从台达出来，走在政文路上。据说这是石揭最老的一条街，人称“电子一条街”。如今，在这条不到5公里长的老街上，汇聚着五六十家台资电子企业，其中台达、太阳诱电、雅新、华容、致伸、光宝、盛达、田村等8家电子公司，都是已在海外上市的公司。这条街上的电子产品种类齐全，一条街上就形成了石喝镇电子业上、中、下游配套的产业链。
石喝人感到幸运，那些台湾人刚进来时都是以租厂房生产的方式进行试探性的发展。几年下来，投资有所回报后，几乎所有的厂家又开始扩大再生产。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合资公司已成为产业转移的主导力量，两岸间的产业分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分工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这种分工逐渐由生产阶段的分工向功能性分工发展。至2002年，台湾赢利最多的20家上市电子企业中的14家在大陆设厂，而大陆工厂的赢利成为其台湾母公司的最大利润增长点。至此，在台湾电子第一代的转移中，石竭成为珠三角最重要的承接地。
令石褐人更感幸运的是，新千年之后，在石褐增资扩产的台资企业开始出现一个新现象，即有些大厂逐渐把产品的研发中心迁移到了石褐。这不仅标志着石揭镇电子信息产业开始由纯粹加工制造真正向创造型生产转型，更标志着这些企业将被真正留住。
事实上，第一个来到石褐的台湾商人叶宏灯也早已以另一种方式留住了他的台湾伙伴们。
1989年，叶宏灯创办的东聚电业从当初的25名员工起步，从电脑保护插头的生产开始创业，在2005年已发展为拥有9家分厂、近6000名员工、年产值4亿多美元的世界著名的电脑设备制造商。目前，东聚电业电源保护器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位，鼠标居世界第二位，而电话零配件和电脑扫描仪则分别居世界的第三位和第五位。
然而，叶宏灯在事业的辉煌时刻，却突然做了一个令所有人费解的决定。辞去东聚电业董事长职位，转而办学，尽管在这所公益性学校里，他的职位也是董事长，但这个董事长却不拿一分钱。跟他一样，学校里所有的董事会成员，都是不拿工资的义工。
人们很难想象，最早来到东莞创业、在东莞最有名望、为东莞电子产业的发展写下重重一笔的叶宏灯如今却过着淡泊而简朴的生活。
东莞中堂镇满涌区上一村，静静流淌的小溪溪畔，耸立着一栋典雅的五层红墙建筑，弧形的回廊贯通于两翼的现代教学楼。每当清晨，这里台胞子弟的歌声、笑声、读书声此起彼伏，回响在绿草如茵、岸柳成行的恬恬校园。
笔者眼前的叶先生说起话来语速缓慢，话语间处处流露出一种谦虚低调，一听便知胸中有万千丘壑。他说当时选择这个地方办学，是因为这里是水乡，环境好，也会拉动台商落户到这里。
目前，叶先生的太太也在学校做义工，女儿大学毕业后在台北工作，儿子现在在广州暨南大学读书，周末经常回来。“我38岁就到了东莞，今年已经58岁了。人生最辉煌的20年岁月我都挥洒在了东莞。现在我的事业在这里，家庭也在这里，东莞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当年我们很多人来到东莞投资的时候，是带着全部身家来的，很多台商都已经做了长期定居的准备。近年来虽然东莞的经商成本不断提高，但经商环境也不断优化，不少台商都已经扎根在东莞了。”
来东莞20年，叶宏灯也见证了东莞的20年，“我是看着东莞一点一点地变化起来的。这短短的20多年，东莞从一个农业县成长为中国地级市的NO。1，确实很了不得。这些年在东莞，也感觉东莞市的领导个个都了不起，非常有魄力……
谈起办学校的初衷，叶宏灯的表情有些沉重：“1989年我来到这里后，事业做得越来越大，但内心却越来越困惑，尤其在家庭这一块，深感自己作为丈夫、父亲，所欠的太多。当时，我太太常给我打电话，说孩子在加拿大管不住，而我因为工作又没有办法承担起父亲的责任和义务。我常常想，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外面死活打拼，不就是为了让家里人生活得更好吗？但这样过着分离的生活，家里人能真正感到幸福吗？其实我的这种困惑在中国的台商中普遍存在着。当时在东莞的台湾人越来越多，差不多有七八万了吧。”
“可能我们看到的都是台商成功的一面，没想到你们内心也是挺凄苦的。”笔者说。
“其实我们台商在这里挺辛苦的，因为都是出来创业，可以说大家都是在挣扎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压力很大。因为两地分居，造成了台商的离婚率很高，这都是很痛苦的事。另外，因为工作很拼命，台商在这里也死了不少人。我在担任东莞台商协会会长期间，几乎每个月都要去火葬场五六次。当时这里火化一个人要盖上20多个章，那些家属们一方面心情哀痛，一方面不懂当地程序，每次都要我来打通关节……”说到这里，叶先生眼圈都红了。
“是不是因为这些使你有了办学的想法？”
叶先生点了点头，他接着说：“另外，台湾来这里的大多是高科技企业，那些台干（台资企业中担任中高层干部的台湾籍员工）素质越高，对子女教育要求越高，所以当时很多台湾老板说，台干不肯过来。台干不过来，他们无法把工厂移过来。所以我觉得必须要有一所学校。”
从1995年起，叶宏灯就开始不断奔波沟通，争取两岸教育的相关领导单位能够体谅台商们的处境，让他们了解办学校的需要和意义。他曾发愿即使只能盖一间草房，也一定要将东莞台商子弟学校办起来。4年后，办学的事情终于被核准。接着，他与工人们紧急赶工，在7个月内将基础校舍建设完工。“我这一辈子几乎就没有笑过，30多年来就一直很严肃，所以很多人说叶宏灯长了一副死人脸、棺材脸，只是在子弟学校建成后，我才开始有笑容。”回忆起开学时的情景，叶宏灯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1999年11月3日，学校在东莞的一个小村庄奠基，在场几乎是清一色的台商男士，当时在场的台商很多都落泪了。2000年9月2日的开学典礼上，他们带来了自己的妻子、孩子。如今走在校园里，可以看到许多老人，因为孩子们的爷爷、奶奶也来了。”
在交谈中，叶先生说得最多的就是感恩：“我感恩于大陆对我的关怀。在大陆，从中央领导到地方百姓，他们都表现出一种非常豁达的胸襟。这些年来，我感觉东莞人的包容性特别好，你跟他们打交道，你会感觉很舒服，他们不会让你感到他们看中的是你口袋里的钱，他们总是问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创办这所学校，在学校当义工，也是一种感恩心态。孩子们的心态很脆弱，如果他们知道我们这代人是以一种感恩之心关怀着他们的，他们的心灵会很健康，也会充满了感恩之心……”
听到这里，笔者也感动不已，是啊，人的心灵都有一块空地。对这块空地，与其让它长出杂草，滋生荆棘，不如趁早种上美好的种子。这所洋滋着感恩之情的学校就像一块小小的绿洲，使1700个台商漂浮的心转向安定，圆了他们的团聚梦。这1700个家庭又何尝不对他怀有深深的感恩之情呢？而叶先生对东莞所起的非凡作用，东莞人又何尝不感恩于他呢？
19世纪晚期，美国有个叫阿尔杰的作家，他一生出版了100多部作品，千篇一律讲述的都是苦孩子由穷而致富的故事。阿尔杰反复宣称，善良的穷孩子只要凭着诚实、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和辛勤工作，就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报偿。
现实生活中充满了“阿尔杰故事”，无论在美国，在欧洲，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东莞。
叶宏灯出生在台湾新竹一个贫穷的客家农民家庭，18岁时还在农村种田，20岁的时候才考上东吴大学经济系。因家境不好，大学期间，叶宏灯在家里开办了一个小型电器加工厂。他在而立之年来到东莞，经过十余年的拼搏，终于演绎了又一个“阿尔杰故事”，成为一名成功人士。
说到成功，也许很多人都会联想到《福布斯》杂志的富翁排行榜。这本杂志自1995年起，开始把眼光射向中国大陆。稍稍留意这些年的中国首富排行榜，你会发现其中闪烁着不少东莞人的身影。实际上，《福布斯》公布的数据远远低估了东莞富豪的人数和身家，因为低调的东莞人并不愿意显得那么有钱，虽然这个排行榜在众人眼里已经成为一个人身份、地位、实力的最好象征，似乎谁上了排行榜，谁就拥有了一切，就拥有了成功。
成功的定义到底应该怎样定位？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创办《福布斯》杂志的老福布斯却告诉我们，成功的定义将改写为服务。
老福布斯说得没错，以实际行动为这句话做出注脚的叶宏灯，也因此在东莞台商圈里成为一名“振臂一呼千人应”的重量级人物。
显然，叶宏灯成功了，因为他的影响力将是巨大的，深远的。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当历史翻篇进人到下一个章节，或下下一个章节时，他的时代影响力仍将延续，绝不像在富翁排行榜上那样转瞬即逝。
显然，我们更需要这样的成功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