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天堂就在出发的地方
在此，我们再来关注一下1978年7月30日逃港的太平农民李玉龙后来的人生命运。因为谈广东的开放，不可能回避“逃港”人的前后命运。
李玉龙1978年逃港未遂后，又逃过两次，最后一次终于如愿以偿，于1980年10月4日成功逃到了香港。但后来在香港的命运并未如他所梦想的那样，工作不好找，断断续续干过一些建筑工的苦力活。倒是长安这边的弟弟先是搞运输，后来开公司做生意，很快发了财，10年前就在长安盖了幢四层小楼。李玉龙在1999年便从香港回来投奔弟弟，给弟弟打工，目前帮着照管弟弟在长安南城边上开设的一家洗浴中心。“在香港日子不好过，我们这些人在那里只能做苦工，挺辛苦的，也攒下一点钱，但这点钱跟我弟弟的比就不能算钱了。老家这边没走的人这些年都发财了。我现在挺后悔的，没想到，我们这边发展得太快了。他们都有分红，我们这些人就没份了……”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你很难说他的命运是一场悲剧还是一场喜剧。其实，人生的命运真是深不可测。当你朝着你期望的这条路走去时，结果走进的却是另一条路。
听着李玉龙这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笔者在想，有一点，李玉龙可能一生也不会意识到，那天在太平公社唯一的窄道上，他和张子弥擦肩而过的那一刻，是充满了怎样的戏剧性——在中国改革开放这道无形的国门中，一个正往门里迈，一个正往门外挤。
其实，这个场景又何止发生在李玉龙和张子弥身上。
门外的人往里走，门里的人往外拥，这种颇有戏剧色彩的情景竟成了东莞这扇门刚刚打开时的真实写照。
在香港人纷纷进来办厂的同时，东莞进人了又一轮的逃港高峰。东莞志的大事记中有这样的记载：“1979年上半年，全县又出现逃港**。4月29日，县革委会颁布《关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偷渡外逃的通告）。··…”
笔者在虎门、长安等镇采访时，总是无法避开“逃港”这个词。这两地因和香港隔江而望成了当时的偷渡重地，公社党委的两大重任是“学大寨，防偷渡”，虎门12公里海岸线竟设有17个防偷渡点。
那天在李玉龙的帮助下，笔者在长安不到半天时间就采访了四五位当年的逃港参与者，在此，笔者顺手摘录两例口述作为论证。
王先生（原长安公社厦边村农民）：我只逃过一次，那是1979年。当时我们村很多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都先后逃走了。看别人都走，我和几个朋友也一起商量这事。我有一个朋友逃过好几次，他知道该怎么办，我们都听他的。我记得我走的那天刚刚过完中秋节，我随身的包袱里还装了好几块月饼，家里人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到码头。我们是在虎门那边的一个码头集合的，到了深夜一两点才出发。上了船之后，大家都坐着，不敢说话，挺紧张的，船上一共有二十来人吧。没想到船开了三四个小时我们就被发现了。现在想想，幸亏当时没走成。后来我跑到虎门做服装，挣了一点钱后又在长安搞了一家电子公司，现在过得挺好，平时没事就打打高尔夫球。我的两个孩子也都大了，我把他们都送到了国外去念书。长安这些年的变化太大了，跟二十多年前完全是一个天一个地。当年跑出去的那些人很多都回来了，给我打工的就有好几个……
李先生（原太平公社居民）：其实我也不是很穷，去之前我有工作，一个月能赚30多块，那时30多块也还可以的了。我有两个叔叔在香港，是1962年逃过去的，他们1979年回来探亲时说让我过去，还说帮我找工作，所以我就一门心思要逃到那边去。开始逃过两次，都是开船没多久就被发现了。最后一次是1980年9月2日，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因为那天正好是我23岁的生日，中午时我母亲还给我做了碗长寿面，看着我吃，她就在一旁哭哭啼啼的。我说你哭什么，没事的，有叔叔在那边还怕什么，我挣上钱就给你寄……那天晚上我们坐的是一个大的机动船，五六十人，一路上还算顺利，船开出去五六个小时的光景我们就到了……
好日子即将开始，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管理最开明的地方，为什么会发生疯狂大逃港？假如说是因为贫穷，但这种贫穷并非一日之寒，为何在1962年第一次大逃港的17年后再次出现一个逃港**呢？那是如何一道让人困惑和优愁的谜呀！
原东莞市文联副主席邓慕尧，在本地是个颇有名望的文化人，他帮笔者解开了这道谜：1978年，中国打开国门后，那些去香港多年没回来的人可以回来了。他们这次回来探亲，一下子把大家的心给搞乱了，尤其是第一次大逃港出去的那批人去香港十多年，很多都挣了钱。他们回来后大包小包的，有的带回了电视机，有的买部货车送给村里。大家看到这些事后，突然发现香港实在是太令人向往了。
水往低处流，人往外域游。疯狂的大逃港就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心理状态下形成了。眼前一幕幕情景就像一本本活生生的教材灌输给他们一种全新的认识——香港即天堂。东莞人性格一向务实，敢于冲锋，此刻他们不再相信理论上的说教，在他们认为，实践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榜样的力量像巨大的波涛强烈地冲撞着人们的内心，使他们从心底深处突然涌起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梦想和渴盼。十多年的平静终于被打破了，这种平静曾深深地沉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伴随他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贫穷的日子。于是，从心底深处涌起的波涛很快便酿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酿出一场比第一次逃港更执著更义无反顾的疯狂大逃港。
这一次，干部们千方百计的围堵、苦口婆心的劝阻说服完全失效。眼前摆着一个个鲜活的教材，谁还会相信干部们空洞的语言？谁还会相信黎桂康声泪俱下的“我们国家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已经好起来了，我们的日子会更好”那种承诺？
没人相信。理论太苍白了！
他们带着改变命运的梦想开始了重寻人生价值的航程，尽管他们没人知道，在到达黄金的彼岸前夕，是否会被暴风、骤雨、旋涡所吞噬。他们无所谓这些，只要能逃走就行。逮住之后遣返回来，再逃，周而复始，只要有一口气，他们就要逃往天空上方红光光的东南角。
那是他们的天堂啊！
大逃港一发而不可收。这次出逃的大多是年轻人，仅长安公社在1979年前后就一下子跑了4600多青壮年，占全镇总劳力的一半，丢荒土地5000多亩。
东南角的红光散发出一种钱的光彩，幻化成一张张数也数不完的人民币，召唤着万万千千的东莞人。人们为了尽快到达黄金彼岸，这次出逃的路线也不同于第一次。第一次大逃港时，人们几乎都采用步行方式，为了躲避公路上的边防军，大多沿山路走（后来已修成如今的莞深公路，东莞的山，山连着山，一直连到香港那头）。走山路时，为防民兵，人们昼伏夜出，至少得两三天时间。而这次出逃大多走的是水路。
因路径不同，故这次的出逃形式也有别于第一次的散兵形态。这次基本上属于有组织、有规模的，人们私下联合起来，提前凑钱买船或租船。用得最多的是那种可坐五六十人的机动船。
与此同时，许多水性好的人开始采用游泳方式，他们事先打听好海里的最佳路径，几个小时便可到达。在他们认为，这种方式自己容易把握，不用左等右等，又要等人又要等水时，更重要的是，游泳比较安全，难被发现。坐机动船目标大，容易出事，当年厦岗村的一条偷渡船被海浪打翻，几十人葬身大海，为此公社书记被降职调离。
事实上，逃港成功率最高的是采用游泳方式。因此也带动了塑胶生意的红火，据说当年塑胶枕头（那种吹气的颈套，游泳圈）在虎门长安等地满大街都是，很快便脱销，人们得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买。买者卖者心照不宜。此事在当时已成为一件公开的秘密。
1979年5月初，一则谣言将大逃港推向疯狂。谣言说，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还在当日“大放河口”，允许群众自由进出香港，于是闻讯后的人们匆匆赶往深圳。仅1979年5月6日这一天，来自东莞、惠阳、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中国，何时才能扭转这种人与钱的流向？不能不说是一种命运的巧合，也许，历史老人于冥冥之中让东莞就在这样一块浸透着苦难和血泪的土地上艰难起步。踏上改革征程……
俱往矣！
如今，逃港早已成为一段历史。中国领导人也早已用力挽狂澜的气势扭转了乾坤。
有一本叫（深圳重大决策与事件民间观察》的书中这样记述过——
因为深圳边防部队对愈演愈烈的逃港事件几乎无力防守，广东省主要领导把这作为恶性政治事件捅到了邓小平的面前。
然而令汇报者愕然的是，邓小平容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似乎对这个“惊天动地”的问题无动于衷。沉默了好一会儿，邓小平才背过身，十分肯定地说了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两句话让广东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说政策有问题，难道不准外逃的政策有变？说部队管不了，那谁又管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