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梦想起于李鹏的一句话
2003年7月19日晚。东莞郑锦滔家。
“丁零零”，电话铃响了，郑锦滔伸手去接电话，心想准又是问那件事。果然，电话那头上来就问：“老市长啊，今天的报纸看了吗？”
“看了。”
郑锦滔面前的茶几上，正摆着当天的《南方日报》，上面的一条标题尤为醒目：《汤姆逊6。68亿受让福地彩管》。
“你们怎么好端端地把彩管厂给卖了呢？”
郑锦滔哈哈笑了起来，反问对方：“那你说，女儿大了，什么时候嫁人最合适？”
对方一头雾水：“那当然是最年轻最漂亮的时候嫁人最合适了。”
“那就对了。我们卖的正是时候！”
放下电话，郑锦滔仍面带笑容。嫁了，终于嫁了，一种难以言表的恋恋之情在他心底生起。他斜靠在沙发的靠垫上，眼光远远落在茶几的报纸上，思绪飘远——
东莞市委、市政府里有句玩笑话，说“东莞是跑部前进的”，指的是东莞大大小小的领导整天往上面跑，跑钱跑项目，所以有人说，东莞这些年的跑步前进很大一部分归功于跑“部”。
东莞首任市长郑锦滔因跑“部”勤快，人称“跑部市长”。
郑锦滔细高个头，黑瘦脸庞，1951年参加工作，当过农协主席、供销社主任、区委委员、大乡（1958年改为公社）书记，又转战沙田、虎门、高L5等基层当书记，1970年被选上东莞县委常委，1982年出任东莞县长。多年的政府工作练就了他过人的嘴皮功夫。郑锦滔将他这套本领充分发扬，尤其用于跟领导磨嘴皮。广东省的几任省委书记、省长以及中央部委的一些部长们都曾领教过此人的磨功，甚至这些领导一见郑锦滔那风风火火的身影就头皮发麻。然而，正是运用“磨功加缠功”这套战无不胜的战术法宝，使郑锦滔将许多不可能实现的事都一一遂愿，为东莞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这也使得晚年的郑锦滔每每回首自己一生时常常是欣慰无比。
最早发现自己磨嘴皮也能办成事是从赵紫阳那里获得自信的。赵紫阳当时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75年时，东莞囊中羞涩，账面上能用的钱只有300万，但当时有三个项目急需用钱：一是东莞氮肥厂需要投资1160万；二是万江大桥于1975年9月动工，建了一半，资金告急，没有300万通不了车；三是运河商场的建设，还需资金27万。为此，郑锦滔只好撒开长腿，隔三差五往广州跑，见到赵紫阳就展开他的嘴皮功夫。赵紫阳被磨得没招，只好妥协：“好了老郑，怕了你了！这么着吧，你一半，我一半。”
郑锦滔不仅会磨领导，他在会场上的发言也极具感染力。1978年，在全国举行的“三学”经验总结表彰大会上，当时大庆、湖南、咸阳和东莞四地的农业搞得轰轰烈烈，被定为全国的农业典型。在这四家农业典型的代表发言中，郑锦滔的发言最为精彩，着实吸引了不少眼球。这位农民模样的东莞人，穿着一身土气的西装，然而他那具有华丽色彩的广东普通话演讲却在会场不断激起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当时东莞的农业确实搞得有声有色，1977年的东莞尽管全县工农业总产值7。4亿，人均收人144元，财政仅3000多万，这么一个不算很穷但却绝对谈不上富裕的农业县，对国家的贡献着实让7000多名与会者深受震撼：每年上缴国家粮食4。3亿斤，出口5800万美元，还卖爆竹、粮食、蔬菜、生猪给香港……当郑锦滔将这些数字以他那抑扬顿挫的腔调华彩般地一一报出后，会场立马炸开了锅，东莞的农业太了不起了！
打那时起，全国各地的县委书记县长们记住了一个叫东莞的地名。然而，让人们始料不及的是，正当这些县长县委书记们兴致勃勃去东莞参观取经回来准备效仿东莞农业模式时，东莞却抛却了引以为傲的农业，扭头搞起了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三来一补”。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给东莞命运带来重大转机的“三来一补”的改革波涛里当年曾翻腾着怎样的汹涌暗流。
东莞改革开放发展的起步之路是极其艰难的，艰难之处更多来自于压力。前面笔者曾已提过，“三来一补”并不好拿，烫手！果不然，这个小小农业县苍白的脸上刚刚有了点血色，各种各样的大帽子就被沉沉压了上来。
外贸部门的人来东莞看后，脸色很不好看，说东莞的“三来一补”是消耗国家资源，冲击了国家的出口，也冲击了国内市场；学术界的专家来东莞看了，看完后更是纷纷撰文抨击，更是断言东莞的“三来一补”是建立在沙滩上的，这种“沙滩经济”没有技术含量，经不了风雨，是没有任何发展前途的……总而言之，东莞走的路子有问题，不应该把人家淘汰下来的东西拿进来。
其实，这种种说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当时长三角、珠三角的城市，大多走的是利用外汇引进设备搞自己产品的发展模式，都搞得红红火火，唯有温州和东莞走的路子不伦不类。温州搞私人经济，东莞做来料加工，都上不得台面。
东莞上不得台面的“三来一补”也使广东省领导备受牵连。广东省老书记王全国有一次去北京开会，遭到各省领导的围攻和批判，心情不畅，从北京一回来就跑到东莞来看，听完东莞领导的汇报和解释后，心里的阴拨才渐渐散去。
维根特斯坦说，产生新概念的劳动是痛苦的。
确实，这种痛苦折磨着每一个东莞人，更折磨着每一个东莞干部的神经。原东莞外经委主任陈松基至今一提这事还委屈不已：“记得我有一次陪省外贸局的一位领导参观我们的工厂，看完后他不屑一顾，说你们的来料加工原来如此，引进的就是这么一堆破机器！我跟他解释说这设备不是我们买的，农民没活干，希望有个就业机会。上海的一个区委书记过来看后，说我们对国家贡献不大。我就跟他们争，我说国家没给我们一分钱，只给政策，我们创了那么多外汇，我们的贡献不大吗？直到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反对来料加工……”
最让东莞领导头疼的是下面公社干部的抵触情绪，扣上“危险论”的帽子。很多老干部纷纷说，跟资本家打交道很危险，容易犯政治错误。一些公社领导采取一种不了了之的对策：既不点头也不摇头。“点头容易犯错误，摇头上面又有22号文。”甚至有位干部在港商主动找上门说要办厂后，指着港商的鼻子很不客气地说：“让我带100多人给你打工，被你剥削？不行！”
“真难呀。”郑锦滔一回忆起当年的这些事就摇头叹息。
东莞当时一穷二白，为了引来港企，只能借助公社或村里原有的会堂、食堂、祠堂作为厂房。利用食堂和祠堂，大家心里勉强还能接受，但利用会堂，很多老干部就坚决不答应。
一次，郑锦滔让谢岗公社书记搞来料加工，公社书记回说没厂房。郑锦滔说那你就用会堂嘛，公社书记很生气，老郑，那可是我们共产党员开会的地方呀！郑锦滔说开会的地方怎么了？公社书记把脸一沉，硬邦邦地甩出几句：“我们的会场是社会主义的，不能给资本主义占领。怎么可以让资本主义在这里兴风作浪呢？那绝对不行！我们要走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洪水猛兽，我们社会主义是不能包容的！”
一位江西井冈山的老党员千里迢迢来东莞看望孙女，开始他并不知晓孙女跑到东莞做什么。看后得知孙女在一个港资企业打工，他失声痛哭：“当年我们在战场上拼死拼活，好不容易赶走了资本家，推翻了压在我们身上的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没想到30多年过去，我的孙女又开始给资本家打工，被资本家剥削。这究竟是怎么了？”
这位老党员的发问几乎代表了很多当年参加过革命的老干部的困惑和不解，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了？很多当年的老党员眼见着香港资本家开车进村时，一个个痛心疾首：“辛辛苦苦流血汗，一朝回到解放前！”“资本主义又复辟了！”……
这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并不亚于当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运动。很多思想不通的老革命纷纷责问县里的领导：你们把土地都卖掉，是不是成心想搞垮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呀？
不但下面的干部思想转不过弯，东莞县委这套班子也有些干部思想抛锚。有位干部气呼呼地举例说：“那些来料加工企业先是找了珠海，可人家珠海就不予理睬，都没让进嘛。而我们，不但让人家进，还要主动去请他们，低声下气求他们进来，我们这么做丢不丢人哪，我们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黑压压的乌云，笼罩在东莞上空。
在来自四面八方的大围剿中，东莞领导也开始感到一丝茫然：东莞难道真的走错路了吗？是否偏离了改革轨道？
茫然中，有人提出学习中山县的发展模式，理由是他们有些项目搞得不错。于是县委一套班子立马动身去中山参观。参观完了，连提出学中山模式的人也傻了眼：中山是中山，东莞是东莞啊，人家中山当时可以靠贷款办企业，可你东莞，既没资金又没人才技术，你拿什么效仿中山？
从中山参观回来，东莞领导班子再次开会研究，统一认识，解放思想，大胆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东莞还是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坚持搞来料加工，先让群众富起来。
此时的东莞，不仅要承受改革初期的阵痛，还得承担思想观念上的启蒙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