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不作为的大作为
作为一个外地人，笔者在采访李近维前，对他的了解和想象非常模糊。笔者在东莞采访期间，强烈感受的都是东莞人的胆识和魄力，敢想敢做，敢闯敢冲，尤其东莞的领导更是思想解放，所做的事情大多是石破天惊的大手笔，然而笔者发现，从1994年起，东莞突然沉寂下来，前几年高歌猛进的发展步伐在此时好像突然放缓。此后的几年，东莞仿佛也是无声无息。笔者也曾向很多东莞人打听1994年到2001年之间东莞究竟有些什么大动作，然而他们对我的提问都说不出个所以然，多数人的回答是，这些年好像净攒钱了，没干什么特别的大事，问深了，至多也就是几句口号性的概念，比如“第二次工业革命”“摸清家底”“加强经济管理”“收支两条线”“全民社保”等。
的确，1994年到2001年的东莞是无声无息的几年，然而此刻，当笔者写到这里时，不由得有些动情。殊不知，这种无声无息，差点掩盖了一个真正的英雄时代！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东莞人不知道，他们记忆中那风平浪静的几年，曾躲开了一个怎样的暗礁呀！
1997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风暴在泰国悄然登陆，这场金融风暴很快席卷整个亚洲，使全亚洲的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这场风暴给中国也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虽然在朱榕基总理经济软着陆的政策下，风暴对中国的影响被减到最轻，但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却仍然是巨大的。中国的广东省首当其冲。1998年，广东省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出口下降，内需不足，投资增长乏力，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容乐观。时任广东省省长卢瑞华事后回忆说：“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香港受冲击非常严重，股市地产大跌，这种影响也波及广东，而对于借债问题的影响可以说最大。大环境好的时候，银行轻松地把钱借给你，大环境坏的时候，银行就不得不逼你还钱，即使如此，金融业的损失也是最惨重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不仅外资进人广东的投资逐年增加，境外银行借给广东的资金也逐年增加。1997年后，银行逼债，要马上还，谁能做得到……”
面对这种形势，党中央、国务院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并给广东调拨了380亿的借款。广东的各个市都纷纷地向省领导伸出了手。
只有一个城市，没有在这个艰难时刻伸手。
领导把疑惑的目光投向东莞。个头不高的李近维坦然回答：“我们东莞不需要！一分钱也不需要！”
这怎么可能？领导一下子惊呆了！东莞这些年发展那么快，发展路数和其他城市大同小异，所有的城市都出现了危机，你东莞怎么就能安然无恙躲过劫难？不可能呀！
李近维接着说：“我们不但不需要借钱，而且东莞的金融部门还欢迎你们来拆借！”
各市的领导惊呆了！
省里的领导惊喜了！
中央的领导笑开了！
不可思议呀！这样的事只有东莞人才能讲得出来，而且他们确实有这实力！
1999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专门组织有关人员，对东莞市金融运行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撰写了系列调查报告，证实东莞是金融安全区！
调查报告中编者按如此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东莞市金融业呈现良好的运行态势：金融业务迅速发展；银行资产质量不断改善，金融机构普遍实现盈利；金融秩序良好，金融‘三乱’问题较少发生，农村信用社没有突出的支付问题……”
广东省委在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关于东莞市金融运行情况调查报
1998年7月，市委书记李近维（右二）视察市文化广场建设情况。
2000年12月25日，东莞农村老人领到第一笔养老金。告》中写道：“是什么因素支撑着东莞市金融处于高速度、高效益、低风险的运行之中，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毫不动摇呢？调查结果表明，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人民银行有力的监督、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等都是促成东莞市金融稳健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华南金融研究课题组在调查报告中也写道：“近几年在亚洲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国内经济金融形势不太乐观的国内外背景下，广东东莞市经济却持续高速增长，金融运行十分平稳，成为经济金融逆境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我们把东莞在经济金融逆境下获得经济高速增长、金融运行稳定的经济状况称之为‘东莞现象’。”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回想起前几年李近维的“不作不为”，人们渐渐领悟过来，原来这种不作不为正是大作大为呀！东莞人在骄傲和自豪之际，更感到了幸运——幸运他们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拥有一个料事如神的当家人，一个精打细算的好管家！
身材矮小的李近维，成功地让东莞躲过一劫。
让东莞人更感幸运的是，东莞因此在外商眼里成了“金融风暴避风港”的代名词。老天爷和陈水扁似乎也想进一步成全东莞似的，那年，老天爷在地理上把台湾搞了地震，陈水扁又在政治上把台湾搞个地震，而此时的东莞凭借着“金融安全区”的独特优势一下子把台湾的大批企业纷纷吸引进来。
台商们这时候的涌进，不仅带动了东莞的经济发展，更使得东莞的产业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为此时进来的外企大多是电子通讯方面的企业。科技含量高啊！东莞的工业开始升级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转型也因此迈开了新的步伐。
李近维新官上任时的几把火直到三年之后才让所有的人看到了熊熊火光。
东莞这只麻雀在这迟来却绚丽无比的烈火中开始了又一轮的涅粱！
有一组数据足可以令所有的东莞人为之骄傲和自豪：从1995年开始，东莞出口总值在全国大中城市中一直名列第三，仅次于深圳和上海；1998年至2001年，东莞提供国家结售汇顺差158。4亿美元，相当于同期国家新增外汇储备的21。9%，其中1998年国家新增外汇储备50。7亿美元，同年东莞提供国家结售汇顺差就达26。78亿美元，相当于国家增加外汇储备的53。4%。全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1994年至2001年的8年间，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均大大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其中生产总值比全省平均高10。7个百分点，从占全省的4。8％提高到占全省的9。3%；外贸出口比全省平均高10。4个百分点，从占全省的8。5％提高到占全省的19。9%；财政收人和居民储蓄均比全省平均高5。4个百分点，财政收人从占全省的2。6％提高到占全省的3。9%，居民储蓄从占全省的5。97％提高到占全省的8。05%。全市农村集体总资产占了全省同级资产的三分之一以上。经济实力越来越雄厚，建设了全市供水系统、莞深高速公路、东莞大道、虎门港、沿海石堤及东江两岸整治等一系列重大工程，迈开了新一轮城市建设的步伐。
笔者在采访李近维时，心中渐生一个疑问，但一直犹豫是否应该直率地向他提问，因为笔者深知那场危机对中国后来的发展造成的影响之深远。
在2005年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还提及了此事：“这次危机实际上使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调整。伴随着这个深刻的调整，经济增长速度在1998年到2002年间相对比较低一点，这5年平均是7。7％的增长，CPI在一些年份是负的……从1998年至2002年这5年期间，尽管每年差不多都有200亿美元上下的贸易顺差，同时我们有400亿美元左右的外商直接投资，但是出口收汇率低，因此储备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缓慢的爬行状态……”
笔者最终还是将此疑问直言向李近维提出：如您前面所讲，您已经预感到经济过热的危机，也敏锐地察觉到这种危机不仅东莞独有，而且在全国普遍存在，那为何不向政府提出，让别的城市也提高警惕有所防范呢？听到此话，李近维深叹了一口气，他告诉笔者说：“我虽然有一些预感，但也不是说就那么高明。我曾把东莞清产核资、减债降息、防范风险的做法请教过老书记林若，他很支持我们这样做，表扬我会自己找工作干。省里开会时我也作过汇报，时任省委书记的谢非同志叫我写了个材料，后来刊登在一个刊物上。但当时全国各地都在追求发展速度，之前也没有遇到过这种危机，加强管理、防范风险等工作不容易被摆到重要位置。再看我们东莞，工业化、城市化用了那么多土地，如果效益不好，一场危机很有可能前功尽弃，以后再想发展就难了，这又怎能对得起父老乡亲，对此，我能不优虑吗？”
明代朱柏庐曾有一个治家格言：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假如人们都能像李近维有这样的意识该有多好！
各镇各企业的成本得以控制，不能不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2000年之前，只要看过东莞市委、市政府办公楼的人，很多人都诧异东莞经济发展那么快，政府办公的地方怎还如此寒掺！几个人挤在一个10多平方米的房间办公，门上的把手还是老掉牙的那种木头做的齿轮……
外界的批评一多，东莞人的脸上就挂不住了，于是不断有人向市委书记进言献策：
“书记啊，这太影响我们东莞的形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