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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津关的自然条件不错,大坝建在那儿,可以将水库蓄水提高到200米,那样发电就更多!”萨凡奇钟情于自己的意见。
“三峡大坝举世瞩目,又那么高,谁也没有建过,更何况在中国这样一个远比美国经济和技术条件差的地方建设,应当对大坝坝址的地质情况进行全面的勘测。”在研究和确定大坝坝址的讨论会上,张光斗提出自己的主张。
“当然,我的张,三峡大坝的地质情况必须经过严格的钻探勘测。我已经想好了,建议中国政府请美国的莫里森克努特荪公司来承担这个重任,他们可是世界有名的钻探公司,质量绝对有保障。”萨凡奇欣赏自己的学生所提出的问题。
张光斗点点头,他敬佩萨凡奇先生不仅是国际级的水利大师,而且是位杰出的工程管理天才。
中国政府将与美国莫里森克努特荪公司的三峡钻探谈判任务交给了张光斗。经过一阵商讨,最后达成协议,由美国公司派来8台钻机,20名技工,助工全由中方负责。
不久,浪涛呼啸的三峡峡谷里,响起了轰鸣的钻机声……
正当萨凡奇和其他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满怀憧憬地战斗在三峡工地时,蒋介石统治集团彻底撕毁国共两党签订的停战协定,全面内战正式爆发,三峡建设者们的美好愿望被蒋介石的战车轧得粉碎。
翁文灏的“实业救国”心愿再次受到打击,他辞去了政府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一职,改由钱昌照出任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仍由钱总负责。在政治上主张自由民主的钱昌照,是三峡工程主上派和积极推动者,但却无法与蒋介石的主张相吻合,所以上任不到一年便也辞职不干了。蒋介石只好又找到翁文灏,力劝他再度出山。但时隔不久,翁文灏发现已经全面启动的“萨凡奇计划”根本没有列入政府的年度计划,而行政院的“政府年度报告”里除了“做好与共产党全面作战”的字眼外,没有别的内容可言,他愤愤地找到蒋介石责问道:“三峡工程到底干还是不干嘛?”
“我的翁大先生,这工程一开始就是美国人想干的事,你知道美国人是些什么东西?说好了要帮助我打垮共产党的,说好了要给多少武器多少装备,可眼下我碰到麻烦了,他们就开始甩手不管我了!你说我还起什么劲跟他们玩什么三峡工程?通知你们的人,别干了!”蒋介石烦躁地手一挥,接着又忙他的战事去了。
翁文灏极度懊丧,从“总统府”出来的那一刻,他的脑子一片空白。
老天爷,如此庞大的工程就这样一甩手不干了?!我如何对得起大家?如何对得起萨凡奇先生?如何对得起参与本工程的千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又如何向国人交代?
翁文灏从此再也没有找过蒋介石,趁战乱时机,独自流亡法国。这位被人民解放军列为“甲级战犯”的科学家,在新中国成立半年后,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宽大和关怀,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开始了他新的人生。只是他再也没有回到心爱的地质工作岗位上,更没有参与过三峡工程方面的事。他于1971年1月27日病故于北京,享年81岁。
国民党政府时期的三峡工程建设,就这样在轰轰烈烈中开始,在悲悲切切中收场。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三峡工程不是孤立的水利工程,实在是国家的政治工程。中华儿女的百年苦思,百年追求,哪一天才能梦想成真?!
蒋介石的一声“别干了”并不等于三峡工程就此了结,下马后三峡工程的遗留问题很让人头疼。首先是合作方的美国人恼火,负责三峡坝址钻探任务的美国莫里森克努特荪公司坚持要求中方赔偿。政府本来就没有什么钱,赔啥?时任资源委员会主任的孙越崎找到张光斗,说你是他们的老朋友,又是萨凡奇的学生,这事由你全权代表解决,不过说好了,除了同意给他们回家的路费,其他的钱我一个子儿都没有!
这叫什么事嘛!张光斗叫起来了:“你让我给人家擦屁股,可连张手纸都不给!让我怎么办?”
“你看着办吧。”孙越崎拍拍张光斗的肩膀,把门一关,走了。
无奈,张光斗只好空着双手跟美国公司谈判。对方不干,张光斗说,要不你们把我押到美国当你们的义工去吧。
“张,我们可不敢,你是萨凡奇的学生,中国著名的水利专家,押你到我们美国当义工,肯定会招来麻烦,最后我们还不得不付你高薪,这事我们不干。”
“那我就只能向你们说一声‘对不起’了。”张光斗双手抱拳,做了一个中国式的道歉姿势。
美国人也有上当的时候,不过是上了他们“最好最好的朋友”蒋介石的当。
此时的蒋介石早已顾不得什么面子了,他已经跟美国人撕破了脸面,正忙着逃往台湾。一日,张光斗接到通知,说政府资源委员会已搬到台湾,要求他所在的水电总处做好准备一起撤到台湾,在人员撤离之前先把水电档案特别是三峡工程方面的资料全部装箱运到台湾。
这可怎么办?张光斗万分焦急,不知所措。身为总处的总工程师,所有的资料全部在他手中,如果交出去运到台湾,那绝不是他想做的,因为张光斗此时已经做好留在大陆的打算,他知道到台湾去就不会有他从事水利专业的用武之地,而蒋介石要把大陆的国家水利资料运到台湾无非是给当家做主的人民的水利事业制造麻烦。可张光斗也知道如果他拒不执行命令,后果相当严重。就在这时,他的朋友、我党的一位地下工作者给他出了个点子:“你不会给老蒋运点假资料去!”
对啊,张光斗茅塞顿开。
不几日,在我地下党同志的帮助下,满满当当的40箱资料全部装好,20箱假资料被堂而皇之地运到去台湾的码头,张光斗在移交手续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20箱真资料则悄悄地在夜间被隐藏了起来,张光斗也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些真资料,为新中国建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光斗、孙越崎,还有“中央地质调查研究所”的黄汲清(大庆油田的主要发现者)、李春昱(著名地质学家)等人,为完整地保护好水利和地质资料及一批优秀的技术人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揭开了三峡工程建设的崭新一页。
中国人的“三峡之梦”开始了新一轮的苦苦寻觅、苦苦探求。
毛泽东第一个做了“梦”的主角。
……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毛泽东的这首《水调歌头·游泳》为国人描绘了“高峡出平湖”的壮丽画卷。这是位诗人气质的大政治家,农民家庭出身,所以对水利建设有着特殊的感情,并且深谙水对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的重要性。因此,当毛泽东的目光开始投向三峡的那一刻起,百年“三峡梦”必然会发生全新的变化。
“三峡梦”,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梦!
毛泽东对长江、对三峡的关注,从他第一次踏上天安门城楼的那一刻便已经开始了。1953年,他第一次乘“长江”舰出巡长江中下游,就带上了人称“长江王”的林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