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了再随随便便的“自由”了，于是毛泽东便利用各种可能的条件，与一般群众接触。在专列上，本来他吃的饭都是我们替他从餐厅提来的，可他坚持要到餐厅去吃。而在中南海时，毛泽东从来没有说到食堂吃一类的话，或像模像样地坐到餐桌上吃饭的那种讲究。我心里知道，他是想借吃饭机会，争取点“自由”，以便能同专列上的司机、乘务员聊聊天。因为专列相对安全，所以他的这点“自由”获得准许。对此，毛泽东很高兴。于是，毛泽东在专列上又开始了他的“交朋友”和了解民情的工作。
在专列上工作过的普通司机、服务员，后来都成了毛泽东的“老熟人”，他跟这些普普通通的同志混得可熟呢！大伙都愿意把心里话掏给他听，而毛泽东又从他们那里不仅了解到了这些人的情况，而且了解到了他们以外的世界。
许多人开始时都把毛泽东看得极为神秘，几次接触后便觉得他同普通人一样，和蔼可亲，并且十分幽默有趣。
有个专列上的女医务卫生员，叫小姚，当时年龄比我还小，与我们卫士班的几名同志差不多年龄，跟毛泽东和我们卫士们很熟。她在毛泽东面前也非常随便。
有一次专列路过天津之前，毛泽东见小姚，便问：“天津有什么特产？你是天津人，应该知道。”
小姚说：“有大麻花。”
毛泽东便说：“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更有名。狗不理……怎么叫狗不理呢？”
小姚很有趣地说：“听人说，发明这种包子的老板是个很精的人，因为他看到当时店铺做包子的很多，到他店铺上买的人却不多，于是他就给自己的包子起了个‘狗不理’，谁要是不买他的包子，不自己承认是狗么！”
毛泽东听完哈哈大笑起来，高着嗓门对我们一群卫士们说：“我们可不要挨骂。喂喂，今天小姚请客，请我们吃狗不理包子，好不好？！”
卫士们一听可就全哄起来了：“好好，小姚请客，小姚请客喽！”
小姚被逗得脸通红。毛泽东打趣地问：“哎，愿不愿意请啊？我的卫士可都是些饿狼呀！”
小姚笑了：“请就请。”
“我们的人可不少啊。”毛泽东用手一画，意思是全体人哪！接着，他笑着说：“谁让你是天津人呢。哎，你的工资是多少啊？”
小姚说：“工资不多，可请一次客还是够的。”说完，小姚红着脸，开始掏起腰包来了。
毛泽东一见便拦住了。“钱么，还是我来掏，这叫吃大户。”毛泽东说完，转头吩咐负责生活的张管理员：“这件事情你办一下。”
来到天津，果然有人送来一笼狗不理包子。毛泽东问张管理员：“交钱了没有？”
张管理员说交了，并把发票给毛泽东过目。
毛泽东这才招呼大家：“好，大家统统到餐车，今天是小姚请客吃狗不理包子。”接着顿了顿，又诙谐地点点头：“我掏钱！”
我手下的那些“饿狼”和专列上的部分同志哄然大笑，接着便在餐厅展开了一次“不吃就会挨骂的‘战斗’”。
掏钱的“大户”毛泽东看着我们嘻嘻哈哈、吵吵嚷嚷地抢着吃包子，心头和脸上一样高兴得乐开了花。
专列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奔驰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我经常碰到一些同志有时议论起毛泽东的外出巡视行踪。总觉得很神秘，也很神速，今天说在南京，明天也许就到了杭州，这时如有人会猜到他明天可能要到上海，可毛泽东偏偏又回到了北京。
毛泽东的行踪是绝密的，专列更如一座密不见缝的秘密城堡。毛泽东外巡时，有时到目的地后白天同有关人士谈话，而一到晚上就回到专列上。为了他的安全，他的许多活动安排被限制在专列上。毛泽东在上面找人谈话、开会、写文章、批文件，几天几夜吃睡在专列上。有人称毛泽东的专列是“走动的中南海”，确实是这样。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的许多重大决策就是在专列上作出的。在准备与自称是他的“亲密战友”的林彪动手时，毛泽东不是也在专列上与有关省市党政军领导“吹风”的吗？
尽管专列可以开到毛泽东想去的任何地方，但它却无法满足毛泽东想在毫无外界干涉的情况下，亲自到群众中了解民情的愿望。
毛泽东不止一次地为此烦躁、愤怒。一次专列行驶在山东境内。我走进他的卧室给他换茶和整理床铺，只见毛泽东久久地站在车窗口，望着即闪而过的田野、村寨和山川出神。突然，他转身对我说：“银桥，通知专列停车！”
我感到很突兀，因为他事先说这一天是要返往北京的。于是，便问他：“主席，有重要事？”
“我想下去到老乡家里吃一碗红烧肉。”
“什么，吃红烧肉？”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吃碗红烧肉干吗一定要停车？一定要到老乡家里？我便不明就里地轻声问道：“主席，红烧肉专列上也有，您……”
毛泽东转过身，显得有些不耐烦地朝我一挥手：“这个我知道。去吧，通知停车。”
无奈，是毛泽东的命令，我赶忙通知随行其他领导和列车长，同时又赶忙用专线电话通知所在地方，告诉他们毛泽东主席要到他们那儿去，要吃碗红烧肉。
“什么，要吃红烧肉？”对方觉得毛泽东应该是到他那儿作指示，巡视的，怎么只说吃红烧肉，于是很惊异地反问。
“对，就照这个意思办！”我干脆答道。
于是，当毛泽东下到专列附近的一个村庄时，一家早已把院子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炕头铺上也换了样的农舍主人，在省、县、村干部的带领下，出来请毛泽东到他家做客，然后又忙端出香喷喷的两碗红烧肉请毛泽东吃。
毛泽东对主人的款待很自然很客气地说了两声谢谢，但他没有马上端起那桌上的红烧肉，而是把老乡拉到身边，亲切地问：“你家也能吃得上红烧肉？”
还用问，老乡早已把准备好的话端了出来：“能吃到，一个月全家能吃上几回红烧肉。”
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毫无半点破绽。虽然毛泽东起初的目光里带有几分怀疑，但尽管他明察秋毫，却始终找不到能让他怀疑的证据。
红烧肉吃到了，但我却不见毛泽东以往那吃完红烧肉后的兴奋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