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非同小可的矛盾，终于由毛泽东给轻轻松松化解了。从医院回到毛泽东身边，我如实将见到江青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毛泽东很高兴，又随手把我的那份“检查”递给我：“拿去吧，自己保存起来。”
我真的把这份“检查”保存了起来。因为看到它，就会使我想到毛泽东爱护我们卫士的一片深情厚谊，然而，没想到日后因我保存的这份检查，在“**”中被造反派抄家时拿走了，成了我一贯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的“铁证”了。为此使我蒙受了严酷的政治迫害，这是后话，且不多说。
关于江青，毛泽东生前对她有过很多评论，而且不知多少次严厉批评过她。六十年代初期之前，江青对毛泽东的批评教育总的来说还是惧怕的。毛泽东晚年后，由于身体健康等原因，加上江青自认为登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所以，对毛泽东的批评教育采取了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阳奉阴违。“**”开始，江青由“文化旗手”到“四人帮”的头目，身份也不单纯是“毛泽东夫人”了，政治局委员的头衔使得她到处可以出头露面。这期间，毛泽东对她的批评，也显公开化，除了写私人信件外，多数把这种批评形式公之于领导干部之间。譬如公开在领导人的会议上，批示给政治局委员们传阅等。六十年代初期之前，因为江青基本没有什么官职，毛泽东与她之间的不合大多仅限于夫妻之间。正因为这是夫妻两人之间的各方面的不合情趣，使得毛泽东日常生活、精神生活都很痛苦与烦躁，毛泽东是感情豪放的人，但作为一名党和国家的领袖，他又不得不把夫妻之间的不协调深深地埋在心底。
我是毛泽东的贴身卫士、卫士长，老人家对我视为能交流内心感情的人。所以，许多不能在外人面前说的事，他却常常在床榻前、躺椅上、散步聊天中对我谈。
毛泽东和我聊得很多很广，大到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小到他与我的家庭生活个人感情。其中有他从内心发自对江青的不满和为江青担忧的话占了不少。
他发过这样的哀叹：“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早把她赶走了！”
他有过这样的后悔：“早知道她这个人是这个样，当初就不会跟她结婚。”
他做过这样的断定：“江青是个是非窝子。刀子嘴会伤人。我死后，人家得把她整死。”
这些都是五十年代讲的话，那时江青还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但毛泽东对她却早有评判。
从毛泽东说的话和他在江青面前处理的事看，我有这样一个总体印象：毛泽东对江青有许多看法，甚至有时是愤愤的看法，但他没有办法——当然凭他能扭转乾坤的伟力，什么事都并不构成对他的妨碍，但惟独对江青，他不能那样做。因为那是他妻子——尽管是一个无法同杨开慧那样贤惠、相爱的妻子相提并论。
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实际上已同江青很少在一起生活了。他烦她。江青在他身边带来的不是快乐和轻松，而是喋喋不休的政治唠叨和争吵。毛泽东一生为政，但对江青那样“关心”政治却感到反感。他不愿意妻子介入他的政治世界。直到1956年，经周恩来一再提议，政治局常委们开会一致同意后，江青才有了她政治生涯中第一个正式的重要职务：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其余四个是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和田家英。
那天常委会还是晚上开的，直到天亮时才形成决议。会议期间我一直站在毛泽东身后，开始他是一直反对江青做秘书的提议，后来其他常委一再解释、劝导，天也快亮了，看得出毛泽东也感到有些疲倦了，这时才表示少数服从多数。东方发白了，他的生物钟提醒他：该睡觉去了。
江青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迈入了一个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
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改变对江青的印象，历史和现实不允许他改变他跟江青的夫妻关系，可是他依然采取“远远离开”的做法。因为江青夹在中间难办的情况，不仅对我们卫士是这样，对毛泽东来说也是这样，这举一例——
自延安开始，为了让毛泽东能休息和散散心，我们身边的工作人员总算把毛泽东的“舞兴”培养了起来。于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南海有了著名的“周末舞会”。那时，只要没有什么重要会议和活动，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除彭德怀外，都会到舞场上翩翩起舞，毛泽东也经常参加。在舞场上，他们这些革命老同志，一反平常的严肃，个个十分活跃，他们特别愿意在这种场合与小青年们热闹，越热闹越高兴。在舞场上，气氛特别好，没有上下级关系，没有男女老少之分，都很随便。
王光美等领导同志的夫人们也是舞场上的积极分子，她们的到来，更使舞场充满热烈优雅的情调。惟有一位来了，就会“大煞风景”。她就是江青。
每当舞会上突然出现毛泽东时，舞场上会呈现一片难有的活跃、轻松、奔放气氛。那时年轻女同志都希望能同毛泽东跳上一阵。可是当人们发现毛泽东身后跟着一个江青时，欢快的舞会一下变得莫名其妙的拘谨。舞伴们不论男女都有些紧张。平常的逗笑声、取乐声会一扫而光。大家心里很明白是怎么回事，毛泽东当然也明白，可碰到这种情况，他明显有些不自在。尽管他会用他那特有的幽默来调动气氛，但是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为此，毛泽东背后里总对我们卫士发牢骚：“江青这个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扫兴。”
这种情况是不该出现的。因为舞会本来就该让大家轻松愉快，特别是毛泽东能到舞场对大家、对毛泽东本人更是希望有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如果适得其反就不好了。
怎么办呢？看来谁都不会也很难提出什么办法。那些赫赫有名的领导人是不便提出什么想法的，那些来参加舞会的一般同志更是不可能提什么。毛泽东本人则更难处理他带来的夫人江青了。冷落江青是不行的，老让她跟毛泽东也是不行的，因为毛泽东很喜欢与年轻人一起热闹。那么有哪位男士包括毛泽东之外的领导人、普通人敢主动去邀请江青呢？显然极少和难得了。咋办？几次舞会后，我一直在家琢磨这件事，最后结论是：看来要靠我们卫士了。因为我们卫士一则全是男士，二则都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三则都是毛泽东、江青辈分下的“毛孩子”，四则平时也负有照顾江青的职责。果然这个办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当然不能让江青感到我们是有意这样具有“任务”感地去做的。
从那时起，我偷偷向卫士们吩咐了这样的任务，在毛泽东和江青都去参加舞会时，我们要积极热情地邀请江青跳舞，既不能冷落她，又不能让她太多纠缠毛泽东。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和江青一起参加舞会时，第一曲舞毛泽东会主动和江青跳，那时我们应该怎样掌握这个“度”呢？能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毛泽东与我们配合得极好，只要他不想再和江青跳时，他会暗中给我们卫士使个眼色。卫士们看到毛泽东的眼色，就会马上“行动”，这样既“解放”了毛泽东，又使虚荣心十足的江青感到自己永远是舞场上不可忽视的主角。
然而，江青，毕竟是个难对付的角色。她会在舞场上突然出现怪论、怪调，以致整个舞场又会陷入一种极不协调的气氛。记得1957年我们在杭州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那天，浙江省委为毛泽东在大华饭店举行舞会，因为江青也在，所以晚上毛泽东和江青及我们几个卫士便一起到了舞场。
舞场上，除了浙江省委、省政府的一些领导同志外，大多数是杭州市的几个文艺单位的姑娘和小伙子们。毛泽东一到舞场就显得非常高兴，连声说：“跳么，好好热闹热闹。”
活泼的姑娘们正要拥向毛泽东的一瞬间，她们看到了一身庄严、华贵的江青，戛然止步。原是叽叽喳喳的一片欢笑声，顿时姑娘们胆怯地退到两边，变成了有节奏的、而实际上是死板得很沉闷的鼓掌声。
人家都感到很干巴，毛泽东更是这样感觉。到舞场里来，他是想作为一名普通人进来的，可是现在却又不得不继续当他的领袖、主席。
惟独江青觉得正常。乐曲一起，她面带庄严、从容优雅地将手搭在毛泽东的肩上，进入了舞池。她的舞姿确实很不错，但明显地缺少热情。看得出，毛泽东跟她跳得有些别扭。
一曲完毕，在第二乐曲再起时，我见毛泽东朝我们卫士这边“发讯号”了，于是，便轻轻捅了一下田云玉。小田是个活泼机灵且长得蛮帅的小伙子，深得毛泽东、江青喜欢。小田走到江青面前很热情、礼貌地邀请江青。江青朝毛泽东娇嗔地看了一眼：又是你的卫士挡驾了，这意思很明白，毛泽东善意地微笑了一下。于是，江青和小田成了一对舞伴，于是毛泽东又被“解放”了，到了群众中。
我坐在一旁觉得有一种完成任务后的轻松感。
突然，优美、奔放的舞场上响起一阵尖叫。“停停停，太刺耳了！太刺耳了！”
谁在这么咋呼？我一惊，全场上的所有跳舞者也都一惊。我目光第一个任务是寻觅毛泽东。看到了，毛泽东朝发出声音的那个地方瞅了一眼，马上皱起了眉头。我马上明白了，准是江青干的。果然，只见远离乐队的江青双手捂着耳朵，很恼怒地朝着乐队在唠叨着：“你们声音不会小一点点，这么刺耳！”
乐队指挥十分惊慌地重新换了个曲子。不知是紧张的原因还是什么其他原因，竟换了个更奔放刺耳的曲子。
“哎哟，吵死了！你们成心哪！”江青捂着耳朵直冲乐队走过去，“换换！马上换！”
当乐曲重新奏起时，舞场上完全是一片小心翼翼的、压抑的气氛。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省委负责同志的一再鼓动大家要“活泼”“热闹”起来，可始终不得如愿。
回住处的路上，毛泽东没有同江青坐在一辆车上。他老人家一声不吭，我知道他是在生江青的气。直到临睡觉时，他才冲我说了一句：“下次跳舞，要么江青不去，要么我不去！”
我什么话都没说。心里想着，这事我们没有办法，您老人家同样没有办法。多少事，只要江青夹在中间就搞不好，难道您老人家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