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专列上，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一根一根地抽着烟。
我知道此刻他的胸膛里心潮起伏，汹涌澎湃。毛泽东分明硬是在克制自己的情绪。
我深深地了解他。他是一个对事物极为敏感的人。对老乡家的红烧肉，对老乡回答他的话，他心中与我们一样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是他不愿当着群众的面让当地的干部下不了台。再者，他明白群众对党对他毛泽东所怀有的无限深情。正是这种深情使人民群众在自己的领袖面前不愿把自己本有的困苦和不满情绪流露出来。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毛泽东的心思呢？他是多么想了解真实的民情、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中国啊！当年，他用几万人的兵力打败国民党的几十万军队，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蒋家王朝，靠的是什么决策，那就是知己知彼，从骨子里了解敌人的一切情况。现在要建设新中国，迅速让全国人民吃饱饭，穿暖衣服，中国又是人多底子薄的大国家，他多么希望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思想，来尽快地帮助他那亿万万中国人民从贫困中走出，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他要决策，决策的时间刻不容缓，可他不了解，或者说是半了解半不了解民情，而这样又怎么能作好正确的决策呢？
毛泽东焦虑，着急，并且终于发怒了。
“银桥，告诉他们，我要出去走走！”这一年在北戴河的一天，毛泽东起床后，便把我叫去这样说道。
坏了，他又想到了他的农民朋友了！我当时心中马上暗暗着急起来了。他的“出去走走”代表的含意我们全清楚。再说，这段时间里他有过几次说要“出去走走”，可均被各种理由给拦了回来。我明显看出他老人家心里有火，只是没有发作而已。
现在，他又提出要“出去走走”，这分明是挑战性的。我不敢吭声，因为不知道说“是”还是“不是”。于是只好退出屋，立即向罗瑞卿、汪东兴等领导汇报。
看得出，这又是让罗瑞卿伤脑筋的事。放吧，出了事他担当不起，不放吧，惹火了毛泽东，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最后经研究，还是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再给他一次机会——这也是怕他老人家气坏了身子。
“出去可以，但必须戴上墨镜，戴上口罩。”在这时，罗瑞卿的权力至高无上，毛泽东得听他的。
“好么，你罗部长让怎么做我怎么做就是喽！”得到“获释”的毛泽东此刻自然很顺气。于是，我便给他乔装打扮了一番：戴上墨镜，戴上口罩，头上还装模作样地套上一顶帽子。
“这不就像电影里的那个特务了吗？”毛泽东对着镜子，打趣道，“不过，我这个‘特务’样子七八岁的娃娃也会举起红缨枪朝我喊‘缴枪不杀’的呀。”
“哈哈哈……”我们全都笑了。确实，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们给毛泽东的那种乔装打扮实在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
身材魁梧、乔装打扮后的毛泽东，在我们这些卫士、医生、秘书、公安部长……一大群人的簇拥下，走到田间，来到社员跟前想聊聊天，这实在是有点天方夜谭。社员们本来专心致志地正在农作，见了这么一位前后簇拥一大群人的“不速之客”，一个个眼睛瞪得老大，好奇、滑稽，使得他们全部放下了手中的活，眼睁睁地打量着眼前的这群神秘人物，特别是把脸和头蒙得严严实实的毛泽东。
“老乡们好啊。”毛泽东说话了，并且向社员伸出了手。可是社员们胆怯地一个个往后缩，而且把手藏到了身后。
毛泽东火了，愤怒地用双手将口罩、墨镜、帽子稀里哗啦地摘下扔到了一边。“我说不要么，不要么！”
“啊！是毛主席！”
“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这一下可不得了了，社员们像条件反射一样地蹦了起来。那宽阔的田野里到处是正在农作的农民兄弟，一听毛泽东主席就在他们的田头，纷纷丢下手中的锄头和耕牛，立刻蜂拥而来，不一会儿就聚集了几百人。
为了安全，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便不容分说，挟起毛泽东，迅速走出了“包围圈”。
“你们让我留下，让我留下么！”毛泽东气呼呼地嚷着，可没有人听他的，我们的任务是让他越快离开现场越好。
又一次什么目的都没有达到，反倒招来了一肚子的气。就这样，毛泽东一次一次地想突破“封锁线”，可最后总是一次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日久天长，毛泽东变得无可奈何。
“银桥，你是最了解我的，老不让我接触群众，是不行的么！”有时，他只能在我面前发几句牢骚，希望得到我这个卫士长的一点同情。每逢这时，我便站在一旁一声不吭地听他诉说，也不去打断他的话。我只有一个想法：让他出出心头气，这样也许会好受些，虽然我内心极为理解和同情他，可我行动上必须站在中央的纪律一边，因为我是卫士长，我的第一位最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护好毛泽东。
“主席，请坐下，我给你梳梳头。”这是我惟一能做的事情。梳头能平静一个人的情绪。
多么可怜的毛泽东啊，我梳着梳着，不止一次地滴下了眼泪。
“银桥，你怎么啦？”
“主席，我要是能替您分担点事该有多好啊！”一次，我说着竟“哇”地哭出了声。
毛泽东一把将我搂到他的怀抱，不停地拍着我的后背，两眼溢满泪花，什么话都没说……
说实话，毛泽东革命一生，有过许多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友，也有过江青这样的妻子，但真正了解毛泽东内心世界的人极少。平常，毛泽东与他那些并肩战斗的领导同志是从不谈他个人的内心痛苦与忧郁的。本来江青是可以作为妻子去分担一份丈夫有时不便对外人掏出来的忧郁和痛苦的，可江青从来没有，反倒经常给毛泽东找来麻烦，所以，毛泽东也基本不在江青面前亮出他的内心世界。我是他的卫士长，又朝夕相处在一起，加上他老人家总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般，所以平时有什么心里话爱跟我唠叨。虽然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无法替一个伟人去解脱什么，但却愿静静地聆听他老人家发泄心中的各种情绪。
在我跟随他的十几年间，这种情况很多。毛泽东跟我谈他心情的时候，很随便，什么时候都有，或在我为他按摩时，或在他散步时，也有他老人家专门把我叫起“聊一聊”的时候。久而久之，我们一老一少达成了这样的默契。
“银桥，我和我家里的事瞒天瞒地瞒不了你……我活着的时候你不要写我，我死了以后可以写，要如实写。”我在《走上神坛的毛泽东》和《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两本书中，曾经这样记述过这样的话。这是毛泽东的原话，一点不假。我的理解是，在毛泽东自己看来，有许多别人或外界并不了解的事情，我李银桥了解他。因此，他希望我向他的人民，向这个世界真实地全面地介绍毛泽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像许多人或把他当作神一样去宣传，或把他当作“魔鬼”一般去咒骂。
毛泽东在活着的时候，有些事他自己也是难以辩解的，包括他在农业合作社、反右、“大跃进”、发动“**”中所犯的错误。他是党和国家主席，对一些重大决策问题无疑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许多事除了领导责任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恰恰是造成我们党、国家、人民遭灾的根由，而对这些，作为胸怀博大的毛泽东他又能说什么呢？不了解事实真相和内情的人又总是把造成这种错误或悲剧的责任归结为我们的最高领袖，我非常赞同邓小平同志在评论毛泽东犯的错误时曾说过：毛泽东的一些错误，也有包括我们在内的其他领导人的责任，因为有些政策、决议，政治局是集体举手通过的，出了问题，能说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吗？事实就是这样，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之一，我可以列出几件这样的事件，此处暂且不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在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于是中央对他老人家规定的行动纪律也便越来越秘密和严格。这是毛泽东一生许多痛苦事中的其中一件令人烦恼的痛苦事情。
为了尽可能地帮助他减少一点痛苦，作为卫士长的我，总是希望在不违反中央纪律的前提下，能创造一点“自由”给毛泽东。
只要心思到，机会总会有。
1954年，苏加诺总统来华访问，结束回国时，毛泽东亲自到机场送行。但飞机起飞后，毛泽东忽然对我说：“银桥，咱们找个饭馆吃饭吧！”俗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当然我不能这样做，在请示有关部门并征得同意后，我便向毛泽东提议：“咱们吃羊肉泡馍吧，我在那个饭馆吃过，很有味道。”
毛泽东听后即说：“行，听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