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的，你挤我拥的群众突然像明白了什么似的，竟然自觉地从针插不进的人海之中闪出一条“路”来。
毛泽东就这样从从容容，毫没受什么挤压地离开了黄鹤楼，走到江边，上到船上！
我哭了，卫士和警卫战士都哭了。想不到群众是这样的自觉行动！我真想跪下双膝向他们磕几个头。
毛泽东一登上船，便摘去了脸上的口罩，回身向群众招手致意。
很长时间，岸头的群众如大海一般起伏，掌声、欢呼声直冲九天云霄。我看到许多人又喊又叫又跳，那种狂喜之态简直无法形容。
我们的船开了，岸头的人潮就随着我们的船一起流动，站在江中观看这壮丽的场面，没有不被感动的。
毛泽东终于安全到达了住处，可负责保卫的罗瑞卿部长、杨奇清同志坐不住了，深感不安地来向毛泽东作检查，说自己失职，没有把保卫工作做好。事后还郑重其事地向中央政治局作检查。
毛泽东呢？他对此毫不介意，在罗、杨检查时还仿佛迷恋在黄鹤楼时的情景中，乐呵个不停，丝毫没有责怪他的“大警卫员”，只是幽默地说了一句话，“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呀！”
这颐和园和黄鹤楼的一惊一乍不要紧，毛泽东却从此再也没有自己的“自由”了。为了确保毛泽东的绝对安全，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了加强对他安全保卫的几条新措施。
开会回来，毛泽东对我说：“罗长子又在我的脚上绑了一根绳子。这样不好么，让我跟群众隔开不好么。”看得出，他是不高兴这种做法的，可又无可奈何，因为黄鹤楼一事对他的印象也是很深的。
我听后倒是很高兴。能让毛泽东安全，这是我这个卫士长最最重要的一件事。
可后来我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些。毛泽东是个很好动的人，而且他的思维异常活跃，除了他工作开会之外，他随时随地想到的是到下面去，到群众中了解情况。虽然在他身边有好几个秘书，上百个警卫人员，中央每天有专人给他送来来自各地、各部门传送的文件、材料，和一些群众来信，可用毛泽东的话说，这些都是“第二手材料”。他是个十分重视第一手材料的领袖，他教导别人“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应该亲口尝一尝”，自己首先是这样做的人。他是人民的领袖，他时时刻刻关心着人民大众的生活和疾苦，他是党主席，国家主席，基层的党员情况，工厂、农村的工作到底啥样，他都想知道。中央办公厅的同志知道他这个脾气，便不断地给他送来材料，可这些材料送得越多，毛泽东便越想亲自到下面去看一看，听一听，然而，他没有自由，他不能随便走，就是出中南海，也必须经中央批准。他渐渐开始不满，甚至有些气愤。
“他们是想让我当关在皇宫里的皇帝爷么，我不干，我不要他们把我的手脚捆住，不到下面亲自走一走，听一听，我怎么能知道下面到底是个啥样？”
“材料，光靠材料能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吗？”
“如今会送材料的人多着呢！他们给你送的材料，专报好的，坏的是不报的！”
毛泽东经常当着我们的面，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可在这一点上，中央并不怎么让步。而且理由十分充足：毛泽东主席的安全，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是全党以及整个国家的大事。
作为卫士长，我非常理解中央的精神，但同时我又非常同情毛泽东。
跟他时间久了，对他想说想做的事基本上能摸个八九不离十。我了解毛泽东，他来自韶山冲的农民家庭，所以他时刻把群众的冷暖疾苦放在心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的精力全部倾注在民族解放事业上，对打仗、对同蒋介石斗争，他是那样地运筹帷幄，那样地稳操胜券。可搞社会主义，搞工农业生产，我看得出这不仅对中国共产党是个全新课题，对毛泽东而言同样也是个全新的课题。毛泽东是人民领袖，因此，越是处于这样的地位，他越想了解自己制定的方针政策到底有多少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有多少还没有考虑到或是偏离的，人民群众对他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有多少是满意的，又有多少是不满意的，他统统想知道。
“我是人民选的主席，办好人民的事，我心里才踏实。”毛泽东不止一次对我这样申述他的心头话。
从黄鹤楼出现的意外后，毛泽东想“动一动”就不是那么随心所欲了。下去是可以的，但必须是先要报中央批准——当然一般都是能批准的。但这种情况就不那么自然和客观了。
先说对毛泽东的保护吧，每次出去，就必须先由公安部门通知沿途各单位进行严格的一丝不漏的检查，然后便是精心的布置，譬如估计毛泽东要同什么人谈话，或者聊几句，于是就百里挑一地事先“培养”好几个。如果时间允许，有关部门还要求“彩排”，以保证绝无差错。有关部门知道毛泽东随意性很大，于是就得事先安排好几种方案，以应付需要。
于是，毛泽东的每一次到基层的巡视、考察、参观、座谈……便成为有关部门们“导演”的一出出戏了。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使毛泽东下基层了解第一手情况的本意就在这样的精心安排下，很大程度上都变了样，走了调。
现在我想，人们议论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难道与这些情况和做法没有一点相关的因素吗？
在警卫方面自然更是要求万无一失了。前面警车开道，后面重兵保驾，四周还有便衣警戒，卫士和警卫前呼后拥……那时还不像现在有那么多先进的警备器械，漂亮的防暴防弹轿车，所以只好多派出些人了。于是，毛泽东每到一处，要真正见的群众、干部倒没有几个人，而警卫、安全人员却是一卡车一卡车的。
这种情况，毛泽东不是察觉不到，而是没有办法。久而久之，他慢慢也习惯了，这毕竟比在中南海要好多了。
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可悲之处，大人物也有大人物的可悲之处。毛泽东的一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我看来，他不能像普通人那样活得自由自在，便是他的一大可悲之处。
虽说我是他的卫士长，在权力上无法与毛泽东相论比，但平时，我有比他多得多的自由权利。我随毛泽东进中南海后，家就安在与毛泽东的住处丰泽园仅前后院之隔。平时，毛泽东是不能出这丰泽园的后墙的，而我却不一样。走进红墙我是毛泽东的卫士长，站得有站相，坐得有坐相，可出了丰泽园、回到自己的家，我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了。爱到大街上遛个弯，爱到小摊喝碗棒子粥，啥都可以，而这一切，毛泽东是无法与我相比的。他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会得到。
有一个星期一，我到毛泽东房间。他见我后，便放下手中的文件，很随便地问我星期天都回家干些什么？我说带着小韩——我的爱人一起去看地坛庙会。
毛泽东一听两眼顿时露出十分羡慕的目光，说：“那可一定是很热闹的呀。什么放风筝，卖糖葫芦喽，耍把戏的，要是我去，一定尝一碗大碗茶，北京的大碗茶很有名哩！我第一次喝它还是李大钊先生告诉我的，要到前门才能喝得到正经大碗茶。”
“唉——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就是二三十年。”毛泽东半躺在椅子上，长叹一声，不无遗憾地说：“要是还像当年那样，口袋里揣上几个铜板，一个人哼着小调，去店铺喝上一碗大碗茶该有多好么！”
听了毛泽东的感慨，我心头好一阵激动。我真想说：“主席，我带您去前门喝大碗茶。”可我始终没有说出口，铁的纪律不允许我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