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也许北方人谁也没有见过敲糖帮是个什么样，但在南方，三十岁出头的人几乎都见过那些手持拨浪鼓，肩挑货郎担的换糖人。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一到农闲，特别是正月过年的那些日子里，换糖人来的就特别多，几乎天天能见着。此次到义乌采访，方使我明白儿时天天盼的换糖人原来竟是今天的写作对象，这不免让我记忆起小时候的一幕幕情景。
那时，家居乡下的人过年过节时，总要杀鸡宰猪，而余下的鸡毛猪头骨常常被扔在一边，老人和小孩则喜欢把这东西捡起来收拾好，一等摇拨浪鼓的货郎担来，便可以换一块甜甜嘴的棒糖、卷糖。如果东西多一些呢，家里的大人就要从货郎担那儿换回些针头线脑的日用品。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奶奶每次梳头时总要把梳子上的一缕缕掉下的头发卷好后积存起来，等货郎担来后就拿出一卷卷头发给我这个大孙子换上一两块糖吃。那时我多么希望奶奶每次梳头都掉下些头发。而我奶奶呢，虽然已是九十髙龄、风烛残年的老人，可她至今仍保留着积存残脱头发的习惯。说来也巧，1999年的春节，当我从义乌采访完毕顺道回老家时，我的奶奶竟又从她的床底下拿出一大卷头发，说阿明我的小名1，你看我一直把头发给你留着呢，可现在的换糖人怎么再也不来了？我赶忙接过那一缕缕花白的头发，忍不住告诉奶奶，说过去那些换糖人早已不出来了，他们现在做大生意，都富了。奶奶一听，两眼一亮道：真是世道变了，过去的换糖人是最苦、最可怜的人哪！
我奶奶的话没错，但她老人家不像我这样有福气，亲眼目睹过去的换糖人现今个个都富得快要流油的景象！
敲糖帮？拨浪鼓？如今我还能见得到你们吗？
当我知道儿时看到的换糖人货郎担都是义乌人时，所以来到义乌的第一件事就想再见一见那二三十年前常常盼望在村头出现的敲糖帮，以及他们手中当当响的拨浪鼓。然而我寻觅了多少天后，一直没有见过一把拨浪鼓遗憾之际，我特意向当地干部建议应当将传统的拨浪鼓当作个特色产品大为开发！于是说到了挑货郎担的敲糖帮。义乌人都笑了起来：现在哪有呀！我们都在摆摊开店办工厂，谁还干那行当嘛！其实这一点我也能猜到，只是因为到了义乌，到了拨浪鼓的故乡，它勾起了我儿时对换糖人的那份特殊感情，在今天日日尝惯了冰淇淋和雀巢咖啡之余，很想再尝一次阔别了几十年的正宗的义乌青糖块。义乌人又笑了，说我们现在可以给你搬来很多很多，却还实在没有哪家能一下给你拿出一块当年换鸡毛的那种糖块了。我听后虽然多少有邱遗憾，怛在看到当年的换糖人如今家家富裕、户户小康的新景象，心中仍然兴奋为多。
但我还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要亲自到一趟廿三里，着一看这个曾经是拨浪鼓和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源地。
廿三里在义乌一带名气很大，由于它同周围五个集镇的距离在旧时均为23里路，故而得名。眼前的拨浪鼓发源地，与我想象中的小镇差距实在太大。你看那数公里长的宽阔大道，主人说最宽处有36米；再看大道两边全是清一色的崭新楼宇，均有四五层高。从路面到楼房，都是农民自己花钱修建的。主人不无自豪地告诉我。
就是这个以往只有一条小街的拨浪鼓故乡的小镇，如今仅集镇面积就达四五平方公里，本地城镇居民人数达2万多。加上1万多外地打工者，集镇人口已超过3万人。近千个大中小私人企业密布全镇，组成了已具现代化规模的浙中名镇。据说，小镇匕的…块四五十平米的地基，现今售价在30万元以上。如果在好地段还不止此数。当我跨进镇政府的大院，抬头仰望正面耸立的办公大楼时，我马上为京城的部委楼叫屈，因为廿三里的镇政府大楼好个气派！
这是托改革开放政策和义乌市场红火的福。接待我的儿位镇〒部连声谦虚，等中午就餐时我才知道他们说的全是实情，与我同桌的五个镇干部中，有三个是当年拨浪鼓出身的敲糖帮。主人们介绍说，在他们这儿近几百年以来，几乎每家每户都是摇拨浪鼓的。那时，男人挑着货郎担走南闯北去鸡毛换糖，家里的女人则把男人们换回来的货物分类处置，或制糖扎花，做些小工艺品，为当家人再次出门备货。廿三里的那条不足二否米的小街，便是远近敲糖帮们进行自由交易的惟场所，也就是后来发展成整个义乌小商品大市场的始发站。
旧街现在还有？
有，镇里保留了它。
这是个喜讯，我情不自禁让主人带着前往。
眼前的这条一线形小街，是那种我儿时熟悉的江南小镇街道。它的街道仅有两根扁担那么宽，弧形的石子马路，左右两边的铺面依然是旧时的内容：杂货铺，小面馆，剃头店，而这街景注定现在不会再顾客盈门了。在一个字画店铺里，见一位斯文的老者正在写春联，我便过去招呼。
老伯姓赵名伟懋，今年66岁，以前是位教书匠，退休后在自家的临街小屋里开了个书画铺面。现在大家都富裕了，逢年过节，大利大吉什么的都爱添点喜色，所以我的小生意一月也能挣1：儿百元。老伯乐滋滋地说。
这条小街有多少年头了？
远的说不上，但现在这条街样，据说太平天国时就这个模那……你记忆中什么时候来这条街上做生意的人最多？
割尾巴的时候呀！老伯脱口而出，我却一下未解此意，他忙又说一句：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那时我们义乌这一带的人没得好日子过了，所以外出鸡毛换糖的人最多，那时这条街也最热闹了！
老人的黑色幽默使我们忍俊不禁。可不是林彪、四人帮在农村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中国老百姓割得苦不堪言！狡黠的义乌人有这鸡毛换糖的高招，故而廿三里这条小街上长着的资本主义尾巴竟异常粗壮，这不正是一则义乌人创造的绝佳政治幽默吗！
怛义乌人自己淸楚，为了这则黑色幽默，他们所付出的却是滴滴血泪……
在义乌几十万经商大军里，施文建是第一批从廿三里走出红色地主……因为他不仅当过村支书，还是现在的中国小商品市场的劳协第一任党支书。1985年时，正值义乌市场大发展时，施文建已经是当地从商人员中的大哥大了，但这位14950摊主却放弃滚滚而来的钞票不赚，当起了为别人赚钱作铺路石的个体协会副主任。施文建不是傻人，他做生意时的精明是出了名的，但他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当亿万富翁的机会。现今已65岁的老施告诉我，他愿牺牲个人的赚钱机会而让更多的父老乡亲富起来，就因为他有太多的摇拨浪鼓的苦难经历，他太知道他的众多摇拨浪鼓的乡亲们渴望摆脱贫困。
我是土生土长的廿三里人，我那个如甫村在义乌是出名的穷村。1956年我就是村上的党支部书记，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农村受左的思潮影响太重太深，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干啥都不行，你想带领大伙弄点好日子过，就得挨批挨斗。我们村所在地土质瘠薄，播种水稻如果没有家禽家畜的毛货作基肥，水稻就会发棵分蘖不良，产量也就上不去了。为了肥料，我们的祖先就利用当地产青糖的优势，很早就有了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其实义乌人最早的鸡毛换糖并不是为赚钱，而是为改良土壤不得而为之举。后来在鸡毛换糖过程中发现不仅能解决用家禽家畜的毛充作肥料，从而达到改良土壤的目的外，还能嬴得一些可以改善生活的薄利，于是鸡毛换糖从此成了义乌人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赖以生存繁衍的一种基本手段。施老先生向我讲述了一般义乌人讲不出的鸡毛换糖的道道来。然而他用充满沧桑的语调，以自己的经历，向我诉说了义3人鸡毛换糖的那些不堪回首的苦难：咱这儿的人本来就穷，哪有什么本钱出去做买卖？不是靠家里的老母鸡生下几个蛋不舍得吃或者等圈里的猪仔大了后卖掉凑上儿个钱，添一些小百货，再挑上一副货郎担，摇着拨浪鼓就出门了。以前我当村支书时不能带头外出鸡毛换糖，造反派把我打倒了，使我也有了摇拨浪鼓的机会。1967年我第一次出门到的是一个大山区，因为只有那些没有人去的地方才可能用我们的义乌青糖和小百货换得些农家人闲置的家禽兽毛。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出门走的那趟路，那真叫吃的六谷糊，走的上脚路。雪大风大，出门时我挑着担子没敢穿衣，这一路哟，进不能进，退没处退，而风尖子雪花儿照常直往我心口上钻。眼看天快黑了，我心头急，脚想抬得快些，结果不小心一氽，连人带担跌倒在路边的潭子中……那一瞬间我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这样白白淹死在他乡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