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噢，还是开我们的‘国家会议’吧！”老将军自感有些失态，赶紧收回自己的思绪，认真地说，“你我的牛都吹出去了，现在只有一条路：拼出老命也要把‘敌人’的大家伙找到！”“是嘛，今天来找您就是为了松辽平原底下的那个大‘敌人’嘛！”余秋里说。
何长工一听松辽底下的“大敌人”便情绪高涨起来，忙招呼“三国”代表：“好好，大家都来先说说那边的情况。”余秋里谦虚地请地质部的旷伏兆副部长先说。旷伏兆也是老红军，中将军衔，余的江西同乡。
旷伏兆的双眉一挑，说：“那边的形势应该说是喜人啊！我们的地质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收获也不小。自从1955年黄汲清、谢家荣和翁文波等‘普委’的同志圈定松辽地区为重点地质普查的方向后，当年8月，东北地质局在接到‘任务书’后就开始向松辽平原行动了，特别是韩景行带的6人小组，几个月后就在吉林北部和松花江沿线找到了含油页岩样品。经李四光部长和黄汲清、谢家荣等专家的研究，判定了整个松辽平原是个巨厚沉积且具有含油大构造的盆地。去年4月中旬，我们地质部的松辽石油普查大队501钻机第一个打出了油砂，继而普查大队又在几口浅井中见到了油砂，其中最著名的是南14孔，昆井位于吉林怀德境内的五家窝棚，从井深300米处开始见油砂，一直到井深1000多米见的变质岩裂缝中还见稠油，全井共见含油砂岩20余层达60米之厚！”何长工笑呵呵地对余秋里说：“我就是听说这个情况后才敢在中南海向‘老毛’报告说中国有‘巴库’的”。
余秋里佩服地朝老将军笑笑，又向中科院的物理专家顾功叙询问：“老顾，你说说，物探对松辽地下油层储量前景是什么看法？”此刻的余秋里已经知道：石油勘探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这一系统工程可以概括为：普查先行，物探定论，钻井出油。地质部已对松辽的普查工作做得非常好了，物探能够对所普查的地质情况进行定论，那么他的石油勘探队伍就可以早日让松辽地底下的石油冒出来！顾功叙说得非常干脆和肯定：“根据已经进行的物探工作，我又和黄汲清等专家研究认为，松辽盆地是个面积约26万平方公里的新生代沉积盆地，其盆地的最深部位在中西部，可深达5000多米以上，所划范围之内均有较好的生油层和储油层。而且根据地质部长春物探大队所进行的工作可以初步这样结论：松辽平原上有几个构造中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现在的关键是要找到它，只是眼下我们定下的两口基准井形势有点不妙。这石油部你们是知道的。”余秋里与康世恩交换了一下眼色，说：“老康，你说说两口基准井的情况吧。”康世恩揉揉猩红的眼睛强打起精神。
何长工发现了，说：“康世恩你是不是昨晚又开夜车啦？”余秋里解释：他过年这三天，一天也没休息，天天跟几个技术人员在商量基准井的事。
何长工忙向里屋叫道：“老伴，快把人家给的那盒蛋糕给端上来！”老伴尹清平大姐一边应着一边举着一个大蛋糕进客厅。
何长工把第一块切好的蛋糕放到康世恩的手中：“快吃，不吃好睡好怎么能找出油呢？”康世恩说：“谢谢老将军的关爱。”吃完蛋糕，康世恩顿觉精神了许多。他本想补充一下石油部在松辽一带做的先期地质工作，后来还是省去了，因为从分工而言，地质部对松辽的先期地质普查工作确实要比石油部多做不少，而且就技术力量相比，他们上有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这些大地质学家，下有朱大绶、吕华、朱夏、关士聪、王懋基这些中坚力量，更不用说像韩景行这样最先勇闯松辽平原，在蛮荒的北大荒上能找到油砂本身就是功勋卓著的表现。松辽有没有油，不仅仅是哪个部门的事，而是全中国包括毛泽东在内都关注的大事。过去美国人和日本人也都在松辽一带做过地质普查工作，但结论是“松辽无油”。是李四光、黄汲清、谢家荣和翁文波等首先指出了“松辽有油”的理论方向，特别是陆相地层生油理论的产生对松辽盆地找油产生的理论影响功不可没。
关于松辽油田——就是后来的大庆油田的发现问题上，曾经有过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议，这场争议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到底谁的功劳大，恐怕没人真正能说得清，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
那就是大庆油田发现，并非靠的力学构造理论，而是大地陆相生油理论。10年前，我有幸为大庆油田发现而写过一部报告文学，这部报告文学因为涉及“一面红旗”的问题，而被当时的一名主管工业部门的副总理批评过，其实这位副总理并不真正知道大庆油田到底是以什么理论发现的，他也是出于无奈，为防止这种“陈年旧事”再起什么风波。然而围绕大庆油田发现的科学技术争论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科学问题，不弄清楚，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史和石油工业史都是有害无益的。遗憾的是有人并不想这么做。
康世恩是学地质出身的，他心里清楚，至少他清楚两件事：一是松辽油田即后来的大庆油田发现的理论依据是陆相生油理论，这个理论的最早提出者是潘钟祥教授和黄汲清先生。潘钟祥教授死得早，又没能参与大庆油田发现的具体工作，所以黄汲清和谢家荣及翁文波先生成为了主要的根据陆相理论找油的实践者和决策者。特别是他们在1955年1月20日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上商定的《关于1955年石油天然气普查工作的方针与任务》中，就已经点明了松辽地区作为重点石油地质普查的对象，及1年后由黄汲清领导、翁文波等人参加绘制的新中国第一张《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更加清楚无误地划定了松辽地区是中国未来找油的主要方向，这张《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现在只有一份保存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
10年前在黄汲清临终前的几十天前我采访过他，他给我讲起此事，也明白无误地证实：“我国东部几个大油田普查工作是1955年初在当时地质部矿产普查委员会（简称‘普委会’）的直接主持下开始进行的。当时我作为“普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提出了把华北平原、松辽平原、鄂尔多斯盆地（即陕甘宁盆地）、四川盆地作为‘普委会’找油的四大重点地区。
‘普委会’采纳了我的建议，并很快作了部署，开展了工作。我的建议是根据‘陆相生油’理论（这一理论是我国地质学家潘钟祥教授和我在40年代初期分别提出和发展起来的）和我的大地构造观点，并结合我国多年来的地质工作实践而提出的。这一历史事实是‘普委会’广大干部、技术人员都知道的。在这之后，我又编制了《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把上述四大地区用橙红色明确圈出……”（引自黄汲清于1978年1月11日写给邓小平的信）。其实关于黄汲清运用大地构造理论，最早肯定我国包括松辽等平原有石油的历史记载在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百年石油》一书的第162页有这么一段话：“从瑞士留学回来的黄汲清是我国最早涉及石油领域的地质学家之一，他在1935年就指出：‘据大地构造学理论，我认为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带都有可能储油。”科学理论的先导作用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也会明白，因而历史和后来的实践都证明了松辽（即大庆）油田的发现，毫无疑问是以黄汲清、谢家荣和翁文波等老一批地质学家的陆相生油理论有着不可否认的直接关系。在采访黄汲清的同年，我又有幸采访了石油部的翁文波先生，在提及发现大庆油田的理论贡献时，翁文波先生非常明确地告诉我：陆相生油理论确实决定和指导了大庆油田的发现工作。
黄汲清和翁文波是新中国五六十年代最重要的地质学家，他们俩人关系之好，除了共同的事业追求外，还有一层非常深的特殊关系：黄汲清的恩师之一是翁文波的堂兄翁文灏，而翁文波在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时，在面临下一步学什么做什么时，得到过时任中央地质调查所代所长的黄汲清的建议，黄说你既然学了物理专业，就应该使自己拥有世界水平的知识，到国外去学物探专业，中国地质事业前景很大，可物探的人才很少。翁文波后来真的考上了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的地球物理探矿专业，并且从此走上了报效祖国的物探事业。黄汲清和这位“老弟”在解放前的玉门油田发现中就并肩战斗过。新中国成立后，黄汲清最早身兼两个职务：既是地质部石油地质局的总工程师，又是康世恩领导的国家石油勘探管理局主要技术负责人。翁文波呢，是石油部勘探司的总工程师。黄汲清亲口告诉我：如果不是因为当时自己被定为是“右派”倾向分子，政治命运捏在别人手里，又因中国地质科学院硬拉他去任职，他或许就是余秋里和康世恩手下的人了！说到黄汲清和翁文波对松辽地质理论的贡献，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还有两个人必须着重提一下，因为他们对中国石油的贡献和最后的命运反差极大。第一个是石油部第一任总地质师陈贲，这位为发现和开发玉门油田作过特殊贡献、在新中国多处油田洒过热血的杰出地质学家，正当他雄心勃勃为松辽油田准备大干一番时，却被打成了右派，随后下放到青海石油管理局监督劳动，1966年“文革”风暴来临，再度受冲击的陈贲不羞羞辱，含冤于当年6月12日自尽于一间破旧的小屋里。另一位大地质学家谢家荣几乎与陈贲的命运如出一辙，他是地质部的总工程师，也是在1957年被打成大右派，也是在“文革”开始时便不堪折磨而以最古老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谢大师的妻子在丈夫离世不几天也以同样的方式告别了人世……
关于松辽前期发现的贡献，有许多不同说法的“版本”，但这些千差万别的“版本”中在一个问题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即：石油部、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三方科学技术人员的功绩各有所长，谁也不能抹杀。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那会儿“三国”之间关系密切，不分你我，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共和国建设尽快找出大油田，这才是他们真正想的事。“其他的事想都没想过，也那没个闲心想。”一位老石油人对我说。
2004年5月的一天，我在大庆文联李学恒先生的引领下，来到大庆石油管理局的一个职工宿舍，见到了坐在床头的杨继良老先生。杨是国家正式确定对“大庆油田发现”上作出杰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中石油部方面名列第二的人。大庆油田发现初期，杨继良还是个刚结婚的小伙子。40多年后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连话都不能说了——他在半年前患了中风。再看看这位为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的家，我心里非常难过：老两口住着也就几十平米的旧房子，没有任何装修，瘦小的老伴——也是当年大庆找油的女地质队员，每天靠发气功给丈夫治病——看着老太太那么瘦小，我真怀疑她能不能发功起作用，但她很自信，说一定能给杨继良治好。想当年，这对小夫妻的孩子才8个月，为了早日找到油田，他们把孩子放在天津的亲戚家，俩人便来到会战第一线，而且一直分居了两年多，那时会战前线没有房子可供家属们住，见一次面也只有在指挥部开会时偶尔有那么一点机会，同时又像干地下工作似的找个地方亲热片刻。艰苦的岁月里他们就是这样度过的。而今几十年过去了，他们能够日夜厮守在一起，但老夫妻俩却过得如此清贫和艰难。
我感到意外和震惊的是，那天杨继良老先生一听说我请他谈大庆油田发现的事后，竟然大口喘息着，一字一顿清楚地说道：“大、庆、油、田、发、现，是、大、家、的、功、劳……”面对这样的功臣，面对这样的功臣说的话和他眼下身处的境况，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在今天的大庆，我们除了可以到处看到“铁人”王进喜的形象和“铁人纪念馆”、“铁人广场”、“铁人村”等有形物体外，我们真的极少看得到当年那些为共和国建设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的任何痕迹。不能不令人感慨不已。
我想起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件事：在一次大庆的城市改建工程中，因为施工需要，得把当年余秋里在指挥会战时住的那个牛棚拆了。可有人建议这是“文物”得保留下来。事情传到余秋里那儿，余秋里立即指示：不要留了，大庆有“铁人”作纪念就够了！这就是共和国功臣们另一面的伟大和崇高之处。看看时下某些领导干部，事情还没做出个样儿，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形象工程”倒是比比皆是。与老一辈革命家相比，我为今天的某些人汗颜。
我们还是把目光收回到何长工家的“国家会议”上吧。
余秋里看着康世恩狼吞虎咽地吃着尹大姐给的蛋糕，便把自己手中的那块也给了他，又风趣地对何长工说：“老将军啊，还是你这儿丰衣足食嘛！”何长工笑着说：“现在你们石油部是饿了一点，不过等找到大油田了，你可别忘了给我们地质部一口饭吃啊！”余秋里来劲了，站起身，嗓门大大的：“老将军你记住，只要咱们石油部钻出了“哗哗”流的大油田，我第一个请你吃红烧肉！”何长工瞪大眼：“噢，搞了半天你们余秋里这么小气？就给一顿红肉烧来打发我这个老头子啊！”余秋里立即改口道：“哪是一顿嘛！你老将军什么时候想吃，我就在石油部大门口恭候！不不，我让康世恩同志他们亲自来接您和尹大姐到我们那儿去！”话音一落，惹得满堂宾客哈哈大笑。
“红烧肉”在60年代之前的中国家宴上都是一种最好的菜肴，尤其是在南方。毛泽东喜欢吃红烧肉，毛泽东和他的那些大半是南方人出身的共和国元勋们也都爱吃红烧肉。奖励一顿红烧肉是他们这一代人之间的一句口头禅。余秋里也不例外，且终身爱吃红烧肉。
然而，松辽找油问题上的这块“红烧肉”并不那么容易吃到。地质学家们已经通过自己的考察和研究，得出了松辽平原存在石油资源，但再伟大的理论也只是纸上谈兵，见不到油等于是零。
余秋里和石油部的人要实现的就是把“大敌人”逮到手，把真正的“红烧肉”夹进嘴里。这不是一般的功夫。需要倾情倾力，甚至耗费举国之力。
金门前线的炮火自第一天开始后，美国和台湾岛上的“老蒋”急红了眼，美国人调来了航空母舰，“老蒋”也四处招兵买马准备跟毛泽东再次决一死战。指挥我人民解放军和前线国防的彭德怀元帅其实此刻心头也十分着急，其中原因之一是，从全国各地调运的军队和战车每天都要吃掉几百吨几千吨的油。为此，陈云副总理口袋里的外汇连连吃紧，因此中央把迫切的目光放在余秋里和石油部的身上。余秋里对这些情况比石油部的任何人都清楚，压力因而也大得多。没有压力，要你余秋里石油部干啥？不是重要的岗位，不是泰山一样的重任，彭老总舍得把自己的爱将从部队抽到地方上去搞工业？这哪是简单的搞工业嘛！石油既是国民经济的“血液”，也是现代军队的“血液”。彭老总清楚着呢！一个人的国家记忆第一篇一个与共和国盛大庆典同时诞生的工业圣城余秋里也清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