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哈哈哈，想不到快70年了，我又同作家打起交道来了！”一个穿着老棉袄，虽然手持拐棍但身子骨依然十分硬朗的老人稳稳地走过来与我握手。
“呀，小何同志，我早听说你在北京当作家，了不起。我一生梦想当个大作家，可就是命运不佳，偏偏当了个真正的‘作家——在家做活的人’，哈哈哈……”这是我第一次与“老地主”对话！而且令我惊叹不已的是“老地主”竟然如此幽默开朗！他旁若无人只管自己说着：“我们这一带的人，只知道我是个地主，或者只知道我是个为共产党干革命的地主。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在二三十年代还是江南一带颇有名气的文人墨客哩！不信你们可以翻翻当年上海的《申报》，那个曾经跟鲁迅先生同块版面上撰文的‘阿迹子’就是我陈某人的笔名呀！他们都不知道呀，小何。”老人抚摸着银色的山羊胡须，很是得意地指着站在我身边的父亲，连声对我说：“你爸他们都不知道，都不知道的。”“左联，你小何同志肯定知道左联吧？那时我在上海用笔名写文章攻击蒋介石国民党后，上海左联的同志几次找我谈话让我加入左联，后来要不是常熟一带的抗日救亡运动急着要我到乡下来进行地下工作，我肯定也是左联的一分子了。那样的话，小何你们的中国作家协会是不是也可以吸收我为中国作协会员了？唉，时间过得真快哟，不知现在作家队伍中还有没有当年左联的同志……”老人抬起一双眼皮耷拉但仍有几分光泽的眼睛看着我，期待着一个久远的回答。
“有，但已经极少极少了。”我这样回答老人，其实我根本不知道现在我们中国作协到底还有没有当年左联的老同志了。
这回是我主动站起身握过他的手——我知道我握过的是一双文坛前辈也是位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过特殊贡献的世纪老人的手。
“我想知道您的一切，并且能早一日把它写进我的作品之中……”我怀着敬仰之情看着他。
“有价值吗？我仅仅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了，而且还是个‘老地主’呀！”他的眼里半信半疑，随即是几分期待。
我坚定地朝他点点头，肯定地回答他：“我要为走过20世纪的普通人立传，您老是最合适的一位……”他激动地站起比我整整年长半个多世纪的身躯，颤抖着双唇，说：“那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二老人一张口就告诉了我一个令我吃惊的秘密：“共产党在江南抗战时，如果没有了我，可能没有了后来那出曾经轰动一时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这是怎么回事？”我着实吃了一大惊，因为几乎像我这样三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太熟悉《沙家浜》这出戏了。就是在今天，每当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氏时，我都会自豪地说一句“沙家浜就是我的家”。这是一句戏中的台词，但它确实清楚简明地告诉别人我是哪一方人氏。《沙家浜》几乎是共产党人在江南革命抗日战争的写照，它作为历史的真实再现，早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然而一名“老地主”怎么可能与这样一出具有代表意义的革命现代戏连在一起呢？
陈月盘淡淡一笑，捋了捋那撮花白的山羊胡须，说：“这得从我祖上说起。”从老人的口中我才知道了陈家的地主来历。早在乾隆年间，陈家在江南的第一代人就在常熟东乡一带靠勤劳致富成了当地的富裕人家。到第二代时，便成了小地主。到第三四代时已经是相当富裕的大地主了。仅他们陈家的土地，就占了当地土地总数的80%左右。陈月盘的曾祖父陈若渔是陈氏家族在江南常熟东乡的第五代，也是陈氏家族中最勤劳、聪明的一位。所以到他这一代，就财产而言，是顶峰阶段。陈月盘告诉我，中国的早期地主阶级许多人在没有成为“剥削阶级”时，或者即使成了“剥削阶级”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大都是些很勤俭勤劳的农民，相反有不少穷汉之所以穷得连饭都吃不上，就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如那些“剥削阶级”会勤俭持家。这种现象即使到了解放前后也还不算少。陈月盘的“阿太”曾祖父在当时便是当地有权势的人了，但因为几代人都靠种田起家的，祖上没有官位，到了陈阿太那一代也是一介平民。那时有钱人家的人死了后都要建大坟、树石碑圆寂。为了“升天”能得福造化，陈月盘的曾祖父就出钱托好友、上海俞平伯的父亲俞翰林从朝中买了个官。俞翰林做过曾国藩的秘书，这事自然很容易办成。后来阿太陈若渔死后真的入穴了有石碑的大坟。当然这一形式对陈家来说，更重要的是从此象征着不仅家有万亩良田，还有了一冠红顶官帽。陈若渔有个女儿嫁给了邻近的支塘乡的一个名医，这位名医的小儿子就是后来成了中国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研制的主要功勋人物、我国杰出的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陈月盘比王淦昌大一岁，但辈分却小了一辈，因为王淦昌的母亲与陈月盘的祖父是亲兄妹。1997年我在北京见到“中国核武器之父”王淦昌时，说起了陈月盘的事，这位科学大师还清楚地记得外婆家有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陈才子”亲戚。陈家到陈月盘的祖父那一代开始便走了下坡路。不过陈老爷子虽然抽大烟，但却喜欢读上海的《申报》一类的思想进步的报纸。由于受家庭影响，陈月盘从小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有一次他看到一本白居易的诗书，那里面田园式的诗情意境太让幼年的陈月盘着迷。陈月盘自己说，他后来一辈子没有离开农村，就是因为受了白居易诗中那种刻骨铭心的意境的影响。
陈月盘的父亲也是位思想进步的地主。他送儿子上学却不让他读四书五经，而是选学国文的学校。陈月盘读了7年国文后考上了太仓师范。母亲一听每年要花400块大洋学费，就不同意儿子再上学了。可儿子说啥也要去上学。也巧，陈月盘初出远门念书不足半年因吃生栗子闹了一场大病，母亲借机说你就别上学了。儿子一听哪儿肯！后来他考上了南京的江苏省立师范，这是所公立学校，不要学费，于是家人就不再有人反对他上学了。5年大学生涯后，陈月盘见了大世面。毕业后他回到家乡常熟何市乡当了一名乡村小学的代理校长。可第二年北伐战争就爆发了，受新潮思想的影响，陈月盘从此开始了他那20多年轰轰烈烈的革命生涯。他借上“新华艺大”之名，离开家乡，先到苏州，后到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他在南京的公开身份是“新街口小学”教书匠。这日后的5年多时间里，陈月盘作为一名具有鲜明斗争立场的革命知识分子，用“阿迹子”这个笔名，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展开了无情的斗争，并曾风流一时。他公开骂蒋介石是“你赶走了野猫，你还要吃我”一类的民族败类。特务分子对这位“阿迹子”警惕起来，到处想追捕他。无奈，陈月盘逃回了乡下的老家。此时恰逢老父亲去世，他便挑起了陈家的重担，当起了地主乡绅……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江南大地沦为小日本的天地。充满爱国热情的陈月盘不甘当亡国奴，他利用其特殊身份，积极组织民众起来进行抗日斗争。后来新四军著名将领叶飞同志带领部队来到了苏南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成立了著名的“江南抗日游击纵队”。陈月盘是当地有势力的头面人物，又是思想进步的爱国者，叶飞自然先找到了他。
“陈先生，我们是一家人，应该携起手跟小鬼子干！”叶飞第一次见到文质彬彬的陈月盘时，就高兴地拥抱起这位江南才子加财主的陈月盘，显得异常兴奋。那时叶飞才26岁，又对当地情况不熟悉，于是把陈月盘当做十分可靠而亲密的挚友看待，地方上和场面上的事，少不了交陈月盘去办。当时武装斗争的条件十分艰苦，有许多困难是部队上无法克服的。“江抗纵队”的经费便是一大难题，而且叶飞的部队初来乍到，谁都不认他们。
“这是500块大洋，你们先用着。”一日，叶飞正在愁眉不展时，陈月盘将自己家的“存货”送到了部队。
“老陈同志。”叶飞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而他的一声“同志”使陈月盘这位地主出身的革命分子从此把自己的那颗火热之心也交了出去。
白色恐怖下的苏南一带，革命武装斗争十分艰难，革命者常常要冒生命危险。许多胆小的人几次下来就再也不敢投身革命了。而作为当地有名的财主陈月盘则一如既往地参加了“江抗”的革命斗争。正当敌我势力不相上下之时，叶飞率领的“江抗纵队”奉命转移到了江北。陈月盘本来是要随部队北上的，可就在此时，新四军的一批伤病员从前线秘密转移到了常熟的阳澄湖来了。“老陈，你是最合适给新四军伤病员提供帮助的人士，革命需要你留在江南。”叶飞深情地握住陈月盘的手，带着无限期望之情。
就这样，陈月盘告别了叶飞，继续留在常熟地带。于是也就有了后来的《沙家浜》这一出戏。
于是也有了《沙家浜》这出名戏的很多不完整的地方——一切皆因为陈月盘是个老地主的缘故。
这儿有必要向年轻的朋友交代一下《沙家浜》这出戏的一些背景：此戏取材于当时在常熟一带养病的新四军伤病员的真实故事。
话说1939年5月，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特殊年份，我新四军在党中央指挥下，东进江南，横渡方圆千里碧波**漾的阳澄湖，几百条大木船浩浩****在明澈如镜的湖面上劈波斩浪，气势磅礴。
叶飞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插日本侵略者的心脏。“东进！东进！”战士们高唱斗敌战歌，威震江南大地。当年9月，叶飞的部队奉命西撤，在常熟境内的阳澄湖横泾（后来改为沙家浜乡）一带的村庄留下了一个后方医院和100多名新四军伤病员。盘踞在阳澄湖的当地土匪头子胡肇汉即《沙家浜》戏中的“草包司令”胡传魁，投靠了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与日寇勾结，多次袭击新四军后方医院，沙家浜地区的军民团结起来，奋勇抗敌，于是就有了后来崔左夫写的纪实文学作品《血染的姓名——三十六个新四军伤病员斗争纪实》，于是就有了上海人民沪剧团在1958年根据崔左夫作品改编成的沪剧《芦**火种》，于是也就有了由江青亲自抓的、由著名老作家汪曾祺根据《芦**火种》改编成的京剧“革命样板戏”《沙家浜》这部名戏。
“《沙家浜》的戏如果在排演和编剧时能听我讲讲当年的实情，可能更会千古不朽。”陈月盘说到这出名噪一时的京戏时，竟然直言此话，着实令人吃惊。
“《沙家浜》对普通观众而言，是一部戏，可对我们这些当年直接参与同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斗争的当事人来说，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和回忆。”陈月盘抖动着每一根白须，就像梳理和扯动着深埋心头的一团带血的思绪……他以当事人的亲历细说起构成这出京戏的那段真实往事：
常熟是有阳澄湖的，但常熟过去并没有“沙家浜”这个地名。常熟过去虽然没有“沙家浜”这个地名，但阳澄湖边有许许多多“沙家浜”一样的村庄。《沙家浜》里郭建光是《沙家浜》里的戏中人物，可新四军队伍里却有一个真实的“郭建光”，他的真名叫夏光。夏光，系湖南人氏，1909年出生于湖南武冈。在北伐时参加革命，1927年进入毛泽东主持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入党。抗日战争爆发，夏光参加新四军，首任陈毅领导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参谋，第三支队第六团作战参谋。1939年5月随叶飞到了江南苏常一带，同年8月，我新四军在江阴与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展开激战，夏光时任“江抗”第五路军参谋长。由于连续作战，过度疲劳，夏光体力不支而病倒。在“江抗纵队”奉命西撤时，叶飞令他留在敌后治病。夏光随即将所有作战文书交给参谋处，化装成便衣，只带一名通讯员，通过土匪头目“胡司令”控制区深入到敌后，与“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率领的后方医院的30多位伤病员会合后，从此开始了演绎《沙家浜》之戏的原型生活。1940年，叶飞率部队西撤后，党中央又派谭震林同志来到苏南开展敌后斗争，夏光已时任“江抗纵队”司令，后又改任新四军苏中军区一分区参谋长、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参谋长等职。解放战争期间，夏光任华中、华东军区参谋处长，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等重要战役，其战功卓著，智谋过人。解放后担任过几所海军军校的负责人。可惜因1955年被错误处理，从此离开部队，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平反昭雪，后一直任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负责人。“文革”中在《沙家浜》大红大紫的时候，这位戏中高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的英雄人物的原型，却被造反派关在牛棚里连听戏的资格都没有。
说起《沙家浜》里的另一位主角人物“阿庆嫂”，我看到陈月盘那双混沌的目光里顿时流露出一丝光芒。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他这样说：“你知道我跟‘阿庆嫂’什么关系吗？”“什么关系？”我怀着一种莫名的好奇心问。
“呵呵，这要你们当作家的去想象了！”不想90有余的陈月盘依然留存几分浪漫。“那真是不一般的关系哟——”他意味深长地留下一个破折号让别人去回味，而给我讲述的却是生活中真实的那个“陈庆嫂”。“真‘阿庆嫂’叫陈二妹。我们当年都叫她二妹。
陈二妹的家其实也远离阳澄湖，不过她家确实开茶馆，却不叫‘春来茶馆’，叫‘涵芬阁’。在常熟董浜镇上。那二妹开的‘涵芬阁’茶馆确实是地下交通站。二妹家的男人是地下党员，但二妹开始一直不知道自己丈夫的真实身份。二妹家的茶馆前门挨着街，后门通着一条河，那河上长满了芦苇，所以新四军和接任叶飞来苏南指挥抗日救国的谭震林将军经常在那儿开会碰头。我和二妹及她男人陈关林都是乡里乡亲的熟人，有一次我到‘涵芬阁’给谭震林他们送一笔枪支弹药款，碰上二妹在茶馆铺面做生意，就向她打听新四军和林俊（谭震林的化名）什么时候到她那儿，二妹吓得双腿直哆嗦，说你们别瞎嚷嚷，我这儿哪有啥新四军和那林俊什么的。二妹只知我是当地有名的开明地主，却不知我一直是在为新四军做事的，所以弄出了这样的笑话。后来当她看到谭震林将军跟我手拉手的情景才知道我是自己人。
二妹确实像戏里的‘阿庆嫂’一样聪明机智，多次为了掩护新四军伤病员和地下党开会，与敌人展开了机智的斗争。1941年的一天，她的男人陈关林突然被驻地日军抓走了，敌人用残酷的毒刑逼陈关林招认新四军伤病员的下落，陈关林宁死不屈就是不招。无奈，日本鬼子换了一种招数，先让他吃下三大碗饭，然后又挑来一担水让陈关林喝下去。当陈关林喝得肚胀如鼓时，鬼子就将他按在地上叫人踩在他肚子上。陈关林宁死不屈。后来恼羞成怒的鬼子就把他和62名新四军伤病员一起押到苏州虎丘山，然后装进麻袋，再用刺刀活活刺死后又用镪水灭尸于荒野之中……丈夫的牺牲对二妹刺激极大，中共常熟地下党县委决定将陈二妹送到江北暂避敌人的追杀。3个月后，二妹又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悄悄从江北回到了常熟。但茶馆是不能再开了。党组织便给了二妹200块大洋，希望她做点小生意度日。二妹因为还要带身边的两个小孩，所以生意也没做成，便从小镇搬到了乡下，一住就是几十年，直到1997年她83岁时去世。”“《沙家浜》的戏出名后，常熟一下冒出了好几个‘阿庆嫂’，在‘文革’时还弄出了不少笑话：当地一个演阿庆嫂的女演员竟然也自称自己是真正的阿庆嫂传人，说她娘当年就是开茶馆的，也掩护过新四军伤病员。真真假假那时谁也搞不清，只要谁在台上红，谁就是真阿庆嫂了。结果那个女演员还真被军管会捧到了天上，可惜她不自重，跟几个军管会头头睡觉，最后被弄死。而真阿庆嫂陈二妹则被造反派挂着‘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在田头挨斗挨批。唉，‘文革’呀，什么事都给颠倒了。”陈月盘对天长叹道。
“生活中的胡传魁真的那么草包一个？”我对戏中几个主角原型特别关注。
“那可不是！”陈月盘的两只眼睛立即睁得好大好大，连连摇头说，“那是戏。戏里的土匪司令胡传魁长得肥头大耳，是个真草包，但‘沙家浜’历史上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司令是个比刁德一还狡猾的家伙。胡司令真名叫胡肇汉，说来也巧，他跟郭建光的原型夏光都是湖南人。胡肇汉兵痞出身，1926年起担任国民党‘保安特务团’团长。日本人占领上海后，胡肇汉的部队溃不成军，作鸟兽散。胡肇汉后来便带领一批手下败兵流窜到阳澄湖一带避风。那时苏常地区正属政治真空，各种土匪势力蜂起，胡肇汉便被一保长收留，雇佣为地方治安队长。日久天长，带兵出身的胡肇汉在跟当地的野土匪的交手中屡获胜利，于是其名声大振，成了当地方圆几十里的一股重要势力。加上胡肇汉生性暴戾恣睢，又同国民党勾结，后来出任三青团京沪行动总队司令。1939年春，新四军东进江南，袭击虹桥机场，炸毁敌机数十架，威震四方。善用心计的胡肇汉一看形势有变，便脚踩两条船，忙与新四军搞联合，接受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收编。但胡也有没想到的事，1939年，叶飞的部队奉命西撤，结果胡肇汉的队伍被一下拉走了。胡气得天天大骂新四军使他上了大当，并推托有病留在江南没有西撤。叶飞带部队走后，胡肇汉便坐不住了，开始收罗一些地方残匪，重新组成了一支四五十人的小队伍，自任司令，主要流窜于阳澄湖一带。不久，夏光任“江抗”东路部队司令的新四军队伍来到常熟后，为了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争取胡肇汉继续抗日，决定让胡肇汉出任新四军东路军副司令。但这回胡肇汉变得更狡猾了，他心想你们新四军共产党不就想要我的队伍嘛，好吧，我就偏偏不让你们收编，什么副司令我也不要。就这样，夏光多次给他写信，胡就是不理不睬。正在夏光他们犯难时，有一天我知道了胡肇汉的下落后，便向夏光作了报告。我从一个朋友那儿知道胡肇汉在阳澄湖北岸的车渡娶了个小老婆，所以他常常到那儿去。共产党为了达成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急需同胡肇汉当面做工作，所以对我提供的情报异常重视，夏光同志当即带部队移驻到车渡。部队刚到车渡，夏光与副司令杨浩庐便到湖边瞭望，见到一只非常漂亮的篷船正向岸边驶来。村上的老乡便说这就是胡肇汉的船。
夏光一听很高兴，可谓无巧不成书，船上正是胡肇汉。听夏光后来说，夏光未等船靠岸，就先喊了声‘副司令’，胡肇汉还不知是怎么回事时，就无可奈何地当上了‘江抗’东路部队的‘副司令’。胡肇汉心里有算盘，所以对这个‘副司令’实在有说不出的几个不情愿，但那时抗日是全民大事，谁敢公开说我不愿抗日？碍于这层理由，他胡肇汉无奈装出一副哭笑不得的样子，接受了新四军江抗指挥部关于统编部队一致抗日的指令。出于对统一战线和抗日的大局考虑，夏光提出第二天由他带领的新四军和胡肇汉的部队举行一次联欢。次日，阳澄湖畔喜气洋洋，一片欢声笑语。新四军特意给胡肇汉的队伍送来了两头猪和其他慰劳物品。胡肇汉一看夏光他们如此抬举自己，心头洋洋得意，摆出一副副司令的架势，大有与新四军共产党平起平坐之势。可与戏中的草包司令不一样的是这个‘忠义救国军’的胡司令十分狡猾，在1940年后当抗日形势于中国共产党人极不利的时候，他便又开始投靠国民党，不断袭击新四军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同年夏天，胡肇汉勾结日本鬼子，在吴县陆巷村，向我新四军发起突然袭击，造成夏光部队110余名新四军战士伤亡，活埋新四军伤员十余名，继而又在阳澄湖边烧杀抢数日，枪杀进步抗日青年和渔民36人，犯下了血腥的罪行。从此胡肇汉在阳澄湖一带就有了‘杀人魔鬼’之称。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大军南下，胡肇汉像丧家犬似的到处逃窜，最后避到了阳澄湖千里芦苇**之中。他凭借着水中优势，几次侥幸逃脱了解放军的水上追捕。江南解放了，可大土匪胡肇汉却一直没有落入人民的手中，并且仍不断地对百姓和新政权造成危害。新中国刚成立，吴县湘成公安分局的干警接受了追捕胡肇汉残部的特殊任务，由局长包振家亲自率领该局7名精干的同志化装成渔民，开始了千里追捕胡肇汉的行动。那时刚解放，胡肇汉的势力还不小，他手下有几个土匪大队，行踪诡秘。后来包局长他们从一位曾在胡肇汉手下当过一大队大队长的土匪头目那儿知道胡肇汉有个小老婆与胡仍有来往，于是迅速采取措施找到了那女人，果不然那小老婆交代了胡的行踪，说胡在上海浦东有一家布店是他的秘密交通站。而这个浦东秘密交通站，正是《沙家浜》戏中刁德一的原型王群给胡肇汉安排的。当时的上海浦东，就像一片谁都不会注意的野荒滩地，恰好被胡肇汉他们一帮国民党残渣余孽给利用上了。但胡肇汉没有想到的是共产党的公安干警这么快就追到了他自认为‘绝对安全’的浦东。据说追捕胡肇汉的场面特别惊险，公安部门组织了两个梯队进行攻击。结果措手不及的胡肇汉及残部被一网打尽。1950年11月28日苏州行政区人民法院宣判了胡肇汉和他的参谋长王群的死刑，并当场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看来历史上的胡司令要比戏中的草包司令更具戏剧效果嘛！”我不由感叹起来。
“野鸥忽啼春雾绿，澄波倒影远舟遂。平生只爱水乡居，到处芦湾风与月。”不想9载老翁独自吟起诗来，当我问此诗出自谁作时，陈月盘捋着他的山羊胡子呵呵笑起来：“老生也。”他说这是他在30多年前特意为生产队的一名叫洪生的渔民老弟所作，可惜比他年少20多岁的“洪生弟”已在前年去世了。人生就如一场戏，而且有时候比戏更具戏剧性。陈月盘这一辈子就是这样。
打新四军进入常熟和阳澄湖一带后，日本鬼子与国民党投降派队伍对当地民众进行残酷镇压，特别是对新四军等抗日进步力量进行的血腥镇压尤其严重。夏光领导的“江抗”部队不能公开活动，只得整天东躲西藏和进行有限的抗击斗争。由于敌人的封锁，新四军和伤病员的弹药和药品也很难搞到手。谭震林和夏光便多次找到陈月盘，请他出面帮助解决上述问题。
于是陈月盘不得不整天在敌后抛头露面，几乎过几日就要到“阿庆嫂”的茶馆里跟地下交通站的共产党员接头，送购得的弹药和医疗用品。有意思的是共产党内的许多同志还以为陈月盘这位大地主也是一名党的重要领导呢。可一细打听陈连党员都不是，便觉得十分奇怪。为此陈月盘先后找到叶飞和谭震林都谈过此事，希望自己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可叶飞和谭震林都希望他留在党外，说那样更容易出面为革命工作。“你的情况我们党组织非常清楚，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入不入党都一样的。但眼下革命形势非常复杂，你不参加组织，更能为革命做事，所以不要有什么顾虑。”谭震林的话说得更明白。还有什么说的，陈月盘从此就一直按照党内的同志标准要求自己，所以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不是革命队伍的一员，相反以更高的要求将自己放在严酷斗争的最前沿忘我地工作着。
然而正是他这种忘我的投入，敌人很快注意到他。日本鬼子和伪军们经过一段秘密追踪，误认为陈月盘就是他们梦寐以求想抓到的江南共产党头目。无奈，陈月盘不得不暂逃上海。在十里洋场上，陈月盘既有不少往日的文友，也有已经执掌着不小权力又时下在日本人统治下无所作为整日闲得只知“搓麻”的同窗显贵。可陈月盘与无论是文友还是同窗的那些人不一样，他心里一直装的是芦苇**里的那些新四军和伤病员同志。于是在上海待了不到半年时间，他便急着要求回到了常熟老家。这回他带回了一个同窗学友，即后来成为国民党驻上海的实力派人物熊剑东。此人行伍出身，生性暴烈。日本人占领上海后，熊剑东在上海滩待不下去了，便跟着陈月盘避到乡下。可他见到日本人就血性上来了，一连几回把在常熟做生意的日本商人给拖到野地里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