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这儿的分田到户总的时间远比小岗村要早。那么到底早多少年呢？现任村支书李方满的话可能比较接近事实，他说：“我是1966底、1967年初当生产队会计的。在这之前，我们村上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搞起来的食堂已经停了几年，记得1964年、1965年村上的粮食还是不够吃，我当会计时，生产队就研究决定先把30亩旱地和山前坡下的零碎地全部分到各家各户。但这一招还是没有根本上管用，第一、第二年下来，社员们普遍反映粮食还是不够吃的。这可怎么办呢？这时我们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村上还有70多亩好田好地怎么种就是上不去产量，而相反已经分掉的那30亩旱地和山前坡下的那些零碎地倒是产量挺高的。总结来总结去，只有一条理由：就是大田好地是集体在种，社员们不像对分到各家各户的那些旱地和边角地种得认真，所以生产队的粮食总产量还是上不去，社员的口粮还是不够。针对这个情况，生产队最后决定把剩下的70亩好田也按人头，全部分到了各家各户……”原来如此。“这事上面一点不知道？”我问。
“知道。公社知道的。”“知道了他们还同意分？”“怎么会同意呢？”李方满说，“那是‘文革’最疯的时候，是打击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年景!我们哪敢顶风公开分田嘛!”“那你们采取了什么招数？”“这你问问我们这些老干部。”李方满指着隔我而坐的一位老汉，说：“他是大队的副大队长，又是三队队长，他知道。”有人马上告诉我，老汉叫李文君。我便让李文君老汉坐到身边，请他讲讲当年如何分那些大田的。老汉说：“公社才不会让我们分田呢，分了大田就等于是反革命分子!我们是以种菜地和猪口地等名义分的……”“啥叫猪口地？”我不懂了，便问。
“就是猪的口粮地。当年农业学大寨时，我们农村养猪支持社会主义建设，支援‘**’，这是上面号召的，还有种菜子地也是上面号召的，所以我们借上面的号召、为多种菜子地、种好猪口地名义把地分了……”李文君咧着掉了好几颗牙的嘴巴，憨厚地朝我笑着说。
自古以来，中国的农民们其实一直很聪明，当苦难的生活逼得他们无路可走时，人间的许多奇迹都是他们创造出来的。而人类文明史的推进，尤其是靠他们的这种创造力和发誓改变命运的积极性。而今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到高度文明的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许多人似乎正在忘却农民的功劳，这其实是非常幼稚的。
中国今天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工业社会，其实就是靠像皂树村和安徽小岗村农民分田到户的改革精神所打下的基础为推动力的。
“当时我们还利用政策，掩饰了我们分田到户的做法。”李方满说，“人民公社讲的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于是我们根据这一政策，就把原先的三个生产队，再分成小小生产队，又三分为九，成了九个小生产队，这一分，全大队等于把所有的地通过合法的政策，全都分给了各家各户……”“我不太懂这层意思。”我被聪明的农民们有些搞糊涂了。
“哈哈……”于是全屋的人大笑。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我们皂树村本来就都姓李，基本上是一个族的本家人，再分成九个小小生产队，所以便成了“父子队”“夫妻队”“兄弟队”“亲戚队”为主的“分田到户”和“包产到户”了。
真是聪明绝顶!合理合法的分田到户、到人制度，与当时的社队三级所有制又相符……
“后来公社知道了，又派人来，要求我们合并。在上面看来，三级所有制是大事，不能随便再分什么小小队，所以我们不得不在形式上重新合并成原来的三个生产队。这大约是1973年、1974年的事。”李方满回忆说。
“公社的人走了后，我们几个干部坐在一起又商量，这回采取新办法：按耕牛分田!”李文君介绍说。
“按耕牛分田怎么讲？”我又不懂了。
李方满忙接过话茬，解释道：“我们是山区，基本上家家户户养着一头条牛。当时上面根本不会同意按人、按户分田，一听按人头、按户分田，那就是了不得的搞资本主义!所以我们就想出了个办法，你不是不让分成小小队吗？那我就按耕牛来分田，牛是农业学大寨时的主要生产工具，政策鼓励大力养牛，按牛分田，上面就没法说不同意，因为中央文件上没有哪一条规定不能按牛分田，只有鼓励大力养殖耕牛的精神。我们就是借这一个精神，来了个‘按牛分田’……”高，实在是高!我忍不住伸出拇指把皂树村的农民们夸耀。他们笑着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我听后，说这是“真正的高明办法”——因为它既没有与当时的政策相抵触，同时又结合了皂树村的实际。
“那会儿，政治形势非常紧，别说是分田到户，就是发现谁种了几条丝瓜也算是‘资本主义’。农民们辛苦干一天只有0。24元收入，根本没办法过日子。上面又不让我们劳力外出，谁外出干活，就是不正派的人，就是流氓、盲流和坏分子、反革命；政策是把所有劳动力都捆在土地上。如果是田多人少，或人多地好，可能还过得去。可我们皂树村是人多地少，而且田地又都是非常差的山地，二三百号人捆在这么一块山窝窝里，不想点法子，真的肯定会饿死一半人哪!分田到户是逼出来的。”李方满说。
“可不，要不是怕饿死人，谁敢冒着掉脑袋去搞分田到户嘛!”李文君指着满屋的人，挨个问：“你们对作家说说，我讲的是不是事实？”“是，是这个理。”众乡亲异口同声，像要向我发誓似的。
我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憨厚老实的农民，自有皂树村的一百多年来，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哪个记者、作家来过村上，除了为生存而不得不多次向上面来的干部们隐瞒分田到户说过假话外，他们从来没有说过第二回假话，这一点我完全可以相信。
“如果就从1967年算起或者以耕牛数量分田的1973年、1974年算，到中央决定可以分田的1980年，这中间有六七年、十来年，是中国政局比较复杂的‘文革’时代和‘文革’刚结束的‘两个凡是’阶段，你们的分田到户搞包干，有没有因此受过牵连？”我进而问。
“有。越到后来斗争越艰巨!”李方满指着李文君：“老队长最清楚了!”李文君点点头，抽着闷烟。我突然发现，老汉的眼里闪着泪花……“老队长你能说说吗？”“他可受大罪了。”有人在一旁说。
屋里顿时静了下来。我猜想着一定是有很悲痛的事……果然，李文君猛抽了几口烟后，瓮声瓮气地说道：那应该是1976年五六月份的事，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村口有块半亩来大的坡地种了包心菜，全村每人15株，人人都有份。菜地长势好，又在村口边，刚巧被下乡检查工作的公社新上任的那个姓金的书记发现了。其实全村的其他一百多亩大田早也分了，他没发现。这个姓金的书记原来也是区委派到我们黄坦公社工作队的，后来他留在黄坦。这个人“左”得很，他发现我们的那块半亩地分掉了，就把我揪到全公社干部大会上批斗。那是个现场会，放在黄坦乡最高的山顶上开，那儿有个茶场，叫安基山茶场。批斗会就在那里开的。他们在我的胸前挂了一块硬纸牌，上面写着“分田头子”。还让我手拿着一面小铜锣敲，一边走一边敲，从山底下的公社所在地一直往山上走，走到安基山顶的茶场，算是游山批斗吧……
李文君说了十几分钟，说得并不复杂，也并不太悲凉，但在他讲完后，整个屋里的人都不说话了，沉寂了很久。我想，老乡们一定还沉浸在当年那个很可怕的事件之中。
“作家你想想：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村口的半亩地被发现了，还要出现这么大动静的批斗，如果上面真要是知道我们把村上的田地都分光了的话，那不知要落下什么大灾难啊！”是李方满打破了沉寂的气氛。他的这一问话，让李文君重新开了口：“我敢说，全大队的干部都得下台，几个主要的干部得坐牢去。”“老队长说的真有可能。”我点头道。
“可不，才半亩地他们批斗了几次，也停了我的职。假如他们知道全村的地都分了，那还了得!性质不一样了!”李文君告诉我，就为这半亩地，他除了受到批斗和撤职外，还被罚15元钱。”管具体分田的另一名队长李义洪也被罚了15元。他家情况好一点，交了现钱：我家穷，没有钱，只好把家里的一只木箱子拿出去抵了，那箱子是我老婆当年的嫁妆……”老队长瓮声瓮气地补了这么一句。
他的话再一次让一屋子的人沉默了，而我听后差点落泪。心想：当年的生产队长也是穷人，或者比一般社员还要穷苦，可就是为了能让自己的乡亲们活下去，把村头的一块半亩坡地分给了社员，结果落个又是批斗又是撤职，最后还要罚交15元的命运!穷苦的李文君可怜，没有钱，只好把自己老婆的嫁妆上交了才算顶了这事……这是中国社会曾经发生的一幕，离今天的日子并不远。
然而，因为苦难，因为要活命，因为想过得好一些，皂树村的干部和群众，并没有被一次次的批判和惩罚所吓倒，他们顶着坐牢，甚至可能被枪决的风险，早在“‘文革’最严重激烈的年代，以各种非常智慧的办法，瞒天过海地将土地分给各家各户种植，使得这个小山村的百姓得以继续传宗接代，繁衍生息至今。这难道不是一场看似无声却比万钧雷霆更巨大的响声吗？
难道不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吗？难道我们的党史和社会主义国家史该遗漏皂树村和黄坦乡、双港乡他们分田到户搞包干的事件吗？
中国人多地大，尤其是广大农村。像台州皂树村的农民分田到户事件，我想也许还有不少，他们或许也同皂树村一样远比安徽小岗村分田到户要早、要彻底。我后来知道，仅台州地区，像皂树村这样的分田事件还有不少地方，他们的革命精神同样可贵，并值得我们记住。
在台州采访的第一天，市委就安排我见了一位人称“台州农村通”的老干部邢传欣。这位上世纪50年代初就到台州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农工部主任，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被省里分配到台州当土改队长。
“台州的农民，是非常了不起的，可以说是一群最有革命性的农民，他们对土地的敏感和感情代表了中国大多数农民的心态。”78岁的邢传欣老人谈起台州的“三农”历史，滔滔不绝，一个上午基本上就他一人在说话：土改对农民来说，是天大的喜事，台州的农民们高兴得不得了，分田那会儿，大伙哎呀呀喊着唱着，说我们的土地总算回家了。当时的土改是与抗美援朝工作联在一起的，时间短。我们台州的第一个农业合作社在临海的洋渡六房村。农民们对初级社很赞成，因为这是按劳分配原则的制度。土改虽然解决了土地归属，但家庭条件差的贫下中农没有分到什么农具和耕地的水牛，这样农民们就特别期待建立合作社，以解决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洋渡是1951年办的社，第二年他们就大丰收，农民们很高兴。丰收的原因除了土地归属权外，生产上采取了两条措施：一是改革了耕作方法，二是种了双季稻，每亩一下增加一二百斤。洋渡六村办社农民们得了实惠，其他的村子就跟着学，洋渡乡一下办了十个合作社，成为当时浙江省农业战线的第一个先进单位。台州在那时就出名了。但到了1953年、1954年就出现了问题，因为家庭条件原先比较好的中农有意见了，说入了社、与贫下中农拼在一起种地，“种了稻没有多收谷，养了猪也没有多吃到肉”，于是中农们纷纷要求退社。一时间，台州的退社现象严重起来，甚至惊动了京城的毛泽东主席，土改以来对农民办社倾注异常热情的毛泽东很关注台州出现的倾向，对当时负责处理此事的邓子恢很不满意，认为照顾中农利益而进行的调整办社方针是“小脚女人”，并且随即提出了著名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八字方针。在毛泽东的这一号召下，全国农村一轰而起，批中农，全党办社风起云涌。1953年，全国实行统购统销，杨渡有个富裕中农产粮不少，可我让他上交1000斤粮食，他竟然哭了一天一夜，说什么也不想交。我一打听，他家里是交得起这些粮食的，就严厉地告诉他：你哭也没有用!后来这位富裕中农还是卖了1000斤粮食。从此农民向国家卖粮成为一种义务。这阶段，中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及城市建设贡献极大。但农民交粮的时间太长，农民们就有意见了。到1957年，一些农民开始闹事，因为他们交了粮，自己却吃不饱。仙居县地处台州的深山区，这里的合作社经一些农民一闹，很快全部垮了。后来又波及临海，临海甚至有农民到县乡政府把政府的牌子全给砸了，震惊全国，这又一次捅到了毛泽东那儿。毛泽东大怒，立即提出要严厉打击富裕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行为和新兴的农村破坏分子。台州是重灾区，一下抓了好几百人……这个事件，台州一些上年岁的人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邢传欣老人说到这儿，刹住话题，神情显得凝重。
“后来的情况就变了。1958年后，上面号召所有地方都要成立人民公社，紧接着又是大跃进。再过后，就是三年自然灾难，黄岩和温岭有了饿死人的情况，其他县也出现了死情……
由于有了1957年那个一下抓了几百人的事件，一向敢作敢为、反抗性很强的台州农民从此不再正面起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变得你上面喊什么口号，我下面该做什么照样做什么，用我们本地的话说就是学乖了。”邢传欣老人介绍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从1957年到1961年、1962年这些年里，台州像全国各地一样，出现过不少饿死人的事，但在‘文革’十年中，像安徽等地方的农民因为‘人民公社’大集体种地，死了许多人，可我们台州就没有饿死过一个人。
你问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台州人其实通过各种形式，偷偷把土地或直接分给了农民、或承包给了生产小组，总之形式上是一样在干人民公社，其实是在进行土地所有制的调整和生产生活的自救，也可以说是农民们自己搞的地下革命……”邢传欣这样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