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便是这样一位无情的法官。我们不妨作个假设，如果说，十几年前不是谢高华这样一手为个体经济大开门渠，一手力挽狂澜顶住方方面面的压力，义乌会有今天的“华夏第一市”之称吗？
不会。64万义乌人明确地告诉我。
但，经历沧桑，如今依然过着平民生活的谢高华却这样说：“在当时还没有明确的关于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具体规定出台的情况下，县委、县政府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义乌的实际出发，敢于承担风险，允许个体经济，开发小商品市场，这不是哪位领导者的功劳，而是义乌人民从祖先那儿继承的血脉里就有一股敢为天下先、敢说实话办实事的精神所致！”
是啊，论自然条件，论地理优势，义乌没有一点可以同沿海开放地区的县市相比，就是在浙江、在金华，义乌也比别人无半点先天优势可言，然而它恰恰比别人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先行了，并且走得那么雄赳赳、气昂昂！难以想象，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和大无畏的胆识是断不可能的。
勇于探索，敢于实践，自古就是义乌人的秉性。当我踏上这块热土之后，方知儿时熟吟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诗的作者竟是义乌人，他便是人称“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想当年，骆宾王“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讨武檄文，震**武氏朝廷而后又成为千古名作。也许正是骆宾王的这种铁铮铮的傲骨，才使近代的义乌屡出人杰。《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首译者、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革命文艺理论家冯雪峰，杰出历史学家吴晗先生，皆为义乌人士。
我第一次来到义乌时，正值举国上下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如今已被写入党章，写入国家的宪法。这是民心所归，国魂所归。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什么？对，是提倡实事求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小平同志和他的理论就是对上述问题为我们找到了科学、准确和开创性的答案。任何一个真理与历史经验都需要实践来检验。而真正哲人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最初的敏锐与发现。当历史已经走向21世纪的今天，我们回过头看一看义乌人在十几年前率先于全国，首创了以个体经营为主导的小商品市场时，你会惊骇地发现冯爱倩、谢高华等人，在当时的所作所为是何等了不起！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挥笔重墨写到义乌的另一位人物，他便是骆宾王的子孙、冯雪峰同族后裔冯志来。
冯志来几乎与义乌现今的市场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从稠州北门路上冯爱倩他们摆摊开始，到今天遍地开花的义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长的整个历史，冯志来只是一位热心和冷静的旁观者、思想者，虽然他也出版了有关对义乌市场思考与发展的专著《兴市边鼓集》，但他却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理论最先提出的非凡人物之一。就像今天被称为“华夏第一市”的义乌农民市场经济令国人不可思议一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冯志来竟在30多年前的1962年就写出了与今天我们高举的邓小平理论旗帜内容极其吻合的《半社会主义论》和《为什么》两篇著作。
1962年时的中国是个什么历史阶段？那是极“左”思潮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正重袭神州大地的特殊时期。人民共和国在风风雨雨、颠颠簸簸中行进了10多年，虽然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但国家的躯体和人民的心灵上却留下了千疮百孔的伤痕。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往何处走、怎么走？这些似乎早已被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下了一个个定义的问题，又一次次使那些善于思考和探究的哲人产生了疑问。在没有哲学纷争只有贫苦困扰和时时处处受人监视的一个偏僻的浙江农村长大的、一位年仅27岁的义乌青年，正在暗淡的煤油灯下写下了六个大字《半社会主义论》。
怎么？社会主义还有半个一说？！
是的，这位刚被摘掉右派帽子不久的义乌青年，面对一件件触目惊心、屡屡刺痛国民心脏的严酷现实，他大声疾呼：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保证了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走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开始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们的国家出现了一片繁荣发展的景象。但是近年来，由于照我们所创造的一套办法行事之后，那一丝刚刚挂在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脸上的笑容，又不得不去坐它的禁闭……”一句话：“中国不能通过资本主义而后进入社会主义，这是早有人论证过的，但是它也不可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半社会主义的相当长的发展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由中国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这是中国的主客观多方面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任何人都不能违背这个经济发展规律。”
我看到冯志来的《半社会主义论》原文是在他写出30多年后的今天。今天是个好年代，今天我们共产党人通过对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我国现阶段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这个初级阶段还需要相当长的历史。聪明的人们自然会发现，当今天我们认真读一下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上所作的报告，读一读关于全国人大会议所作的修改宪法的决议，你是不是感觉到为什么30多年前义乌人冯志来所论述的“半社会主义”理论与今天我们党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何等相似相近！
不错，就其精神实质，冯志来当年的“半社会主义”概念完全可以说与今天我们常挂在嘴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如出一辙。冯志来了不起也就在于此。要不然，他这么个小人物也不至于成为毛泽东所言的“两个半包产到户理论家”之一而载入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殊史册。
30多年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一段灾难的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进行社会主义有着很多迷茫和混乱的理论与实践，致使社会民生危机四伏。义乌人冯志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对真理的重新探求，他生活于社会底层，对农民和百姓生活有切肤之感，当然对社会上刮起的极“左”风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有更深刻、更直接的了解。他从祖先骆宾王那儿继承了刚正不阿的血脉，又从同族叔伯冯雪峰身上学到了献身真理的勇敢精神，故而他孜孜不倦地在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向毕生所挚爱的党投出了一部惊世的诤文——
“我党近来犯了主观主义、急躁冒进的毛病，非但在生产力不能为农业提供成套农机的时候，实行了全盘合作化，而且还利用加重粮食征购，平调农民财产的手段来发展工业，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遭到破坏。”
那么出路何在？
“我认为包产到户确是一条相对的唯一出路。有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路线，是资本主义复辟，是恢复小农经济，是单干。我说这是十足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诚然，包产到户实质上是单干，是搞小商品生产。但它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单干和小商品生产，它是在土地国有的前提下的单干和小商品生产。这难道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商品生产一模一样吗？难道有人看到自己的父亲有鼻子，就认为有鼻子的人都是自己的父亲吗？
“应该得出结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包产到户和小商品生产，允许农民独立经营，允许为他们服务的商贩和手工业的独立经营……这样做，是完全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出发，完全是为了调动农民的劳动自觉性，完全是为了解决六亿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完全是为了抑制农村高利贷苗头、防止阶级分化。这是六亿人民的呼声！中华民族的呼声！是巩固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所绝对必要的！”
听，中国人民听到了吗？
啊，义乌人，我好为你们感到自豪！想象你们在30多年前，就有人站出来为你们后来所进行的包产到户、发展小商品市场而大声疾呼！智慧的哲人总是先知于别人。在激动地读着冯志来当年写下的《半社会主义论》原稿时，我一遍又一遍地思考着，假如历史允许有一种这样的假设——当年义乌人就按照冯志来所疾呼的“包产到户”、搞小商品市场，那今天的义乌是不是就可以同新加坡比个高低了？假设毛泽东同志也听进了冯志来的一声疾呼，后来的“文革”是不是就可能避免？整个中国的发展是不是比现在要强上10倍20倍呢？然而，我们假设的一切都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倒是冯志来这位不屈的硬汉子做了一件书生气十足的举动，最后落得自己的几十年苦役，而且还激怒了毛泽东，牵连了冯雪峰……
1962年4月底的一天，就在《半社会主义论》完稿一周之时，冯志来满怀壮志，带着口袋中仅有的农业局补发的160元工资，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当然，他的身上还有最重要的东西，那便是他几个月呕心沥血、几经易稿写出的《半社会主义论》文稿。为了能让最高层的决策者和舆论界重视，他特意抄了三份，每一份前面都附了一个便笺，上面引用了文天祥就义前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表骨鲠在喉、一吐为快、不计生死的壮志。两天之后，他来到北京前门的一家小旅馆住下，随即分别将文稿送至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
“你？一个兽医竟大谈政治？”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访处，一位年轻干部不屑一顾地扫了一眼冯志来递上的文稿，然后不无轻蔑地说，“下面刮‘五风’的情况，中央已经知道了，你就去干好自己的工作，啊？”
冯志来望着那张十分幼稚、又一副装腔作势的脸，心头顿涌无名之火，可他又能再说什么呢？冯志来当时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位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的“跑腿”，就是后来在“文革”中出尽风头的戚本禹。
回到故乡后，冯志来一直天真地期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能把他的文章刊登出来，或者派人来征求意见什么的，可一等几十天如同石沉大海，他周围的农民兄弟们依然狂热地举着旗帜，在进行着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使他不能置之不理的是他一直热心关注的安徽省包产到户经验也开始被批判、被解散了。于是在无人理会他的《半社会主义论》的两个多月后，冯志来压不住心头之焦虑，用更加尖锐的笔锋直向权威发出挑战。
“我这篇文章是为了修正与补充《半社会主义论》一文的，都是献给共产党内的同志们看、献给革命者看的。所以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因为那是懦者的表现，不是老实态度。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我觉得在困难关头，人人都应该挺身而出，去挑几斤担子。任何明哲保身或袖手旁观的自由主义态度，都不是革命者所应有的，它有负于天下苍生，有负于人民期望。为此，不管本文怎样触动权威，都希望同志们耐心读下去……”
冯志来为这篇取名为《怎么办》的文章，让革命的同志们读些什么呢？我们不妨找出原文看一看：
“我们目前的困难是怎样造成的？错在哪里？人们往往以自然灾害和五风来加以回答，但是除非政治上的庸人，都不难认识，天灾是次要的，五风仅仅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五种表面现象，实质是左倾错误……人民要求对他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对于我国命运有着决定意义的广大农村采取正确路线和策略。为此，我们依照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这就是说，首先承认中国经济发展之不平衡，及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之长期性。对于那些确实增了产已经形成集体生产物质条件的先进地区，应全力巩固和发展集体经营。另一方面，对集体经营条件还没有成熟的地区，应当在现有人民公社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实行按口粮基分，包产到户。对于缺少劳力或遭天灾人祸无法独立经营的少部分赤贫户，可根据他们自愿，另行组织贫困队，在国家扶持下实行集体经营。即使他们自愿包产到户，也应该帮助他们实行各种形式的互助。这样，我们抓住了先进地区一头，又抓住了农村中贫困落后的一头……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物力，就能够加速国民经济的恢复……”
冯志来这回又同样将文稿一式三份寄至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只是为吸取上次杳无音信的教训，想了个“小聪明”：在署名处加了“冯雪峰侄儿”几个字。他知道同族叔叔是名人，容易引起有关人士的重视。这一招还真被冯志来想对了，不过“大右派冯雪峰”早在毛泽东那儿挂上了号，在看到冯志来写的《半社会主义论》和《怎么办》的文稿后，便有了后来毛泽东见浙江省委书记时，声色俱厉地说你们浙江工作没多少起色，包产到户的理论家却出了“两个半”。冯志来算得毛泽东话中所说的一个吧。
后来的结局可以想象，不久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此次全会上提出的，冯志来从此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直至1980年，他上书胡耀邦，终于在1983年10月彻底平反。此时正值好官谢高华在义乌当县委书记，他读完当年冯志来写的《半社会主义论》和《怎么办》，拍案叫绝：“这是个人才呀！”不几日，谢高华把冯志来从兽医岗位调进了县委机关。几年后，冯志来成了义乌市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直至1998年退休。而这段时间，正是义乌农民联产承包、个体经济蓬勃发展、小商品市场逐渐形成的时期。冯志来不曾想到的是，30年前他在受监视管制的茅棚油灯下畅想的“半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如涓涓小溪流进了邓小平理论这条大江之中，而且就在自己的家乡，父老乡亲们依靠劳动和智慧，取得了市场经济的卓越成就。
八月秋高蔗正甜，
枣红橘绿桂花香。
风吹禾稻连曦色，
迷尔楼台笑夕阳。
滚滚车轮近日月，
纷纷云燕竟翱翔。
市场吞吐五洲利，
喜鹊招来四海商。
在一派繁花似锦、商意浓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蒸蒸日上的景象面前，冯志来这位沉默了几十年的哲人，诗兴大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