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克铨说，我们穷昆山搞开发区就是在做梦，不过我们这个梦是为了彻底改变穷昆山的面貌，让老百姓能够尽快富起来的美梦。
这……这可能是白日做梦吧？有人怀疑。
只要是美梦，就是白日做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吴克铨是铁了心地要干。还是宣炳龙，也认为只要路子对头，肯定能有所作为。
有人总认为县委书记蔡长林思想保守一些，可蔡书记自从到日本访问和到深圳、蛇口参观后，思想比谁都超前。“深圳了不得啊，人家卫生间都有电话了！家家户户用上抽水马桶了！”那时的县委书记对深圳的现代化生活水平羡慕到如此地步。再看看小昆山，整个小县城才4。1平方公里面积，6万来人口，一条最漂亮的人民路两公里长，全县城最宽的马路12米，全县城最高的楼是4层的县委大楼。县上没有一辆小车，只有两辆大巴车，剩下就是几百辆三轮车。几十万人口的一个县，一年财政收入不到6000万元。于是蔡长林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第一次昂着头高声道：“比深圳、比苏州其他县市，我们昆山起步晚了，但起步晚不见得起点低。国家搞特区，我们能不能搞个工业小区呀？！”
昆山的第一个工业开发区，最初叫“工业小区”。
小区的名称可以防止一些政治风险：既然叫小区，就是试验着干。干好了，方向对了，就把“小”字拿掉，往大的方向干。干错了，干出毛病了，上面怪罪下来，就把“小区”收拢便是。
但即使如此，也有人说：“我们昆山工业小区不是国家批准的开发区，银行不给贷款你吴克铨咋办？”
“那我们就自费搞开发区呗！”吴克铨似乎早已胸有成竹。其实吴克铨和昆山人在当时根本不知道“自费开发区”会给昆山以及他们个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带来哪些麻烦。简单地说：当时的昆山人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
“当时昆山全县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足一个亿，听说我们要搞开发区光基础设施就得几千万元，一些原来赞成搞开发区的人也站出来反对，有人甚至在公开的场合指名道姓地说吴克铨他是想把我们的昆山折腾穷光才开心，因为他反正不是昆山人。意思是我吴克铨成心不让昆山人过好日子。那时我想放开嗓门告诉大家说搞开发区就是为了让昆山人过上好日子，大家并不相信我。所以我只能顶着头皮往前冲，一直到几年后开发区像模像样了，县上的财政直线上升后大家才相信我的话是对的……”吴克铨在我采访时笑谈当年的蹉跎岁月。
因为是违规的“自费”开发，所以本应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开发运动在昆山只能是偷偷进行。这么大的一块面积，想在那儿偷偷摸摸干惊天动地的事容易吗？太不容易了！昆山人当年办开发区就是这样干出来的。偷偷摸摸四个字里包含了多少辛苦与艰巨。
吴克铨出任总指挥。指挥部设在昆山的母亲河娄江的边上。其实就是几间“人民公社”似的小平房。不过它的斜对面是昆山首批与上海“恋爱成亲”了的金星电视机分厂那雄伟高大而整齐的厂房。“将来我们这儿会有无数比金星厂更漂亮的厂房和办公大楼。”吴总指挥用这样的话鼓励参与开发区的劳动者和干部们。
然而那些建设者们望着规划图上那密密麻麻的线条和一片片长着庄稼的农田，似乎除了憧憬吴克铨说的那份“未来”之外，所感受到的是创业的艰辛与一场场白手起家的苦战……
办开发区，没钱是让人苦恼的事，但要送走祖祖辈辈住在这里的老百姓、让他们搬迁则是难上加难的事。今天我们常在新闻和媒体里看到搬迁的难事，那时昆山的“偷偷摸摸”搞起来的开发区，又是在没钱的情况下让百姓搬迁，可想而知，难度会有多么大。这恐怕只有吴克铨、宣炳龙这样的创业者才知道。
“昆山老百姓今天过着天堂般的生活，可当年他们是付出代价的。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人。”宣炳龙曾这样深情地对我说。
拆房、搬宅基地、挖祖坟，这些都是老百姓最不愿意的事，他们宁可穷得连裤子都穿不起，但也不愿被人赶着搬家、掘祖坟。“开发区？在庄稼地里建大工厂？没听说过！想哄小囡啊，没门！”别看昆山人离上海那么近，有些农民不仅自己这辈子没到过上海，就是上三代人也没一个人去过十里洋场的外滩。他们才不相信吴克铨、宣炳龙等人说的那些“天边的事”，一句话：“谁要拆房子，我们就跟谁拼命！”
农民毕竟是农民，你把工作做到了家，他还是挺老实、挺听话的，尤其是吴克铨他们把未来的昆山描绘成上海一样的“花花世界”，再加上发动一些党员一带头，最后大伙儿还是没怎么出特别的难题。
那个时候拆迁搬家也没有多少补偿，老百姓基本上靠“听党话”的觉悟。但轮到一些单位拆迁就难多了。
有条朝阳路拓宽改造工程，牵涉到18个单位的搬迁，光拆除房屋面积就达6890多平方米，而且绝大多数是无偿拆除，加上这路通着苏沪交通要道，每天七八千辆车子来来去去，施工的时候恰逢雨季，拆房拓路，吴克铨与副县长石泉忠等人天天像泥猴子似的滚打在现场，依然天天有人出来吵吵闹闹，甚至扛着铁棍扬言要折腾个你死我活。最后还是吴克铨他们官大一级压人，用党性和组织说话，终于摆平了这些单位。
“改革初期大伙儿的眼光虽然短浅一些，但想的问题还是比较简单，换上现在，你想拆一处房子、整一块地，那代价就不是当年的那种无偿了……”如今的吴克铨说起当年的那场“惊心动魂”的事，心存对昆山人民的一份深深的感情。他说昆山现在的现代化，不是哪个人的功劳，应该是全体昆山人民的功劳，他们当年的无私奉献最可贵。
老县长这话说得有道理。共产党人执政能够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从来就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奉献。昆山当然不例外。
为了招商引资，吴克铨他们在完成对新区与老县城之间的道路拓宽的同时，也着手对那些已经同样靠自费建起工业小开发区的乡镇之间进行了道路的拓宽、修建工程。这钱就不再是几百万，而是几千万上亿元……
“你们说说到底能有啥办法？”接任蔡长林的县委书记是毛阳青，这也是个改革派，他希望助一把力给老伙计吴克铨。
吴克铨苦笑道：“只有一个办法：我去当叫花子，给那些财神爷们磕头吧！”
他真去了。该磕头的磕头，但磕完头你再不给，他吴克铨也来硬的：“你这个厂长想不想继续当下去了？想当下去，你就出点血。不想当的，你可以不出血，但你得腾位子。”那些厂长经理们怕见吴县长，他哪是叫花子，整个儿是个“强盗”。讨钱的吴克铨则自嘲自己是“强叫花子”。
但换一个副县长出面要钱就费劲了，人家不听他的，你说修路搞开发区怎么怎么重要，他说他的工厂企业现在怎么怎么困难，磨破了嘴他们就是朝你笑笑：“要命有一条，要钱没有。”最后这位副县长哭了，这一哭竟然让那些铁心肠的厂长经理们动情了，心软了，于是三万五万，纷纷“出血”……186公里长的老城区通往新城区、县城通往乡镇的柏油马路和264座桥就这样建起来了。
这种翻天覆地的干法，吴克铨和县政府工作做得再细致，也还是得罪了一些人，有人写信告状。“人民来信”一封又一封地飞往苏州城、南京省城甚至还有的到了北京。
“得去看看，这昆山到底在搞啥名堂嘛！”正当吴克铨等昆山人已经在县城边圈出一块地打造深圳、蛇口一样的“昆山小特区”时，越来越多的“昆山人在疯干”的传闻不时在苏州市府机关传开。一天，市委书记戴心思坐不住了，找来吴克铨问：你把你们现在的搞法跟我说说。
吴克铨本来早有此意向上级领导汇报汇报他们前阵子的干法，只是太投入眼前已经折腾起来的十四个项目，加上人家市委书记那么忙，也就没了专题汇报的机会。这回好，市委书记亲自过问，于是他一五一十地把昆山如何通过与上海“恋爱”、“结亲”、从而加速自己经济发展的事儿说了，又把通过这样的攀亲所出现的新的经济形式、为什么修那么多路和拆迁的事跟戴书记从头到尾解释了一遍，戴心思终于明白了，并连声称道：原来如此。我看你们大方向没有错，照这么个路子干下去昆山很有前途嘛！
“那我们继续把攀亲的事做下去？！继续把路修宽一些？！”
“当然，从长远看，这些都是好事，你停下来不做了，我反倒会责问你的。不过，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是要做细致一些，尤其是涉及到老百姓的利益。”
“我明白。总有一天我要向那些作出牺牲的老百姓和单位加倍偿还他们的贡献。”吴克铨发誓道。
“这我就放心了。”
戴心思和吴克铨最后以这两句话作为告别，彼此的脸上洋溢着开拓者对未来前景充满信心的那份激动。
路修好了，开发区的地盘也像个样子了。就在吴克铨他们等着凤凰来昆山筑巢的当口——具体地说，就在吴克铨急切地期待上海金星电视机厂把办分厂的属于“亲家”出的那份钱投到昆山来时，突然上海方面说：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下来了，我们是国营企业，得无条件服从上面的精神。
“啥意思？”昆山人紧张了。
“就是我们原先说的投资不能再出了呗。”上海金星厂的人说。
吴克铨一听有些傻了：才几天充满胜利喜悦，怎么就不行了呢？他感到不能就这样“失恋”了，于是立即跑到上海跟人家说：“婚姻”大事，不能这样草率儿戏。如果办联营厂你们上海方面不便出资金的话，我们帮着借总可以了吧！当然是以你们的名义。
上海方面想想，这倒是个办法。至少反正没动厂里的钱，不算违反国家宏观调控嘛！
就这样，昆山人讨媳妇，结果媳妇的嫁妆还是由他们昆山人自己备的。吴克铨喝了一口带着几分苦涩的喜酒，最后还是把与上海金星电视机厂这档子“婚事”给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