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说：“既然是国家之间的大合作，我想我们可以寻求国际仲裁机构解决某些问题的。”
对方：“你们的土地价格高。我们没有把项目放在上海，就是因为他们的土地价格太高了。”
这又是一个要命的话题，周志方已经看出了对方的疑虑和人家的弦外之音。
周说：“价格可以再谈嘛！我想只要在法律框架内谈，会得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结果的。”
对方紧追不舍问：“是不是40万左右一亩？”
周对这个情况非常清楚，他马上回答：“不会吧，我们大概是20万左右。”
对方满意地笑笑，站起身，说：“好，周先生你先回宾馆，我会及时把我国的决策在最短的时间里告诉你的。”
“谢谢了！”周志方真心地紧握潘秘书的手。
周志方到代表团住处，将情况向章新胜市长等汇报后，大家情绪振奋，静等新加坡方面的最后消息。
“来来，我们再来几盘！”有人高兴地重新拿起老“K”牌，甩了起来。
“丁零……”半夜，电话铃又一次骤然响起。周志方几乎是跳着奔过去抓起电话的。“喂，是潘秘书啊！我是周志方……好，好！我一定转告章市长！谢谢！谢谢潘秘书！”
“怎么样？成了吗？”章新胜已经从周志方的表情里知道了即将发生的好事，但当周志方将电话里潘秘书说的话告诉大家时，苏州的几位代表团成员还是欣喜若狂了好一阵！
周说：“潘秘书告诉我，请我们章市长明天下午去与王鼎昌副总理签字！另外今晚让章市长准备到李光耀处，他们的李光耀资政要亲自与我们章市长敲定合作项目！”
“哈哈……太好了！太好了！”
“哎呀，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到底是今晚还是明晚呀？”突然，市长章新胜大叫起来，只见他扯了扯零乱的衣衫非常着急地说。
“当然是今晚！你看看，现在离明天零点差一个多小时，人家对我说得明明白白：是今晚请你去与李光耀见面的嘛！”周志方确认道。
“天哪，也就是几十分钟了呀！你、你们……赶紧帮我一起准备准备！我不能这样披头散发去见李资政呀！”一向十分讲究的市长章新胜这时也像无头苍蝇似的，满房间到处乱抓乎东西，嘴里一边说着：“我不能一个人去嘛！这么大的事情，应该有第三人在场。谁去合适呢？你们几位肯定不行！对，马上打电话请我们的张大使陪我去一趟。他是我们国家驻新大使，他去最合适！快给大使馆打电话！”
王金华等为章新胜市长整理衣衫，周志方则操起电话立即给大使馆通话。
40多分钟后，章新胜与张大使如约到了李光耀资政的府上。一见面，李光耀显得有些激动地站起来高声说道：“我们人民行动党初步愿意同你们合作。”
李光耀今晚的态度让章新胜和张大使都有些吃惊和意外。因为一向文质彬彬的李光耀今晚从一开始就显得特别激动，甚至说着话拍起了桌子：“我李光耀要用最后的政治生命坚决支持这个项目！你们可以马上向你们的中央领导报告这一点！”
这回章新胜是吃了“定心丸”，当带来李光耀的这一新加坡的最高决策回到宾馆时，几位苏州人都已经疲劳得“呼呼”大睡了。
“老周起来！起来——”每到这种时候，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周志方肯定是最倒霉的一个。
“老周，起来！起来干活！”章新胜一脚将周志方“踢”醒，“马上给家里的王书记发个传真，再给我们的外交部发份电报，请他们将李光耀资政的意见报告中央！”
“李光耀怎么说的？”周志方等见章新胜如此兴奋，知道事情已经完全向好的方面逆转，但到底好到什么程度，他们还是想听一遍。
“嘿嘿，想听？想听就先让酒店给弄碗面来！”章新胜笑道。片刻，他一边吃面，一边对代表团的王金华他们说：“事情还没有完。我们要弄清楚新方为什么愿意投资中国，投资苏州。”
于是第二天开始，苏州人在大使馆的帮助下，获得签证延期后，又开始了紧张的“情报”收集工作。他们分头找到包括国内的和与中国关系好的新加坡朋友一起了解和分析新加坡，特别是李光耀那么“一意孤行要把项目放在中国”的真实意图。
根据李光耀和邓小平、江泽民在北京先后谈定的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项目叫做“借鉴新加坡经济发展和公共行政管理经验”，简称“新加坡软件”，这是一种国家管理经验与形式的移植，李光耀提出的项目资金为200亿美金。
200亿美金！等于多少人民币？当时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在8∶1多，等于是1600多亿人民币！如此大的一笔外资项目，在当时国际间的合作项目不说是最大的，也是太有震撼力了！那么，新方到底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要把资金投到中国呢？
苏州人当然想了解个明白，中国高层当然也想弄明白。虽然当时的形势与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的国内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曾经喧嚣一时的“姓资姓社”和“卖国爱国”的争论仍在一部分人的脑子里或行动上留有残余，更何况新加坡如此大的一笔投资，有没有什么“阴谋”？有没有什么想搞垮中国的意图？苏州人暗暗窃喜项目可能落到自己手里的同时，又非常担心政治风险和国家安全风险。
“情报”获取的结果是：新加坡的开国之父李光耀在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后，他的国家危机意识太强烈了。于是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那个时间里几乎天天开会，结论是：如果没有特殊的防范意识和措施，新加坡绝对有可能成为第二个科威特。
“一个小国不能太富了，我们的钱不能都放在国内，那样一旦邻国的几百辆坦克开过来，新加坡顷刻间彻底完蛋！”据说，李光耀在人民行动党的最高层发出如此震耳欲聋的警告声。正是从这样的危机意识考虑，他们决定要将新加坡“搬”出去。“搬”到哪儿？最后的结果是中国最理想，一是中国大，施展的空间无限。二是中国正在发展，回报率高。三是中国也有愿望——邓小平看中新加坡的管理经验与经济发展模式，领导层可靠。还有一条特别重要：中国与新加坡都是儒家文化，大家都是华裔。
那么为什么选择苏南而不是其他地方呢？当时的情况是：东北和山东一带，韩国人和日本人插足了；广东和珠江三角洲，台湾人先上了。现在剩下最好的一块就是长江三角洲！再不插足，有可能被欧洲什么人捷足先登。上海地价太贵。苏州一带最理想，苏州人脉好，自然风光更不用说，关键的是苏州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上的兴商、和商、亲商传统。李光耀和新加坡高层的思考结果基本鉴于上述原因。
苏州人心里有数了，中国高层领导更明白了：新加坡和李光耀没有“阴谋”，只有寻求救国的“阳谋”和与中国友好共存的强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