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简陋的北门街的地摊市场向第二代市场进驻时，有一天县城所在的稠城镇一位领导的秘书突然来找何海美，给她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说何海美你的工作问题解决了，领导安排你到义乌饭店上班。如果这个消息提前几年，何海美一定激动得向这位秘书同志跪下来谢他。你想，一个乡下户口的农家女子嫁到城里后，她何海美近十年间为了寻找一份工作，不知求过多少人，但回答她的最多也是一份临时工。那时对何海美来说能有一个正式工作不仅保证了自己和新出生的儿子有饭吃，而且更重要的是那意味着她的身份得到了彻底改变，即由一个农民变成了城里人！那时在普通的农民眼里，一个城镇户口、一份正式工作，就是搬不尽的金山银山。但令这位秘书没想到的是，他过去一次又一次接待的这位要求安排工作的何海美，竟然摇摇头回答说她现在只想经商，不想再要啥正式工作了。“想好了？可别后悔。”“早想好了，决不后悔！”何海美拒绝接受有关部门的好意，是有她的道理的。她说她当时看到第二代市场的建设，特别是政府和顾客们开始把她这样过去被赶来赶去的小贩也当做人一样对待了，心里有种说不尽的感激。而这种精神力量远远超过了多赚与少赚钱的意义。另一方面从经商的条件看，“马路市场”与正规市场之间的差异也极大。过去在马路边摆摊，其规模、信誉都受影响，进入室内市场后就大不一样了。每一个工商户都有固定的摊位、固定的经营场所，顾客从你这儿买东西也放心，如果发现问题可以随时找到货主，还可以找工商管理部门论理索赔。摊主的经营形式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马路市场”时期一不敢多进货、进长货，二都是现钱进货、现钱交易。正规市场的经营形式就多样了，摊主从货源地进货时如果该商品销路好可大量吃进，如果资金周转紧张供货方很放心地可以向你先发货，待货出手后再结账。而何海美告诉我，她和其他一批早期的义乌经营者之所以“发”，是因为他们这些个体经营者进入小商品营销市场时，货源大部分是国营企业的滞销产品，他们进货时不仅价低，且大部分都是销完再结算，这使得何海美他们左右逢源，八方得利。特别是当某一滞销产品的企业得知义乌人给另一个滞销产品的企业解决了大困难后，就主动找上门请何海美他们代销代售，甚至出现“半送半卖”的现象。
这一阶段，义乌很多人赚了大钱，也使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名声大震。一时间，似乎好卖或不好卖的商品，只要到义乌、到义乌人手里就可以卖个好价钱，就可以变死钱为活钱。早在“鸡毛换糖”时就有异地交易传统的义乌人，这回更是发挥所长，有的经营者人未出义乌，却把广州的紧俏产品与上海的滞销货就那么一交换，嘿，钱赚老了！然而这仅仅是有形的物质世界。对义乌广大个体经营者来说，他们通过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支持获得的收益，不单单是丰厚的钞票，更丰厚的是思想上的飞跃与进步。黄昌根、何海美、潘茂法、吴承先等一批曾在极“左”年代被视为带头“搞资本主义”的经商积极分子，都是在这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以自己守法经营、助人为乐和慷慨支持公益事业的行动，在广大个体经营者中间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力，为整个义乌市场的良好风气奠定了基础。十几年后当我来到义乌实地采访时，虽然主人没有专门为我介绍这方面的情况，但当年这批个体先进分子，至今一直保持的带头作用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到市场里找何海美和冯爱倩等人采访时，她们都忙得很，但奇怪的是并非在为自己的生意忙碌，而是在专门为市场和别的经营户做事。什么劝架呀，什么帮助联系运输呀，或者找“消协”呀，总之没有一桩跟自己的生意有关。开始我很奇怪，问何海美、冯爱倩她们，为什么你们放着自己的买卖不做而专为别人在忙乎？她们告诉我，市场发展大了，每天有几万经营者和几十万客户，而买卖之间既有合同协议一类的大事，又有缺斤少两一类的鸡毛蒜皮小事，光靠工商和市场管理部门就管不过来，所以我们这些积极分子就把这些事都揽了下来。一方面我们本身是经营者，熟悉和了解经营者之间或经营者与顾客之间的问题，加上我们又都是市场的“元老”，处理啥事时大伙容易听得进。
我在向何海美、冯爱倩采访时，正好有两个经营者为了摆放货物发生矛盾而来到市场办公室论理。快嘴俐牙的冯爱倩几句话就将两个刚刚还像斗鸡一样的小老板说得无话可说地低着头出了门。虽然在短暂的采访中我无法获悉更多的相关事例，但义乌市场管委会冯爱倩、何海美、龚辉潮他们这些人的身影，引起了我无限的思索：义乌市场之所以能够与众不同、之所以不断地繁荣，它有一条极其重要的经验就是充分发挥和依靠了冯爱倩、何海美等一大批积极分子，这些创业者的敬业精神与无私奉献，是义乌市场闪闪发光的基石，它支撑着这座五彩缤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厦。
在第二代市场建立不久，原设计的1800多个摊位在开业不到一个月里由于经商人员猛增，市场管理部门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利用可利用的一切办法，使场内摊位扩至2800多个，但参与经商的人员依然如潮水般地涌来。经历当时这一幕的义乌人都还清楚记得，新市场开业时，大伙对当时全省第一大室内市场叹为观止，可转眼间竟然被挤得无立足之地，别说远道而来的客商们进不了市场，就是本地的摊主进出都成问题。由于越来越多的人看好市场，因此几度出现摊位租赁费猛增，有人看着摊位抢手，便干脆倒腾起摊位来，这更加剧了市场的吃紧与混乱。1985年4月下旬，已经从谢高华手中接任的新一代县委领导现场办公，在征求工商户的意见基础上，决定为适应市场需要提出了再建一个市场的方案。然后令决策者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再建方案一传出，当即引起了另一种异议，由于新方案中必须占用一定数量的良田，因此一部分人就借此向省里甚至向中央写信说：“这么好的田毁掉建市场太可惜了，光靠市场能吃饱饭吗？”一句直截了当的话是：你们这么干，既毁田，又盲目，不要被眼前这些自发的又自由散漫的个体户、小商小贩们所制造的某种不正常的现象所迷惑！在当时，这种意见不是没有社会基础，而且从大多数人特别是大多数干部的心态来看，对搞市场到底能不能持久和能不能成为义乌发展社会经济的主导产业打了问号。怎么办？路只有两条：或者再建，或者不建。再建就是把市场向前推，不建就是让市场发展到此为止。两种泾渭分明的意见都集中在县委身上。那时的县委书记是赵仲光，此次拍板得靠他。赵仲光书记处理此事既简单又不简单，他叫上县里五套班子成员，跟着他来到实地考察，最后来了个集体表决的方式把再建市场的事定了下来。“有意见只听不改，定下来就快上，明年国庆节前开业时我来剪彩！”赵仲光书记最后特意指示道。正是快刀斩乱麻，而义乌的决策者们从谢高华开始就一直做着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那便是顺应市场发展的自身规律，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其蓬勃向前。
1986年的9月26日，仅用了10个月时间，一个更大规模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在义乌城内建成。
形势依然出乎想象。开业之初呈现的欣欣向荣景象，令义乌人自己都无法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总之市场之好连经营者都有些弄不明白了。时隔仅半年，在1987年的春季到来之时，义乌的第三代新市场再度告急：经营场地爆满不说，整个义乌城内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市场——由于室内场地不够用，许多经营者和客商只能见空地方就凑在一起买卖交易起来，曾出现过有人什么生意都不会做，就在火车站旁边租了一栋楼给外地人提供进货发货中转，结果此人一年下来轻轻松松赚了100多万元！义乌人太精明呀，有人听说出租房屋赚大钱，于是便掀起了在县城内大兴新宅基的热潮。哎，这一热，连一向头疼如何把城市建设赶上去的城建干部都没想到的事出现了：搞了几十年却从没多少改观的义乌城市建设在一夜之间楼群遍地，马路一新，整个城区面积一下扩大了好几倍！叫人兴奋的是政府没掏多少钱，仅仅多拿了几套规划而已。
市场给义乌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短短几年间的市政建设使以往的一个小旧镇，瞬间一跃崛起，成了浙中的现代化城市。1988年，义乌正式由县变成了市。而这撤县改市的进程，如果没有小商品市场的发展，也许义乌的今天仍然是个县级建制的地方。
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经在政治经济学中指出，资本进入自由经济时，它的发展将常常不以人们的主观意愿所转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同样的道理，当它一旦进入良性状态后，它的发展将超乎我们想象，并对整个社会形态都将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在第三代市场开业不久，摊位的紧张再度成了义乌市场的首要矛盾，而此时外地客商对义乌市场的热情则越来越高，故经营者纷纷向已经是市府的义乌领导们强烈要求再把市场扩大，其急切心情胜于火燎。看来第三代市场的决策过程又是短期行为了。别犹豫了，再扩吧！这回上下几级干部和大多数群众都看法一致，因为实打实的好处使义乌很少有人再对市场说三道四了。集体决策很快形成：在第三代市场后侧过稠州路向东延伸的120亩地作为第四代市场规划区。6月份决定，7月份就以市委办公室名义向全市发出了通告。
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千千万万个经营者和60多万义乌百姓都在期盼着更大更精彩更宏伟的“中国小商品市场”诞生。然而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风暴从北京刮遍了中国大地，一时间神州大地上空乌云阵阵。中国人民陷入了痛苦和迷茫，未来的前途到底如何，成了每一个人重新期待的大课题。让义乌人感到最不可理解和难受的是社会上此时盛行“个体户是动乱的根源！”、“国家要继续举起红旗，就必须先得铲除私营经济！”云云。义乌人和义乌市场此时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甚至是当头悬着的利剑般的压力，虽然有些现象想起来是莫名其妙的，但在那些日子里却被说成有鼻子有眼的事，似乎个体经济就是产生动乱的土壤，个体户便是动乱的有力支持者，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最活跃，故而那里的政治问题就最值得关注。简而言之，义乌的人和义乌的事应当引起上面足够的重视和注意！
“什么，这个时候你们还要扩建市场？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先把个体经营行为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给弄弄清楚再说！”
有人对义乌呈上的报告不屑一顾，打着一副很政治味的官腔。更有令义乌人心寒的事：一向对义乌市场热心，并常常喜欢将义乌市场发展的成就，纳进自己成绩挎包里的个别领导，到了义乌市场却不敢往里走一步，好像走近一步就会把他的乌纱帽摘掉似的……那是一个令义乌人极其失望与期望并存的时刻，义乌人因此而更加不忘当时的市委书记郑尚金和他的“一班人”。在大风大浪面前，郑尚金等领导作出了果敢和负责的决策，百姓们因此一直记着这些在义乌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性人物。虽然我没能有机会采访到现已是金华市市委书记的郑尚金等人，但他们在特殊时期为义乌所作出的功绩，在义乌人民心目中是座不朽的丰碑。当时参与《关于扩建义乌小商品市场问题的论证报告》的现任市委宣传部朱连芳部长向我介绍说，当时整个义乌市场人心浮动，其根本点是弄不清个体经济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问题，由此引发了义乌办小商品市场到底对不对、还要不要办的问题。中国有许多事可以等着决议了再做，但当时义乌市场已在全国挂上名了，庞大的市场一天不经营就会影响几万十万经营者的利益，几天不经营就可能使我们几年苦心经营和造就出的市场一下垮了，所以那时我们市里领导急，市场管理者急，个体经营者更急，怎么办？那时每走一步都可能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值得义乌人感到欣慰的是，当时的义乌市委、市政府领导迅速作出了正确的决策，即坚定不移地肯定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经营者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办义乌市场昨天没有错，今天扩建它更没有错。为此，我们做了大量艰苦而有成效的稳定人心的工作，如每天把市委、市政府的意见用广播等形式，不时地向经营者们宣传，出动机关行政干部深入市场给群众做耐心细致的解释和宣传工作。同时又专门配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反映义乌市场的专题片《独立的王国》宣传，使在义乌从商的全体经营者都明白，义乌走的路没有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不仅没有，而且是更加完全正确地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搞个体经济光荣，参与办市场就是为社会主义办更好的事。认识清楚了，信心也就坚定了，我们的市场也就越办越好。
1990年10月5日，当时的浙江省省长沈祖伦大笔一挥：义乌市场扩建确有必要。于是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波之后，义乌人办市场、办大市场的决心更大了，这回他们是彻底要瞄准“全国第一”目标进军，因此第四代小商品市场的设计一出台就令人激动不已：义乌要建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以上的全国最大的室内商品交易市场！
第四代市场从提出到开工到正式营业，用了1年零10个月时间，这场决战义乌人非常难忘，它既使从商者完成了从商品交易的原始和简单的阶段到具有现代知识和技能色彩的整个过渡，也是弄清了什么是姓“资”、什么是姓“社”的经营性质上的根本认识。几年后，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1999年初的全国人大第九届二次会议上又把邓小平理论连同“个体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组成部分”一起写进了宪法。其实对义乌人来说，他们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和运用，与发展市场经济来推进社会前进的实践，则早已开始并获成功。当义乌人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市场经济也真的像一只“无形之手”，帮助和促进着整个义乌市场的健康发展。
1992年，在义乌的历史上可以重重地记下几笔：由国家工商局确认的全国十大市场中，义乌市场名列榜首，并为此得到国家批准，将义乌小商品市场改名为“中国小商品城”（在这之后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连续7次排名全国第一，即年年处在几万个商业市场的“老大”地位）。其二是，义乌当年向国家上缴的财政收入中，个体私营企业税收达50？郾5％，实现了第一次过半。别小看了这一“过半”，它的意义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中国人民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可是个极其重要的实践依据，当然对于义乌人自己来说，搞市场此时已不再是简单的管与不管的“副业”了，它是实现本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占主导地位的大产业！非抓不可！非抓好不可！
我曾同一位经济学家讨论过这样的话题：在中国，类似义乌的商品批发市场不下几千几万个，为何独有义乌市场发展得如此迅猛与健康？这位经济学家运用了很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试图来向我论证义乌办市场的成功经验。但他的那些出自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无法使我信服，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市场规律别人也曾运用过，但中国很多市场在办的过程中就时好时坏或者压根儿就失败了，可义乌从来就没有失败过，一直发展得出乎意料地顺利，这是哪只“无形之手”在作怪？在发魔力？
这正是我和许多人想弄明白的。
这正是义乌超人的魅力所在。
曾经听到一则民间传说：有个广州商人在80年代中叶认识了一位义乌人，这个广州商人已有30多万元资产，那时这样的数目绝对是大款了。当时那位义乌人是刚扔掉拨浪鼓第一次出门去广州想批点小商品回家赚个过年钱。他身上仅有500元钱，本来只够批一些最便宜的文具小商品。广州的那个老板说你要货不是？是想便宜点不是？好啊，你就请我进一次“OK厅”玩玩怎么样？那义乌人心想城里人不就是爱那个“寻开心”嘛，去就去呗。这一进去不要紧，最后一结账那义乌人差点急出性命：整整花去了他400元！这怎么进货呀？那广州人大概看出对方的窘境，说老弟你放心，我看你还算仗义，进货的钱你暂时可以不付，留下身份证下次再付也成，不过有个条件：你必须在半个月之内把钱送来。人家已经够朋友了，那义乌人还有啥可说的？行，就这么定了。那义乌人挑着货物往火车站就跑，哪知一掏口袋只剩了20多块钱，连张火车票都买不到。这可咋办？义乌人急得全身直冒汗，他想过回去再到广州老板那儿借点钱买个回程票，可又觉得自己太丢人现眼，说不好人家以为你是故意敲诈啥的。左想右思不得要领。正在他极其为难时，他看到附近有个小店有卖竹担子的，义乌人对竹担怀有特殊感情呀，那义乌人便马上过去用身上所有的钱跟那店主讨价还价买了副竹担，并把批发来的货物全部装在担里，就迈开双腿重新当了一回特殊的“货郎担”。从广州到义乌一千余公里，那义乌人一路摇着拨浪鼓，边卖货边兼程回家，整整用了12天时间赶回了义乌。第16天，正当那广州老板心里骂着“不能当好人”时，义乌人突然出现在他眼前，并且把准备好的钱一分不差地呈上去，说了声：“大哥，实在对不起，因为赶路我耽误了一天时间。”待广州人听完义乌人从头到尾那么一说，“老广”感动得连呼“义乌人天下第一商！天下第一商是义乌人也！”5年后，那个义乌人已经是“千万富翁”了，而那个广州人则老老实实在义乌打工，每月只挣两千来元生活费。有人奇怪地问他为啥放弃生意不做而来义乌为别人打工，你道那广州人说啥？他说：“天下既然已有义乌人在做生意，何必再有其他人从商？”关于这则民间传说的真实性我无法去查证，但从中可以让人侧面认识一件事，那便是义乌市场的兴旺发达，长荣不衰，与义乌人独特的经商之道密不可分。
义乌人从小孩到老人，都能说出下面几句话：“踏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辛万苦。”这个“四千”精神是义乌人祖传下来的经商法宝，它源于“鸡毛换糖”的摇拨浪鼓生涯，可以说是义乌人经商成功的精髓。
与众多初次到义乌的人一样，开始我同样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最大的一个商品交易市场，它既不在北京，又不在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却在义乌这么个贫穷偏远的小城市？现在我才明白，这既是邓小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在这里实践得好，也是义乌人的独特经商之道所决定的。也可以这么说，除了义乌人之外很难有第二个地方能与它竞争。这是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刚刚开始不久，尤其是在我们的商品信息与流通渠道十分不健全的国度，特别是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国有经济占了主导地位，人民的生活用品及生产资料都赖于单一渠道的供给，横向的流通渠道几乎是零。在这种特定的机制下，当我们一旦始发市场经济的快车时，就会发现其不健全和不畅通的轨道常常会严重地阻碍我们的进程。而义乌人则在此时此刻充分发挥了他们独有的优势，这就是他们用双脚踩出的信息与商品流通的渠道。最初的义乌市场，基本上仍然是“鸡毛换糖”的延伸。但绝不要小看了这种延伸，正是这种像蚂蚁搬山式的延伸功能，使得义乌在得到政策允许大办市场时，它所释放出的巨能变得就像原子能所产生的裂变。当成千上万的拨浪鼓手们发现用货郎担将各地所产、所剩的商品，以蚂蚁搬山一般往回拉的形式，已经无法满足日趋潮涨的需求时，他们就改用车拉、船装甚至飞机代托等办法一次次地将全国各地的那些紧俏货物像蚂蚁般地搬回家乡……而就在此时此刻，他们的家乡义乌便成了万千货物的集结地。这些货物都是些百姓日用的紧缺用品，当然很快就有人买、有人批走了！这你一运，我一卖，他再一批发，物品流通便越走越快。这时拨浪鼓手的身份已经成了采购员，但由于他们的本质没有改变，肯吃苦，肯赚小利，所以从不怕别人抢自己生意，也不怕别人与之竞争，相反他们十分愿意在这种激烈的相互竞争中练就自己更过硬的从商本领。在80年代，我们国家的交通行业远不能适应物品流通需要，很多地方连车都不通，或者只有一两趟班车。有个义乌人对我说，他在一次外出采购货物时，不说车上没座位，就是连个立足的地方都找不到，为了保证把货物运回家，那次他整整在火车上睡了一个星期“卧铺”——就是把身子横卧着钻在座位底下。有谁设想一下那种不能抬头、不能直腰，连撒尿都不能的滋味是怎样一种生活体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该载入世界吉尼斯纪录。其实义乌人今天所呈现在国人面前的大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中的无数人，曾经以同样的吃苦耐劳精神，像蚂蚁搬山般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
全国各地的小商品就这样神奇地跑到了义乌，这种巨大的流入过程在同时间又向外传递着一个信息：义乌有各种你想要但别的地方没有、或者价格不如义乌便宜的货物。于是无数经商者就跑到义乌来，他们兴高采烈地搬走他们想要的商品。而在这同时，义乌人再一次发现了什么东西是别人最喜欢的，什么东西是最能赚钱的，于是又形成了新一轮的采购，蚂蚁搬山式的采购再一次从各地运回义乌。不久，聪明一些的人就采取不来回跑，而是常驻某一地，通过调拨来及时运回义乌方面所需要的商品；再有高明者在向义乌运回货物时，又从义乌市场发运常驻地紧缺的商品，如此坐地一方，来回赚钱，不亦乐乎。更有高明者，他完全靠义乌市场上或者是从其他渠道获得的信息，根本不经义乌市场，直接从有货的某地调拨至缺货的某地，如此天马行空，赚的钱便更多了！但不管哪种形式，源头始终在义乌，因为操纵整个市场和流通过程的是他们义乌人。千万别小看了义乌人这“一进一出”的运作过程，它对市场形成和促进中国产业发展起的作用非同小可。
有个叫楼香云的服装商，最初在上海进了一批丝织方巾，很好销，后来她听说这是嘉兴产的，就拿了方巾直奔嘉兴，到那儿一打听才知这是距嘉兴市还有20里路的王江泾生产的。楼香云一看此地，交通异常不便，当地农民劳动力大量剩余，但生产的丝织产品却工艺精湛，于是说以后你们的产品我全部包了。原本一直为产品销售犯愁的王江泾人听了这话就像见了财神爷，于是一口答应。从此楼香云每天往这儿跑一趟，几年过去，王江泾就在楼香云的一次次奔跑中盖起了一排排楼房，农民们今天都过上了小康生活。楼香云呢，自然不用说，她的口袋里早已鼓得发胀。像这样的事太多了，目前义乌人在外跑生意的约有五六万人，与楼香云一样跑富了自己又带富了一片的比比皆是。
义乌人在历经上面这阶段后，慢慢发现，要使市场不断地有竞争力，赚更多的钱，以往的那种来回运拨式的生意成本仍高，而且商品的式样受原有式样的限制。义乌人便动起了脑子：为啥不能自己动手生产？干呗！这一干不要紧，心灵手巧的义乌人几乎把各地出现的紧俏商品和尚不被人认知却必大有市场的商品，全都给制作出来了，比如有人在广东发现了“呼啦圈”，三天之后，义乌市场上就能成车成车地批发，哪来的货？义乌人自己做的呗！那一年开始流行女式长丝袜，义乌人在三天之内生产出的长丝袜比广州百货商场里销售的花色品种还要多，当然价格低了近一半，袜商们兴奋得夜不能眠，源源不断地从义乌批发，一直批发到今天，而今天义乌的袜子生产量已经是全国的绝对第一，占全国总生产量的三成以上。袜子是义乌市场几万种商品中的一种，几乎每一种商品对义乌人而言，都可以形成他们的某一个拳头产业。这里面的奥妙其实不算太复杂，用他们的术语叫做“前店后厂”。所谓前店后厂（或叫前摊后厂），就是经营者在市场里开个店租个摊，店里摊上卖的什么货，其生产出处就在他的店后或摊后的工厂。别小看了这种前店后厂的生产经营方式，它也许是中国农民市场经济的一大特色，就像曾经统帅过中国工业生产“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一样，它正在或者有可能再度成为中国国民生产的“半壁江山”。在义乌我最初感受到的就是这儿的百姓的房子特别地大，每家每户基本都是一栋四五层的大楼，而义乌城区到义乌下面的城镇，大部分街景都是由百姓自己动手建的楼宇组成。开始我有些不理解义乌人为啥要造那么大的楼，三四口人住那么大的房子不都空着吗？后来我一进这些农户，才知道义乌人的家居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他们一般把一层开设为商店或铺位，直接售货，二楼三楼是厂房，只有最高一层的一小部分才是主人的生活用房。目前义乌的4个大市场上，共有6万多摊主，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前店后厂”。因此进义乌市场批发货物，你千万别小看了只有小小一两平方米面积的摊主，说不定站在你面前的就是位亿万资产的大老板。
我们知道，无论何种市场经济，供求、价格与竞争是它的基本要素，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的过程，便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即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引起市场价格的变动，价格变动反过来影响供求关系的变化，无论是价格变动还是供求关系变化，都会导致利益格局的改变，进而引发市场竞争；竞争的结果又反过来影响供求和价格。市场机制的如此动作，一方面激发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进取精神，不断想方设法提高技术，降低成本，改善经营，从而推动整个市场及社会的发展。而这促进生产力提高和社会发展的整个动作过程，便是我们所说的那只“无形之手”——即市场经济的规律。
义乌人从80年代初始，仅用了10年时间，由最初的“鸡毛换糖”的经营方式，争取到了自我生存的机会，发展到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品流通市场，垄断了全国小商品生产和流通及交易行业，使12亿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市场的价格，随义乌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把自己从一个连吃饭问题都难以解决的贫困小县，建设成“中国百强县（市）”，人民安居乐业，家家富裕小康。这一切正是他们恰到好处地将传统的“鸡毛换糖”精神与市场经济的那只“无形之手”联在了一起，并使之发挥出了最佳的魔力。考察一个市场是成功还是失败，最好的时机并不是在全社会或者说整个大市场都欣欣向荣之时，而应该是像这一两年中我们普遍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等影响下，各种市场不太景气时，方能看出谁英雄谁好汉来。当这两年国内大小市场都在大叫“跳楼”时，我们再看看义乌市场依旧风风火火、热热闹闹，你才意识到义乌确实值得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或者说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乌托邦，它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义乌就是这样的典范。
哈哈，彼此赚钱！大家赚钱！在这般同庆同喜之中，义乌市场又再一次向前大踏步地迈进了……
这就是市场经济学专家所言的“无形之手”的神奇之处？是的，一百多年前，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在他所著的那本厚厚的《资本论》里，其实早已给我们描述过，只是后来各式各样的继承者对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产生了多种分歧，使得本来为人类共有的社会基本规律，硬当做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了，而反把社会主义社会该享有的经济财富给剥夺了。义乌人的成功实践又使我们得以重新认识和享用这种财富，并在这种认识和享用过程中创造着神奇。
从上面所涉及的事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一个令人琢磨不透又叫你每时每刻处在激动与兴奋之中。也许这就是它的魔力所在。义乌市场能有今天这样长盛不衰的景象，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它的联托运市场的完备发育，紧随其主体市场和中心市场的健康发展。只要踏进义乌市，你就会马上感觉到这儿的运输线路和运输车辆之多，用“四通八达”来概括似乎太缺少了艺术色彩和想象力。义乌的主人告诉我，他们的市场繁荣实在少不了以联托运为主体的运输管理体系的有效建立。而这恰恰是国内一些专业市场为什么最后不敌义乌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抓“运”这个环节上输给了义乌人。最初的义乌人经商，靠的是两条腿。后来发展了，自己有了车子，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多拉快跑”，可仅靠这要想与市场的蓬勃发展相适应，还是远远不够的。长期的计划经济严酷地限制了经营者的双腿，你不是有了车子想“多拉快跑”吗？那不行，路是国家的，线是集体的，我让你走你就可以走，我不放行你有车子也白搭——多少个市场最后就死在这个体制上。义乌人聪明，当中心市场已成规模后，他们随即把运输也纳入市场体系之中，并像管理中心市场一样，给予运输业以同样的政策，并且把运输业本身当做一个完整的关联性质的市场进行大举开发。交通路线是国家公有的，而我可以给你政策呀！于是一整套个人承包的“联托运市场”管理方法便出台了。这对经营者来说，就好比你在他的双腿装了两个轮子，就好比在他两胁插了翅膀……那才真叫舒坦、活络！现在，义乌每天出出进进的数十万吨货物，就是靠那数百条天上的、地上的、水上的运输线路源源不断、畅通无阻地连接着全国、全世界，并以最快捷的速度和最合理的价格满足着义乌市场的每一位经营者去织编他们心中的美梦。
一件是关于义乌市场管理部门处理和打击假货问题。
曾在几年前，国内商界对义乌市场有个说法，说它是“中国最大的次品市场”。似乎有了义乌市场，便跟着就诞生了中国的“假冒伪劣产品”。这着实把为人正直的义乌人冤枉得不轻。可事情偏偏不是无中生有，义乌市场发展之快，市场之大，又有那么多赚大钱的机会，谁不往你义乌这块风水宝地钻？可苦了的正是义乌人。但埋怨没有用，担心倒脏水连孩子一同泼出去也不是办法。义乌人从1991年开始，工商部门连续5年甩了“四把斧子”，那听起来真是有点惊心动魄：头一把斧子是对所有名优产品的销售摊位实行“定点定摊、亮牌经营”，就是说，你对自己销的名牌产品除了要有厂家的代理代销证明外，你自己必须对销出去的商品敢拍胸脯，出了问题，不仅要加倍赔偿，还要在全市场列名张榜，使你不得再在有大钱可赚的义乌市场里设店摆摊。第二斧子更绝：来检举查证的不光是工商管理部门和广大消费者，而是请生产厂家派专人来监督查询。说到底，最恨假冒伪劣产品的还是厂家，请厂家派人到市场来监督不就等于耗子洞前养了一只猫，谁还敢轻举妄动？第三、第四斧子属于高明办法：义乌主动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定期承办名优新产品博览会；与各名牌企业建立联络机制，在商城特设名优产品展示柜等。如此连挥大斧，那些企图混水摸鱼者再不能随随便便在市场内兴风作浪。几年下来，义乌市场不说一片净土，却也差不多清澈见底。你今天到市场里走一走，再抬头看一看街头路旁铺天盖地又醒目多彩的大广告牌，就知道现在国内多少名牌产品的厂家已经在义乌立足了。有位上海国有大企业的老板，前几年听人传言义乌市场的假冒伪劣产品如何如何之多，去年他亲自前往考察了一趟，大呼不该轻信别人的偏见之言。当年，他的企业产品大举进入义乌市场，别人问他收益怎样，那老板笑着只说了一句话：“谁要是失去了义乌市场，谁就是最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