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解放湖南后，住进了长沙县郊区的肖家巷，一个中午休息时，高玉宝请一个有文化的战友给他念一本连环画册《少年毛泽东》。书中讲到，毛主席少年时期特别好学，看了很多古书，发现一个疑问：书中的主人公怎么都是文臣武将，才子佳人，没有一个耕田汉呢？高玉宝马上想到，是啊，自己当童工时，听了那么多书，也是没有写穷人的。不久，部队发了一本作家白刃写的书，名为《沉冤记》，是一本专门写受苦人的书。高玉宝听后很受教育，也又一次受到了启发。
高玉宝想起了苦难的童年，想起了万恶的地主，想起了可恨的日本鬼子，也想起了在日本人统治大连时死去的妈妈、弟弟、爷爷和叔叔；而思念战斗中牺牲了的战友们的念头更为强烈。这一切激起了高玉宝写一部书给后人看的愿望，而这一愿望一产生，就再也打消不了。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七日，高玉宝在湖南省长沙县江北镇肖家巷动笔写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从此开使了他的文学生涯。
写作和识字是两回事。高玉宝动笔写书了，可困难接踵而来。平时学得的一百多个字根本就不够用，写一句话十个字有八九都不会写。想好了的故事和人物就是表现不出来，种种难处像一座大山压在高玉宝的心上。一段时间，高玉宝想放弃了，但他觉得不写对不起死去的战友和亲人。
高玉宝想，困难是有，但和自己童年受的苦比，这困难还算什么呢？和死去的战友比，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呢？一定要写下去，再难也要写下去。决心下了，办法也有了，他想起了自己最初的入党申请书，是啊，不会的字，就先画下来，等学会了再填上。如日本鬼子的“鬼”字不会写，他就画个人脸，伸出个大舌头来当鬼，过后一看，他就知道是“鬼”的意思；“哭”字不会写，他就画个人脸，张着嘴来哭，但他又一想，人哭和笑，有时都张着嘴，为了区别，他又在人的脸上画上几滴泪，这样，“哭”字就出来了；“杀”字不会写，他就画个人头，再把一把大刀画在人的脖子上，意思是人头被砍掉了，就是“杀”字。有的字无法会意，他只好画圆圈，学会了马上填上；有些字只会一半，他就先把会的一半写下来，把不会的一半画个圈留下缺口，如抱柴火的“抱”字，当时只会写“扌”，不会写包字，就在“扌”旁留下口。
那时，高玉宝写作都入迷了。一次部队行到湖南和江西交界处时，他在田间分发报纸时，突然看见一个老者在前面走过。老者拿着一把伞，背个小包，高玉宝认定是个有文化的人。正好他写的书中有那么多字没有填上呢，就想向老者学几个字。他把马拴在树上，把邮件放在地下，就去追那位老者。哪曾想，老者不认识解放军，看有人追他，也跑了起来，后来还把伞和小包也扔了。高玉宝捡起伞和小包，边跑边喊：“老表，我是解放军，是保护老表的。”
老人这时也跑不动了，只好站下。高玉宝跑到老人身边，把雨伞和小包还给了老人，老人这才说：“原来是大军，你有什么事啊？”高玉宝一边擦着汗，一边说：“也没什么事，就是请您教我几个字。”把老人吓了一跳，高玉宝也感到不好意思了。老人听后，脸上疑惑没有了，露出了笑容。他拉着高玉宝的手说：“来来，咱们坐下，我来教你。”临分手时，老人拍拍高玉宝的肩说：“你真是个好孩子啊，这样的大军也少见呐。”
高玉宝写书，为了弄清字他求过战友，问过房东，追过老者，也拦过司令。有一天中午，高玉宝用休息时间正在写作，有几个字又难住他了，可身边没有教他的人，正在抓耳挠腮之时，司令员吴克华骑着一匹枣红战马下部队视察。高玉宝不认识司令员，拿着本子跑上前，敬个礼后说：“请首长别走，我想问您几个字。”这时司令员的警卫员急了，“你是谁呀，这是司令员，工作忙，你这个同志咋这样呢？”高玉宝一听，坏了，这是司令员啊，心想，一定要挨批评了。可他没想到，司令员下马了，而且还十分和蔼地说：“小同志，你问什么字啊？”高玉宝不好意思吱声了，司令员说：“爱学习是好事嘛。”之后，耐心地教了高玉宝几个字才上马离去。也由此，高玉宝拦司令，将军教战士识字的故事开始在部队传开。后来，高玉宝小说出版发行时，吴克华将军还专门向高玉宝祝贺过。
高玉宝写小说的事在部队传开了，宣传股长迟志远特意来看高玉宝，还给高玉宝写了几句鼓励的话：“玉宝同志，希望你继续写下去，把这本书写得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样。”高玉玉当时不知道这本书，他不解地问：“我放过猪，做过劳工，可没炼过钢铁啊，为啥要知道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呢？”股长一听笑了。这才告诉高玉宝，这是一本书的书名，主人公是保尔，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写成了一本激励人的书。高玉宝听后很受鼓舞，人家盲人都能写成书，我就更能写成了。
高玉宝的写作要比常人多付出十倍的代价。那时部队正在广西追击白崇禧，他的那匹大红马过险峻大山时摔死了。他只好自己背着那些家信、文件、枪弹和他的书稿，每天在部队里跑前跑后传递家信和文件等。最累的时候，他吐过血，首长知道后，把自己的马让给高玉宝。就这样，高玉宝终于以顽强的毅力和拼搏的精神，用了一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写出了二十万字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书稿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在广东揭阳收笔。后来这部手稿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收藏。
《高玉宝》在部队各级首长的关怀下，又经过部队作家的精心指点和帮助修改，于一九五一年开始在《解放军文艺》上连载，连载后立刻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曾以《英雄的文艺战士高玉宝》为题，发表长篇通讯，介绍高玉宝，并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向文化大进军，做文化的主人。一九五五年四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高玉宝》。此书的出版，曾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全军开展扫盲活动，在工农中掀起学文化热潮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高玉宝》一书的出版，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创造出了奇迹，在国内有七种民族文字出版发行，仅汉文出版的书已达四百五十多万册。其中的《我要读书》、《半夜鸡叫》被编入我国中小学课本里。在国外也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用十五种语言翻译出版了《高玉宝》这部书。《高玉宝》一书问世六十年来，影响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和青少年朋友，对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高玉宝最多时，一天能收到200封读者来信，来信已装满整整四个大木箱子。
在国内外广大读者强烈要求下，《高玉宝续集》也于一九九一年八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此书的出版既满足了读者们的心愿，也完成了高玉宝自身的一个心愿，他终于写出了一部纪念那些为了祖国的今天流血牺牲的战友们的作品。那些战斗的场面，那些流血牺牲的英雄，能更好地教育青少年们，热爱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奋发努力。
关心下一代，终身**国主义报告
高玉宝做报告，认真算起来，他是从一九五二年十月开始的，到现在已有近六十年的时间了。从五十年代初期的高大哥，到七十年代的高叔叔，再到九十年代后的高爷爷，高玉宝先后给学校、机关、企业、事业、部队等作了不下5000场次的报告，听众人数达500万人次。他行程近30万公里，遍布全国20多个省市。他在全国各地讲爱国主义，讲人生价值观，受到热烈欢迎，引起很大反响。许多听众称他是新旧中国、战争经历的活历史、活证人、活教材，使听众受到活生生的教育。所以，全国各地请他作报告的单位特别多，几百万听众和全国一代代青少年儿童的听众和读者，都是他的知心朋友。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日，这是高玉宝应邀在地方作的第一场报告。当时，高玉宝正在总政文化部改《高玉宝》的书稿，书中几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加之人民日报那篇《英雄的文艺战士高玉宝》一文的发表，高玉宝就成了关注的对象。那时，高玉宝改稿所住的总政文化部的招待所，在人民大会堂南侧的绒线胡同里，正好是北京绒线胡同小学的邻居。学校知道高玉宝的住所后，就特意过来请他给学生作报告。在首长们的鼓励下，高玉宝去了绒线小学。他只记得校长向全校的学生们介绍说，请高玉宝大哥哥给同学们做报告。当时高玉宝很紧张，面对操场上几百名孩子，高玉宝不知自己讲了些什么。但这第一次的报告却让他牢牢地记住了。
这场报告后，高玉宝就再也没有停止过。高玉宝有个朴素的想法，他是想告诉一代代青年朋友们，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是烈士们流血牺牲换来的，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打下来的；青年人应该奋发学习报效祖国，让红色江山代代传下去。
高玉宝热迅速在全国掀起。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日，上海市泸阁路上海中学成立了“高玉宝”自学小组；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二年级成立了“高玉宝少先队”；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广东省台县第三初级中学成立了“高玉宝班”。至今全国成立高玉宝学习小组、高玉宝少先队、高玉宝少先中队、高玉宝班已有近百个。
一九六三年，全国掀起学雷锋热潮。毛主席题词刚发表那天晚上，高玉宝彻夜未眠，而且连夜写了一首小诗：雷锋和我同命人，共产党来得生存，你为祖国献生命，我做你的接班人。高玉宝是这么写的，也是这么做的。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高玉宝作报告的次数就更多了，有时一年要作一百三四十场，有时一天就要作二三场。不论哪里，不论多远有请必到；也不论年龄大小，几乎有信必回。一次天津之行，就是因为与一个小朋友通信而促成的。
天津市河东区郑庄子大街小学二年级，一名叫丁爽的小女孩，在学完高玉宝的《我要读书》一篇课文后，回到家里跟妈妈说，她想知道高玉宝现在咋样了。妈妈一听很高兴，认为这是教育孩子的好机会。妈妈说：“妈妈小的时候也读过他的书，现在的高玉宝，你应该叫高爷爷了。”丁爽说：“我想给高爷爷写封信，不知道高爷爷能不能收到，收到了能不能给我回信。”那几天，正好天津的《今晚报》刊登了高玉宝的最新情况，还有通信地址，这样，丁爽给高玉宝写了信后，就让妈妈邮了出来。妈妈邮出女儿信的同时，自己也写了封信给高玉宝邮了出来。她除了问候的话之外，还希望高玉宝收到女儿的信后，能给女儿回封信，好给女儿以自信。
两封信高玉宝同时都收到了。收到信后，高玉宝认真地给小丁爽写了回信，同时还寄去了一条红领巾。这条红领巾是高玉宝参加大连市六一节活动时，小朋友们送给他的。接到高爷爷的信和红领巾，小丁爽十分高兴。她所在的学校，把高玉宝这封信张贴在了校园的板报栏里，让全校同学观看，接受教育。学校还与高玉宝取得了联系，希望给学校寄份高玉宝作报告的光盘，高玉宝给寄去了。学校听后，认为讲得很好，认为如果高玉宝本人能来学校作报告，效果很定会更好。就与高玉宝取得了联系，说等过完春节后，开学前带着丁爽上大连来接高玉宝去他们学校做报告。
春节刚过，高玉宝就与老伴到解放军出版社改他的《高玉宝续集》去了。改稿时，家里的女儿给他们打电话说，有记者请他们去给开学的学校作报告。这一下提醒了高玉宝，他一下想起答应郑庄子大街小学做报告的事。他怕人家到大连去找他，就马上与这所学校联系。对方收到信息的第二天，就赶来北京接他。他和老伴拿着小丁爽邮给他们的小照片去车站接人，结果走两岔去了，人没接着，但回到宾馆，一看小丁爽和她们的校长已经来了。
第二天上午去天津的路上，校长对高玉宝说：“高老，原定下午请您逛逛天津市容，明天再给我们学校作报告，现在看不行了，您下午就得作报告了，明天全区还要作一场，您看行吗？”高玉宝笑了：“我来就是作报告的，还什么行不行。”原来，校长来前把请高玉宝作报告的事向河东区教委领导作了汇报。教委领导说，这是个好机会，不能你一个学校听了，全区都要听一听。所以，取消了当天下午的活动，安排丁爽的学校和邻近的两个学校一起听报告，而第二天上午，安排了河东区其他学校一起听报告，下午返程。
吃过午饭，高玉宝被接往报告地点。学校的大礼堂里，全都坐满了，全校师生加上邻近学校的师生代表一千多人来听报告。区教委的、区团委的领导也都来了。高玉宝报告的题目是《读书立志，报效祖国》，在一个半小时的报告中，会场鸦雀无声，个个都聚精会神，报告一结束，孩子们都围了上来，他们与高爷爷合影，让高爷爷签名。而高玉宝回赠给孩子们的是一张特殊的名片，上面有高玉宝画的那份入党申请书，有一个掉眼泪卖茶蛋的小女孩，小女孩捧着高玉宝写的《我要读书》的一本书。这上面的内容，高玉宝都讲过，孩子们都特别喜欢。
第二天上午，给天津河东区多所学校的师生代表作报告。
报告结束后，高玉宝还没走下主席台，就被天津市河西区教委的领导拦住了。对方恳切地说：“高老，在天津有河东就有河西，您在河东区作了报告，河西区您也不能落下呀，给我们也作一场吧。”高玉宝说：“我回北京的票都买了。”对方说：“那就退了吧，我们给您买明天的票。”高玉宝只好答应了。
下午，河西区教委在一个大体育场里，通知全区近万名师生前来听高玉宝的报告。人虽多，但会场非常安静，秩序非常的好。这次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们也都来了，他们忙前跑后，录个不停。当晚，天津电视台在新闻节目里播报了高玉宝来天津作报告的新闻。
当晚上吃完饭回到宾馆时，高玉宝没想到，他的住处已去了许多人，都在那等他呢。有让高玉宝签字的，有特意带着孩子与高玉宝合影的，说两代人都读了高玉宝的书，都受了教育，要留个纪念。
这时天津《今晚报》的记者找上门“算账”来了，也是为了采访找出的不是理由的理由。他们说，高老能来天津，是他们牵的线，但高老来了，他们还不知道，让高老给他们大块的时间采访，补上他们的损失。高玉宝不明白，他们说出了原委。
原来，天津市的另一所小学叫鞍山道小学，两名小学生也是读了课文《我要读书》后，想知道高玉宝爷爷现在的情况。就给天津《今晚报》写了信。这家报纸很认真，就与沈阳军区联系上了，得知了高玉宝的近况和通信地址，之后登在了他们的报纸上。这就是丁爽妈妈看到的信息，才让丁爽写信的。
这样，高玉宝满足了《今晚报》记者采访的要求。采访结束时，记者又提出个小请求，希望明天上车前高玉宝能到一下鞍山道小学去一下，看一下写信的那两个小女孩，高玉宝答应了。第二天早晨，高玉宝刚起来，宾馆大堂里已经来了十几位拜访的人，他们有的给高玉宝带来了天津的小吃，有的特意来签名留念的。一个中年男子递给高玉宝一个笔记本，请高玉宝给他的孩子题个字。高玉宝问：“你孩子多大了？”对方说：“三个月了。”高玉宝说：“还太小呢？”对方说：“你就先给写几句吧，我怕孩子长大了，找不到你。”
早饭过后，两个区教委的领导们，还有记者，丁爽他们都来了，他们一同上车去了鞍山道小学。到了学校后，高玉宝把事先准备好的两条红领巾，送给了两名写信的小学生，并说了些鼓励她们的话，然后才离开天津。此次之行后，高玉宝被天津市河东区聘请为全区的校外辅导员，区荣誉市民。
一九九○年六月的一天，大连市聋哑学校请高玉宝为孩子们讲一课。那天早晨动身前，他突然心脏病发作了，家里人劝他不要去了，可他说，我已经答应孩子们了，要是不去孩子们该失望了。吃完药后，硬是骑着自行车走了。到了学校，老师们知道他病了，也劝他不要讲了，但高玉宝还是走上了讲台。他以《幸福不忘共产党》为题作了一场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课后，孩子们都十分高兴，都打着手势，向高玉宝表示敬意。
在海城少年管教所，为失足青少年作报告时，高玉宝望着台下那些孩子们，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的嘴都颤抖了，他说：“孩子们，爷爷小的时候，饭都吃不上，也没去偷去抢啊，你们有吃有穿，却走向了犯罪道路。但这些错不在你们，在我们成年人身上，在你们的父母身上。你们原来都是好孩子，相信你们一定能够改正过来，重新做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孩子们听着，一边流泪，一边把头低下了。
从一九五二年高玉宝给北京绒线小学作第一场报告起，到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给大连好阿姨家政有限公司组织的社区青少年作报告为止，高玉宝作报告总数已达5000多场，听众已达500多万人次。
有人问高玉宝，一个教师给学生补一堂课还要收千八百块钱呢，你高玉宝这样一个名人，作一次报告得要多少钱呢？高玉宝干脆回答：我分文不收！
六十年来，高玉宝给自己定了规矩，他作告有“三不要和三要原则”。一不要酬金，二不要礼品，三不要请吃。三要是，送红领巾要，送鲜花要，送聘书要。他收红领巾签名后，赠给学校最优秀的学生；接受鲜花后，他要送给学校最优秀的老师；只有送给他的聘书他留下，既是纪念也是责任。
高玉宝说，他一生只做了三件事，一件是参加南征北战解放全中国；一件是为教育下一代写书育人；一件是关心下一代工作，作爱国主义传统报告。
甘草寸心知。高玉宝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党和人民也没有忘记他，他先后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全军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少年儿童校外工作先进工作者、全军先进离休老干部、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第一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工作者、全国道德模范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高玉宝已是八十三岁高龄了，他总结自己的一生说：“人生，只有为祖国、为人民奉献，生命才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