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国诚实守信模范《他有一个幸运的理由》——记第二届全国道德模范周国允
王颖
农民工中最幸运的人
北京评选过几次最佳的十大建筑。这事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的十大建筑是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等，其后又有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十大建筑。如今，当代的十大建筑的评比也有了结果。当仁不让的是北京的T3航站楼、鸟巢、水立方和国家大剧院等。
如果说有这样一个人，他几乎参加了所有的这些有名气的伟大建筑，你认为他是不是一个幸运儿呢？不仅如此，他因为参加了这样一些闻名遐尔的建筑，因而几乎得到了所有的国家级的最高奖赏——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第二届中国杰出外来务工青年、奥运工程建设劳动竞赛优秀建设者、第二届全国诚信道德模范……还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那么，他算得上算不上是一个最幸运的人呢？结论是无可置疑的：他的确是一个最最幸运的人！
这个幸运者的名字叫周国允，河南滑县高平镇人氏，1964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在全中国一两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中，他是亿万中之一。然而，你看他，长相与外貌并没有任何出类拔萃之处，文化与谈吐也没有高人一等的地方，何以就如此成功如此辉煌，在不长的25年之后，竟然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了呢？
在这绝非侥幸的成功背后，必然有一个理由！
吃亏与挫折都是必交的学费
写周国允的成功，得从挫折写起。
他的第一个挫折是高考。少了十几分的分数，等于跌落下十几个台阶，从此被隔离于高等学府的大门之外，只能“望门兴叹”了。
那个时候，上大学、应征当兵，是两个最佳走出农村的通道，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如果说有，那就是外出打工了。但是外出打工有点像是“走西口”，那是一种无奈和苦涩的选择，但凡有前两条路可走的，不会选择这第三条路。
然而，周国允没有考上大学，想当兵时又被征兵的人看他长得瘦弱矮小，拒之门外，那就只得去当农民工了。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歌词儿虽然这样唱，但对于那整天都在一个村子里转悠的小青年来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到红尘里去走一走，总是于心不甘。于是，在1984年，父亲给了他一百多块钱的路费，他开始闯北京来了。
他没有坐过火车，更没有到过北京，别说北京，连河南的洛阳、开封、郑州都没有去过。所以，一下了北京站的火车，出来看到那攒动的人群，五彩的灯火，真让他顿时有了打翻了五味瓶的感觉——热闹、繁华、新鲜、奇异、陌生，同时还有些许无助与恐慌。并且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他说，这第一眼北京的印象，一直牢记在他的心里，到今天还觉得鲜亮、深刻。
背着行李卷的周国允，按照老乡那张皱巴巴的纸上写着的地址，在北京站下车之后，再径直走过几个红绿灯，又左转或右转弯，找到几路公共汽车……最后在东三环终于让他找到了长城饭店。
长城饭店的小包工头是他的老乡，包工头问道：“你干过什么工？”
他摇了摇头：“没干过，第一次离家。”
这回是包工头摇了摇头：“说技术你没技术，说体力你没体力，叫你干什么好呢？想辞你吧，乡里乡亲的——这样好了，你到木工组去学木匠活，先不定你工资，包你饭宿，看你有没有出息再说吧！”
他于是被撂在了木工组，当起了小木匠。
建筑工地都是在露天作业，虽然木工房还有一个简单的窝棚，但那也挡不住北京冬天的冷。寒风吹透了他的棉衣，大风甚至好几次想把他掀下脚手架。零下十五六度的低温，冻烂了他的手脚，有一次，手麻木了，一斧头砸下去失去了准头，砸到了左手的五指，虽然戴着一副手套，还是把手指砸得血肉模糊。
但一切都出乎包工头的预料，这个长得虽然瘦小的青年，却有着扎扎实实的高中文化底子和一个聪明的脑袋，他边学边干，还善于逐磨，渐渐地，包工头对他刮目相看了。一年之后，他竟然挣到了六十多个同乡中的最高工资，即每天5块钱。这也着实让他骄傲了一把。到了后来，还让他当上了木工班的班长。
年底，他买了一块上海表，又穿上在商场买的一套便宜西装，风风光光地回家过年去了。
在回家的一路上，他想入非非，他的梦想是能当个万元户，在家乡盖上五间大瓦房，再娶上一个媳妇，对了，还得买上一辆嘉陵牌摩托车，这是“三十亩田一头牛”的热炕头日子，不，比那还要好些，毕竟那辆摩托车能带着他飞来飞去……
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工的梦境。
过罢年从家里出来，老板说，这回咱们不去北京了，到银川去，贺兰山下，那里的钱好挣。老板还要他组织村里六七个工人，由他带领，到宁夏去。
有谁知道，这是他新挫折的开始。
为了节省劳力，他们六七个人要干十多个人的活计，起早贪黑十多个小时，既没有什么好吃的，活又特别累，再加上水硬风硬沙尘大，个个都水土不服。有好几次周国允都累趴下了，到医务室打完青霉素和吊针，就自个儿蹲在台阶上痛哭，哭了好一阵子，心中的委屈哭出来了，再去干活。
熬了一年，工资少得可怜，竟然没几个钱可以往家里寄。
他以为下一年可以好些，苦尽能够甜来，谁知第二年才是他的危难时期。
原来的施工队长承包了一项更大的工程，要参建一个30万吨的水泥厂，于是他找周国允谈，要他从家乡组织50多名工人，分包水泥厂一部分工程。
周国允如数调来了家乡的“子弟兵”。
其实，包工头因为想省钱，原先十几个人的活计只让他招工六七人，现在起码是上百人的活计，却只叫他组织五六十个人，明显地是想让他们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
但是，在这个时候，周国允还有些懵懂，他只想把活干好，早日完成任务，并没有想到会有其他的事情发生。
谁知，包工头与甲方在价格上没有谈拢，再加上其他原因，一气之下，决定不干了，连招呼都没打，就将周国允的50多个人撂在了贺兰山下。
这些家乡出来的工人只认得周国允，于是向他要账，问他要钱。是啊，既然没活干，那你周国允起码得付给这几十个工人路费钱啊！如果再好一点，误工的这些天也得付一些工资吧？
可是他周国允找谁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