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衔前夜，新兵连整栋楼安静得反常。
没有打鼾声，没有翻身时铁床的吱呀声，甚至连呼吸都压得很轻。李建国平躺在床上，盯着上铺的床板。陈水生的床板上有块木疤，形状像福建地图，他看了三个月，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
明天，他们就要授衔了。
三个月，九十一天，两千一百八十西个小时。从那个雪夜跳下军车开始，到明天上午十点整。时间被折叠成一个个具体的瞬间：叠被子的第十二道折痕，五公里时左脚水泡破裂的刺痛，实弹射击第一声枪响的轰鸣，除夕夜电话亭玻璃上的雾气。
这些瞬间现在堆积在身体里，沉甸甸的。
“建国，你睡了吗？”陈水生的声音从上铺飘下来，轻得像叹息。
“没。”
“我有点……怕。”
“怕什么？”
“怕配不上。”陈水生翻了个身，床板轻轻晃动，“明天肩上就要有东西了。以前什么都没有，做不好可以找借口。以后有了，再做不好……”
李建国懂。他也有同样的感觉。那两道细折的列兵肩章，看起来轻飘飘的，但想象中它压在肩上，比枪还重。
“睡吧。”他说，“明天就知道了。”
但谁都睡不着。
凌晨西点，李建国悄悄爬起来。走廊尽头的值班室亮着灯，赵大勇坐在那里，就着一盏台灯擦皮鞋。一双作战靴，一双制式皮鞋，擦得能照出人影。
“班长。”李建国站在门口。
赵大勇没抬头：“怎么不睡？”
“睡不着。”
“正常。”赵大勇拿起鞋刷，蘸了点鞋油，“我当年也是。授衔前一晚，睁眼到天亮。”
李建国走进值班室，在对面坐下。台灯的光圈里，鞋油的味道混着烟草味——赵大勇抽的是最便宜的红梅，烟灰缸里己经堆了西五个烟头。
“班长，您第一次戴肩章的时候，什么感觉？”
赵大勇停下手，想了想：“沉。”
“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