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哨所的第七天，分析结果才最终确认。
不是什么微型标签或高科技信标——技术组在那些生活垃圾的碎纸片边缘，发现了几乎被磨平的、用特殊药水书写的痕迹。经过复杂的显影处理，几个模糊的数字和简写地名浮现出来，指向边境线另一侧的一个小镇。
“是老手法。”高城看着那些复原的信息，脸色沉静，“用最简单的化学药剂，写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没有电子信号，没有金属部件，就算被找到，也很容易被当作普通污渍忽略。”
李建国看着那些字迹。它们藏在食品包装袋的折痕里，写在烟盒的内衬上，就像灰尘落在灰尘上。
“所以对方很谨慎，”他说，“也很专业。”
“而且经验丰富。”高城补充，“这种手法至少流行了二十年。写这些东西的人，可能比我还老。”
简报室里，边境地图再次被铺开。这次关注的不是七号区，而是那条蜿蜒的国境线，以及线两侧的几十个村落、山口、河谷。
“他们的网络可能比我们想的更大。”高城的手指在地图上移动，“七号区只是一个点。如果这个组织存在了这么久，他们一定有更多的通道、更多的藏匿点、更多我们不知道的路线。”
他看向李建国和陈锐：“你们的任务变了。不再是定点监控，而是要摸线。”
“摸线”——侦察兵的行话，意思是沿着一条可能的通道或边界，进行系统的、细致的侦察，找出所有可能的出入口、联络点、活动痕迹。
“从七号区开始，沿着这条山脉走向，向北三十公里，向南二十公里。每一条能走人的小路，每一个能藏身的山洞，每一处靠近水源的平地，都要看，都要记。”
高城顿了顿：“这次没有高科技设备支援。上级调整了策略，这种涉及境外的敏感情况，大规模技术侦察容易引发外交纠纷。我们要用最原始也最不会出错的方法：人的眼睛，人的脚。”
李建国明白了。这是要回归侦察兵最本质的工作：用双脚丈量边境，用肉眼识别异常，用经验判断危险。
“时间？”
“两个月。”高城说，“你们两人一组，我再从连里调两个老边防给你们，组成一个西人侦察小组。每十天回来汇报一次，补充物资。记住，这次的任务不是抓人，不是拦截，只是看和记。遇到任何情况，优先隐蔽，保全自己。”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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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的准备完全不同了。没有吸波面料，没有消磁处理，只有标准的野战装备：迷彩服、作战靴、背囊、步枪、望远镜、指北针、地图。唯一的“高科技”是一台带有长焦镜头的数码相机，和几个大容量存储卡。
补充进来的两个兵都是边防连的老士官。一个叫吴大勇，三级军士长，蒙古族，壮得像头牛，据说能徒手按住发疯的牦牛。另一个叫周明，二级军士长，瘦小精悍，是连里有名的“山路通”，能在山里不靠地图走三天不迷路。
“两位班长。”李建国和陈锐敬礼。
吴大勇咧嘴一笑，露出被烟草熏黄的牙：“别客气，往后两个月，咱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周明只是点点头，己经开始检查装备，动作麻利得像在数自己的手指头。
第二天拂晓，西人小组离开哨所，沿着山脉的走向，向北出发。
没有路，只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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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李建国就体会到了“摸线”的含义。
这不是行军，不是巡逻，是比绣花还细的活。每走一百米就要停下来，观察、记录、拍照。吴大勇负责地形和植被，周明负责辨认兽道和人迹的细微差别，陈锐负责警戒和测量，李建国负责汇总记录和绘制草图。
“看这儿。”周明蹲在一处碎石坡前，用匕首尖轻轻拨开几块石头，“石头底下的苔藓颜色不一样。这块翻动过，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李建国趴下来看。确实，石头底下的苔藓是黄绿色的，而周围的苔藓是深绿色，还带着湿气。
“人为翻动？”
“可能是人，也可能是大动物。但看这石头的摆放——”周明指着几块石头形成的简单遮挡，“像是故意盖住什么。”
他们小心地搬开石头。下面没有地道，没有藏匿物，只有一片相对平整的地面。但在地面中央，有一小片被压实的泥土，形状很规整——像是箱子的一个角曾经长时间压在那里。
“运输中转点。”吴大勇判断，“有人在这里卸过货，休息过，然后把箱子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