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那些越落后、越愚昧的地方，相信算命和迷信的人则越多，而且给人算命的往往都是些连自己走路也要依靠明眼人帮助的瞎子，这是个极其荒诞和有意思的社会现象。走投无路的李红修倚仗自己拉得一手好二胡和一双别人无法探测到真假的失明眼睛，开始了养家糊口的算命赚钱之路——欧阳则是他成功“事业”的工具和拐杖。
“姐夫，刚才那个老婆婆真的能活到九十岁？还有那个瘦小的婶娘她来年真有啥灾附身了？”一天，欧阳趁无人时，悄悄问姐夫。
“去去！小孩子家，你只管引我走路，啥事不许瞎问！听清楚了没有？”姐夫举着竹梆，威吓着欧阳，一脸凶相。
欧阳从此再没有敢问一声姐夫的“算命技术”，他甚至有意在姐夫为别人算命时躲到远远的一边——幼年的他怎么也弄不明白那些手脚麻利、耳聪目明的人为什么就那么心甘情愿地把钱交给“乱说一通”的瞎子姐夫，临走时还毕恭毕敬地道一声“谢谢算命先生”。
“傻子！”欧阳暗暗在心头骂了一句，可一回家看到小外甥又能欢腾着小手吮吸母亲的**时，他再也不会骂那些虔诚地来找他姐夫算命的人了。
算别人的命、养活自己一家人的命。欧阳开始渐渐理解姐夫，也为自己能引道让姐夫每天多走几个村庄而感到一分深深的责任。
若以为瞎子算命是件多么惬意的事，那一定是个无知的蠢人。瞎子算命的苦水从来不曾有人向公众倒过，因为他们是社会最弱势的那一部分，无人关注他们。如果不是欧阳，也许就连我这个一向被人冠以“专为弱势群体说话的作家”，同样不会去眷顾这样一些边缘人群的真实生态。
欧阳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有过五年多的与“瞎子算命”为伍的经历，他所倒出的苦水我听后只想哭——
“初到汉川一带，我人地两生，此地又是稻田为多，田埂窄而泥泞。为了让瞎子姐夫不至于经常摔跤，我只能赤脚走在水田里，让出路面给他走。这样一天下来，我的双脚不知要划破多少道。稍不留意，还会踩空在深沟里，活像个泥猴子，有时弄不好连姐夫一起栽倒在泥沟里。姐夫脾气大心情不好，这个时候他会抡起手中的竹篙朝我头上砸来。我想哭又不敢哭，我知道姐夫自己也很苦恼，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而且一哭也会把那些来找他算命的人烦走了……
“那会儿我最忌讳走大路，因为在这样的路上经常会碰到上学和放学回家的同龄孩子，他们见我牵着瞎子不是嘲笑我就是用泥块追打我和姐夫。可我受不得他们的欺负，所以尽量避开大路走小路。但乡间的小路不仅难走，而且稍不留神就会踩在牛羊粪堆上，有几次姐夫摔倒在粪堆，他特生气，因为这样他就无法给别人算命了。可姐夫哪看得到我摔在粪堆后的难堪？那时我已经十岁多了，懂些事，本来看着自己赤着脚、上下穿的净是补丁破衣已够没面子的，现在又外加满身都是臭粪味儿。到一个陌生的村子后，姐夫忙着给人算命时，我就远远躲着，怕被人瞅着难堪。可我人生地不熟的往哪儿躲？多少次，我一躲反倒成了那些专门喜欢欺生的人的袭击对象。他们不是骂我叫花子，就冤枉我是小偷；不是用棍棒追打我，就是用砖块或者脏东西扔我，再就是朝我身上脸上吐唾沫、揪头发……我不敢哭，一哭又怕影响姐夫的生意。可我不哭又心头觉得太难受和委屈，几次甩手不想干了，但每当这个时候，我立马会想到等在家里的姐姐、想到饥饿待哺的小外甥，还有独立行走在陌生路途上一不小心掉进河塘与沟谷的姐夫……于是我还得干下去，继续牵着瞎子姐夫走向一个又一个陌生的村庄和镇子。
欧阳给我讲述这一段情景时，依然一脸惊愕之色。
“生活还在继续，姐姐和小外甥还在家里等待我们将换回的食物带回家。我必须一如既往地牵着姐夫向更远更远的地方去为那些期待运气的人算命测字。现在看起来，当年我引着姐夫走过的路好像也就几个县市的范围，可那时我感觉像走遍了整个世界似的，路那么远，道那么难……姐夫是个很会算账的人，生意好时一天他能赚上一两块钱，有时则一天没一个找他算命的。所以我们俩出门不管多少天，他从不花挣来的钱，哪怕是一毛钱他也舍不得。我们吃的都是我姐在我们出门时给做的一些食物，一吃就是好几天。带的东西吃完了，就沿途讨饭。有时找我姐夫算命的人不给钱，端上一碗半勺的饭菜也就成了我们填肚的食物。我们老家这儿的河道很多，那时农村许多地方造不起桥，就设了摆渡口。摆渡口是要收钱的，姐夫为了省钱，一般不让我引他上渡船。怎么办？我们就只能脱光衣服，游水过河。夏天还好说，秋里和冬天就不行了，河水冰凉刺骨，但为了省一毛、几分的摆渡费，我和姐夫经常光着身子在冰凉的河水中游过去……没法子，瞎子算命，其实跟乞丐没什么两样。走路是这样，夜宿更没个准。碰上好运气，睡个牛棚猪栏，或者生产队的稻谷堆什么的。运气不好，只能裹着单薄的衣衫缩在田埂边的沟洼坎道内。
“多少次我在陌生而崎岖的荒野之道因饥饿而想了却此生，又有多少次因为忍受不了同龄人和那些粗野的大人们的欺辱与棍棒的毒打，我想丢下姐夫独自回到父亲和母亲身边，可最后每一次都是因为想起了可怜的瞎子姐姐及瞎子姐夫与刚刚出生的小外甥，我又不得不重新光着脚板，披着晨露或月光走向前面新一个陌生的村庄与镇子。在那五年多时间里，我牵着姐夫几乎走遍了汉川和云梦四周几个县市的所有地方。姐夫因此很感激我，因为有了我他可以凭自己的一手好京胡，招揽那些找他算命的人，也为家里维持生计赚得了钱。时间一长，我很想学学他的二胡手艺，可每逢这个时候，姐夫的脾气就特别大。只要听我在弄胡琴，就会立即抢走胡琴。我说我想学学拉二胡，他便更加生气地大声嚷嚷：‘你也想当瞎子吗，你也希望长大了像我一样生活吗？’听姐夫那么骂我，我嘴上不敢言语，心里却在说：我当然不想当瞎子，可我想学京胡。我就偷偷琢磨怎么弹奏二胡。别看姐夫他能娴熟地拉上几首歌曲，而且让人听着还非常动听似的，其实他根本不懂乐理知识，更不知啥叫五线谱，连1234567这七个音符也弄不清。但姐夫属于那种比较聪明的人。就像为了给人算命多多少少糊弄得过去一样，他凭着自己对听来的歌曲的理解，慢慢在二胡上琢磨出个道道，于是一首用现在的话说蛮流行的曲子就在他的二胡上拉出来了，他的算命生意也因此有人信了。姐夫的二胡本领是这样学得的。跟他几年后，我就偷偷琢磨起他的拉胡本领，日子一长，我也能摆弄起几首姐夫常拉的曲子了，而且别人听了也觉得像那么回事。这是我跟姐夫五年多算命旅途中唯一学到的一点‘技艺’。”
“现在还能拉几曲吗？”听到此处，我忍不住给欧阳提过二胡。
“没有问题！”欧阳欣然拨动起胡弦，非常投入地拉起弓弦。第一曲是快节奏的《真的好想你》。
“嗬，你这不是专业水平嘛！”料想不到欧阳的演奏水平之高！欧阳经我一夸笑道：“从当年姐夫那儿学到的一点本领，我后来在生产大队当上了文艺宣传队队员。到部队后学了文化，也开始懂了乐谱知识，所以才有现在这样的演奏水平。”
“要说我姐夫这个人还是很有经营意识的。他后来靠算命积蓄的几个钱，搞起了小百货买卖。当时农村每年冬季的时候都要搞农田水利建设，一搞就规模很大，有时是几个村的人聚集到一条河道上挑泥挖渠，有时甚至几个镇聚集在一起，几千人、几万人的场面，很热闹，很壮观。这些参加农田水利建设的人通常几天甚至几十天都在工地上，男男女女都有，这样他们总需要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姐夫就是瞅准这个机会做起了小百货买卖，其实就是货郎担。卖的东西也就是些针线呀，扣子呀，肥皂呀，还有小孩、大人都喜欢吃的棒糖什么的。别看这些东西，那时乡下也不容易有。于是姐夫就带我到武汉去进货。听说要进城，我高兴得一夜没睡。第二天我们登上了火车，虽然我和姐夫只能站在走道上，可我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太幸福了，比村上的那些上学的同龄伙伴还要幸福。尽管他们能上学读书，可他们很多人没坐过火车，更不用说现在我要上武汉去了，这是我的同村小伙伴们不可能做到的事。那一刻我有了幸福感和自豪感。
“到了武汉下车后，我看着那么多的高楼大厦，简直是又惊又喜！但也有一件事令我尴尬不已：像平时一样，我的脚一直是光着的。哪知道城里的水泥马路与乡下的泥土路不一样。那水泥路在烈日炎炎的阳光下烫得炙人，虽说我的脚板不怕坎坎洼洼的泥块和石子，但经不住那么烫的水泥马路，没走多少路，我就苦不堪言。可因为第一次进城太兴奋了，脚板再烫痛，也似乎比不过我那激动的心情。在武汉城里，我还是牵着姐夫走路，而且我的脚板因为烫疼后走路也是一拐一跛的，现在想起来真好笑：那么繁华的武汉大街上，一个年少的跛子牵着一个瞎子，我竟然没有一丝的自卑和受辱感，相反每时每刻都兴高采烈的。走着走着，突然我听到一声‘呜——’的鸣笛，问姐夫这是什么声音？姐夫说是轮船。我一听立即兴奋起来，问他是不是长江里的轮船？姐夫说，是啊，前面就是长江大桥。这还了得，我一听长江大桥就在不远的地方，我不顾一切地往轮船鸣笛的方向奔去。在乡下时，我听同村的小伙伴说过他们在书本上读到武汉长江大桥多么雄伟壮观，那时我想如果这辈子能见一见这座举世瞩目的长江大桥，还有滚滚东流的长江和长江里的大轮船，那我就是最牛的人了！大桥现在就在我的面前，我不能错失这个机会，我跑啊跑，飞一样的跑！姐夫在后面喊也没有用，我像脱了绳的风筝，离了弓的箭……大约走了几百米，我终于登上了长江大桥的桥墩，我双手扶住齐头高的栏杆，昂首朝大江看去，那一刻我小小的心灵第一次感到震撼：长江原来这么宽啊！大桥简直跟天上的彩虹一样长、一样美呵！还有那轮船，跟几层高楼似的，两岸的高楼大厦、黄鹤楼、晴川阁……我陶醉了，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幸福是什么！过去没有吃、没有穿、跟着姐夫到处流浪、算命讨饭、受人欺凌挨打都算不了什么！能站在长江大桥上，能看一眼长江，看一眼在长江里鸣笛航行的轮船，我就全满足了！以往的一切眼泪，所有苦水，就在这一眼之间全部烟消云散……”
“但那一次我感到有点遗憾的是仅仅在大桥上呆了不到十来分钟。一是怕姐夫着急，二是怕自己丢失迷路，所以瞅了一眼，赶紧往回走。虽然被姐夫一顿臭骂，可我心里那个开心劲持续了足有几个月……”欧阳推开窗户，看着夜幕中万家灯火的城市，感叹道：“快30年了，我多么想再上一次武汉长江大桥，去弥补一下当年的遗憾。”
“这还不容易！你不是现在在武汉有好几个开发项目吗？抽空走一趟不就得了！”我十分好笑地对欧阳说。
“此一时彼一时呵！现在我一个月内从深圳到武汉要来回飞几次，十几年当兵期间也经过武汉无数次，可就是没时间专门上大桥去看一眼。唉，忙忙忙，人到中年，有些事反而不如童年那样憧憬美好了！”
“这个愿望我帮你实现！”
“什么意思？”
“你不是说下个月让我跟你一起上武汉看看你那几个开发项目吗？到时我们一起上武汉长江大桥去！我也没有去过呢！”
一听我这话，欧阳顿时笑得像孩儿一般灿烂，并保证：“好，一言为定！”
大约一个多月后，我们两人真的特意从武汉长江大桥的北边一直走到大桥的南边。那一天天气格外晴朗，武汉长江大桥虽然已历经40春秋，但仍不失其雄伟壮观的气势，桥面上车水马龙，桥底下汽笛声声，再眺望大桥南北的江岸，重镇武汉一片欣欣向荣之景，蓝天碧云下几只风筝飘在我们的头顶……欧阳和我像两个顽童般忽而指点着江中拖着长长的船队嘻嘻哈哈像一条“饥饿的蜈蚣”，忽而比划着大桥围栏试探着能不能飞身入江……总之，欧阳把他当年留下的遗憾在这一日全部补偿了回来。
“喂，喂喂——你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吗？我在长江大桥上！在长江大桥的最中间的这块桥板上……”欧阳完全陶醉在童年的憧憬之中，他站在大桥的最中间，用手机跟远在温哥华的妻子拨通了电话。
这一天，欧阳嘴里哼的歌是：“小时候，我把人间的苦吃尽；长大后，我把世上的幸福来创造……”这是他自编的，没法在哪首正经的歌曲里找到，不过在欧阳祥山的人生词典里明明白白、清清晰晰地烙刻着。
这是后话。我们还是回到欧阳在自己的故乡向我坦白“原罪”的那一夜吧。
“我这辈子注定与钱打交道。小时候因为穷，为了省六毛钱的火车票，我乘车逃票，几次差点丢了小命；后来跟姐夫外出算命流浪，为挣一毛、两毛钱，受过皮开肉绽之辱；稍大些，我俩跑货郎担，有一阵市场上刚流通一种新面值一元的人民币，因为我不认得，姐夫也头一回接触，两个大人用新票子一元钱买我们的东西，结果我把它当成了10元钱反找给了人家9元钱，两个大人奸笑着扬长而去——这新票一元钱跟旧票10元大小一模一样，姐夫为这念念不忘。他说‘我是瞎子，你怎么连瞎子都不如？’他的这话深深地刺伤了我幼小的心灵。可不是，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我，其苦难的命运与一个双目失明的瞎子有什么区别？甚至更不如。恨家里无钱供自己读书，命运太苦，这就是我欧阳祥山曾经有过的‘原罪’……”
欧阳无“原罪”。欧阳的“原罪”是苦难、饥饿和耻辱煮蒸出的滴滴辛酸泪水……